长期以来，中国的医药行业主要做仿制药，创新药则被外企垄断，本土药企研发的创新药极为稀少，近几年，这种现象逐渐被打破，一批本土创新药企正崭露头角。
随着2015年开始的药政改革、2018年开始的药品带量采购、2018年港交所允许未盈利生物科技企业上市等政策的落实，本土创新药企迎来越来越多的发展机遇。
如果以加快了审评速度的药政改革为分界线，几年里，国内的创新药企走向资本市场，走上国际舞台，也逐渐收获了上市产品，开始商业化。
2020年，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打乱了世界运行的秩序，也更加凸显生物医药行业的意义和价值。新药研发、临床试验、可及性、可支付，这些医学专业词汇逐渐被大众熟知，本土创新药企在资本市场的估值一次次往上刷新。
站在前所未有的关注度高点上，创新药企都以比肩跨国药企为目标，他们如何自我评价？面临什么困境？未来如何发展？作为见证者和记录者，经济观察报将持续关注中国生物医药产业的发展和变革，对话其中优秀的创新药企决策者。
百济神州(06160.HK)最近一次被行业关注是1月12日，自研PD-1药物替雷利珠单抗(商品名：百泽安)的海外权益卖给了诺华，总交易金额超过22亿美元。
这是国内药物出售海外权益的最高交易金额，这家刚刚成立10年的创新药企再次刷新纪录。上一次创造纪录是2020年7月定增20.8亿美元，这是全球生物医药史上最大规模的股权融资；再上一次是2019年11月，其研发的泽布替尼(商品名：百悦泽)在美国获批，这是中国自主研发的创新药首次在美国获批，成功出海。
百济神州被认为是中国最国际化、研发实力强大的制药企业，两位创始人是中美“双院士”、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所长王晓东和原保诺科技(BioDuro)创始人欧雷强。从创立起，百济神州一直专注于肿瘤的靶向治疗和免疫治疗，这两年逐渐扩展到相邻的疾病领域。
从研发来看，百济神州目前有70多项全球临床试验，其中27项为关键性或有望实现注册的临床试验，17项为三期临床试验，10项为全球三期临床试验。到2021年底预计有12款上市药物，其中6款为自研产品。
百济神州高级副总裁、全球研究和亚太临床开发负责人汪来称，近期的管线布局，希望临床前项目中，有50%是First-in-Class(首创新药)，50%为Best-in-Class(同类最优)药物。
研发实力和国际化潜力，也让百济获得了资本市场的认可：2016年在纳斯达克上市，2018年登陆港股。截至目前，百济神州港股市值接近2000亿港元。
2018年，原辉瑞大中华区总裁兼中国总经理吴晓滨出任百济神州中国区总经理兼公司总裁一职。生物化学和药理学博士出身的他，在医药行业里第一份工作是在拜耳当医药代表，一路历任拜耳医药保健有限公司(中国)总经理、惠氏制药中国及香港地区总裁兼总经理等职务。
本土生物制药企业的高管中，吴晓滨是最年长的“老顽童”。亲历中国医药环境的大变化，他想看到的还有更多。
PD-1市场格局
在元旦前几天公布的医保谈判结果中，百济神州的三款产品：自主研发的替雷利珠单抗(商品名：百泽安)和泽布替尼(商品名：百悦泽)，以及通过安进合作引入的地舒单抗均谈判成功。
半个月后，百济牵手诺华，后者以预计超过22亿美元获得替雷利珠单抗在北美、欧盟和日本等主要市场的开发和商业化权益。其他地区，包括多个“一带一路”覆盖国家的权益则归百济所有。
百泽安和百悦泽是百济神州自研管线中目前唯二上市的成果，根据医保局和企业签订的保密协议，具体的价格要到新版目录启用才知道，不过根据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熊先军所说，谈判成功的3款国产PD-1价格降幅在80%。
这也是目前崛起的创新药企面临的共同情况，收获的产品尚不多，商业化经验跟国际Biotech公司比不足，医保谈判提供了机会，进医保却意味着降价。
经济观察网：80%的降幅，对企业来说，是一个可承受的价格吗？
吴晓滨：这一次的PD-1谈判，各个企业的降价幅度不一样，这一点医保局做得很好。可能医保局也意识到，PD-1无论在疗效、品质、安全性，还是进入医保的适应症范围，每个都不一样，所以他们没有一刀切，说所有PD-1都一个价格。
第二点，这次的价格比预期最坏的情况好一点。在这次谈判之前，网上有很多流言，说医保局要把价格降到白菜价，这些事情并没有发生。
中国创新药企业和欧美有很大不同。中国是一个14亿人口的发展中国家，尽管GDP总量排世界第二名，但是人均GDP排名相当落后。
