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应该是本次达沃斯论坛的重要内置议程。
管理这个世界的政治家和商界领袖们已经习惯了每年初飞往白雪皑皑的瑞士滑雪小镇集体探讨世界问题并寻求改善的方法，尽管外界并不清楚有多少真正重要的改变由此引发。但是过去一年，这场新冠疫情大流行让整个世界陷入了已失去200万人生命的公共健康危机和全球GDP缩水超过5%的经济困境，也让今年的这场精英讨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也更迫切。
疫情之后，如何以更公平的方式重建全球经济，打造一个所谓的“更具包容性、持续性和韧性”的未来？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Ursula von der Leyen）在1月26日达沃斯线上论坛发表讲话时，强调达沃斯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施瓦布（Klaus Schwab）提出的“大重构”倡议非常重要，并给出了欧盟正在推进的解决方案。
她称，新冠疫情证明，世界迫切需要一份像《巴黎协定》一样的针对保护自然多样性的全球协议。她谈到欧盟7500亿欧元刺激计划中的37%用于绿色协议，尽管如此，公共资金依然不够所需，她呼吁更多企业加入行动，而欧盟将起到带头作用，推动环境友好型项目，并加强相关尽职调查，确保欧盟市场不会成为地球另一端森林砍伐的动力。
她呼吁建立新型合作关系，以应对今后危机和重大社会挑战。她披露欧盟将推动公私合作重建公共卫生应急体系，提供有预见性的预算投资，为社会重大挑战未雨绸缪；发挥单一市场优势，鼓励将投资导入绿色经济、继续推广碳交易、投资于大规模楼宇改造以降低能耗、创造氢能源谷等。
冯德莱恩还提到，接下来十年是欧盟的数字十年，她强调在发展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的同时，也必须直面数字世界阴暗的一面，要对互联网巨头进行限制，保护真实的线下世界。
施瓦布赞许欧洲在“大重构”的努力当中起到的领导作用。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希望全球各地的决策者们不仅思考当前如何复苏，还要反思如何抓紧利用这段时间转变经济制度和政策，将可持续性和社会包容性作为经济运作方式的核心。
参会的