每一个公民看病，能否承担得起治疗，关乎的是国民的幸福，以及社会的稳定。所以中国的创新药企有一个重要任务，让老百姓以比较好的价格，用上世界最先进、有专利的、原创的药，保证长期的可负担性和可持续性。
经济观察网：新一轮医保谈判落幕，未来PD-1市场的竞争会集中在哪些方面？
吴晓滨：产能和适应症。先说产能，我们从一开始通过MAH制度(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制度)和德国的勃林格殷格翰在一块生产，从工艺设计、流程、质量、管理效率等方面，都能够保证世界上一流的生产品质。
勃林格殷格翰在这方面非常有经验，目前一直在进行生产工作。
此外，我们自己在广州也建立了一个非常大的生物制药工厂，当然以后还会生产其他产品，但目前的重点一定是PD-1，未来工厂投产后，产能就会进一步扩大。
2019年9月完工的广州基地第一工厂，我们建设了4个2000升的罐子，到2020年12月，第二工厂刚刚完工，同步启动了第三工厂的建设。
等到这些工厂都做完了，总产能将高达64000升，而且生产质量对标FDA、EMA、NMPA等多个标准，不仅满足国内的需求，未来也能满足国际上的需求。
再说适应症，百济神州一开始就着重国际，有十几个大型试验都是全球性的试验，包括欧洲、美国、澳洲、日本、韩国。
这种全球性临床试验，我相信不是每家公司都能做到，但是我们很早就开始做了，而且必须做。
目前PD-1在国内已经批准的一些小适应症，很多是市场急需，这是所谓的有条件批准。以后有些大的适应症，如果市场上已经有同类产品得到正式批准了，而且这个产品做过大型三期临床试验，可能国家就不会再有条件批准同类产品了。
实际上，现在每一家都在做大型三期试验，投资巨大，但是不是所有的公司都有这种能力？我觉得越往后，困难会越大。
所以今后的竞争也取决于你有多少适应症，大适应症是否能够得到批准。
药政改革
药政改革开始的标志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在2015年8月联合印发《关于改革药品医疗器械审评审批制度的意见》，这个文件又被称为“44号文”。2017年10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深化审评审批制度改革鼓励药品医疗器械创新的意见》，则被认为是药政改革的新高潮。
新药的审评审批加速、仿制药与原研药质量和疗效的一致性评价、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制度(这种模式将上市许可与生产许可分离，上市许可持有人可以将产品委托给不同的生产商生产，药品的安全性、有效性和质量可控性均由上市许可人对公众负责)试点等政策的落地，都始于这场改革。
经济观察网：2020年是药政改革5周年，这五年，你的工作有哪些变化？
吴晓滨：变化太多了。比方做IND(新药临床试验申请)，以前经常要两三年批下来。新药审批的时候，监管部门问的第一句话经常是，这个药国外批了没有？你要说国外没批，大家心里就打鼓了，欧美都没批，我们怎么弄？
现在不会有人再问这个问题了，只看数据，看你的科学。药物临床试验也采用备案制，60个工作日监管部门不提出异议，企业就可以进行安全性的临床试验。
其他比如，审材料的同时，GMP(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GCP(药品临床试验规范)核查都同步进行。这种进步不是某一点的改革，是全方位的改革。
大家都说，中国制药行业的春天从2015年开始。其实不光是药监局在改，其他部门也在改，比如医保局，过去创新药可能五六年、七八年都没有一次进医保目录的机会。现在年年都有机会谈判，惠及老百姓。
经济观察网：你对药政改革还有怎样的期待？
吴晓滨：我们需要关注下一步，好的政策有了，怎么把一些政策落地？举一个例子，MAH已经从试点正式变成国家立法了，但很多细则还没有真正落地，包括生物制药是不是能多点生产的问题。
因为生物制药高度复杂，如果我把所有的生产都放在一个点，风险性非常高，怎么保证供应链的可持续性？国外很多企业的做法是同时有两三个生产点。目前关于MAH生产变更的细则还没有出台，很多企业也在等着，希望能够快速落地、执行。
创新药的商业化
2015年，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受理的1类创新药注册申请约70多个，到2019年，这个数字是319个。
创新药审批加速，一批创新药在近几年密集上市，这也给企业也带来了商业化的挑战。百济神州此前代理了美国公司新基(现被百时美施贵宝收购)的3个重磅产品，第一年销售额翻了几倍，也由此吸纳了新基在中国的销售团队。在一众创新药企中，百济已经从研发型生物药企转向能做商业化的综合型药企。
经济观察网：业内都认为，国内创新药企的商业化能力不强，你怎么看？
吴晓滨：中国传统企业是卖仿制药，不需要太多的科学推广，也不做什么临床试验。
现在情形不一样，中国起来了一大批的创新型药企。这些企业做的东西就是自己做出来的，你不宣传、推广，就没人知道这个药，也不知道该用到什么病人身上。
但是恰恰这些企业都是从科研起家的，没有哪一家说我先做商业化的。这些企业不像辉瑞，辉瑞已经卖了100年的药，谁都知道他，只要有个好药给他，他一定能卖好，100年里他无数次证明他行。
竞争非常激烈的环境下，作为新面孔，要让别人知道，这件事本身就很不容易。国内的创新药公司以前没有证明过。但是，这些创新型企业，只要找对了人，建立正确的价值观、理念，商业化依然可以做得很好。
经济观察网：创新药进医保之后，还面临进医院难的问题，如何解决？
吴晓滨：进医院的问题，对现在所有创新药企都是挑战。我希望这个问题能够很快得到改进，国家有关单位也需要研究这个问题。
国家从十三五规划开始，新药创制重大专项积极扶持创新药，药监局评审进入快速通道。医保局方面，一类创新药或者创新药从过去好几年不评审，到现在年年都有机会进行谈判。
但是到最后一步——进医院，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
创新药能给病人带来很大益处，进医保价格也有了很大的降幅，但现在没有哪个政策说，进医保的一类新药能不能顺利进入医院，有的时候几年都进不去医院，这卡在每一家医院里面的程序上面。
如果没有个统一的说法，统一的要求，每一家医院采购的要求、药事会的频次、标准都不一样。怎么打通最后这一公里，让药物进了医保能真正惠及患者，是个很重要的问题。
经济观察网：商业化团队如何应对？
吴晓滨：我们除了传统意义上的扩大人员队伍，还要更多地用新的技术，包括互联网和数字化的技术，开展线上的教育，继续加强商业化的工作。
融资和“烧钱”
在本土生物制药领域，没有一家企业比百济的研发投入更高，研发支出远超人称“一哥”的恒瑞医药。百济神州2019年研发支出65亿元，2020年前三季度研发投入约66亿元。过去4年，百济神州在研发上的投入接近29亿美元(约200亿元)。
巨大的研发投入背后是巨额融资，成立以来，百济神州通过上市、定增及配股等方式累计融资超过45亿美元(约310亿元)。2020年11月，百济宣布要上科创板。
经济观察网：百济已经在纳斯达克和港股上市，2020年7月定增超过20亿美元，账上现金不缺，为什么还想上科创板？
吴晓滨：我们最主要的考量是，百济作为从中国出发的创新企业，在科创板上市更能让中国的投资人、亚太的投资人了解百济，关注百济。
过去国内没有科创板，像百济这样的企业，不符合上市对利润、销售额的要求。现在股市和证监部门在进行改革，让一些发展阶段的创新企业，在销售额不大的情况下能够上市，这对科创企业的发展是一个机会。
经济观察网：业内对百济的印象，跟国际化一直相伴随的是“烧钱”，你怎么看这种印象？
吴晓滨：医药公司的研发经费，大部分是用在临床上，因为一个科学理论、一个药物的作用机制再好，也必须要在临床试验中得到验证。另外20%花在临床前研究，也就是discovery上。
为什么临床试验的投入高？因为我们临床试验做得多，不仅在中国做，而且在全球范围内做。如果你在全球做临床试验，这就是国际大公司，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的研发投入其实不多。如果按照国内企业过去的标准，那研发支出就比他们高出很多。
经济观察网：百济被大家所熟知的是肿瘤相关的一些产品，现在研发管线也逐渐有其他疾病领域，为什么做这种布局？
吴晓滨：我们的产品和管线布局是从肿瘤开始，因为肿瘤是最大的未满足的需求。
随着管线和产品组合的扩大，公司也会自然过渡到相邻的治疗领域，比方自身免疫、类风湿关节炎等等，在致病机理上，它们和肿瘤的信号传递有类似的地方，存在一定的协同性。长远来看，我们未来也有可能进入其他的治疗领域。
（文章来源：经济观察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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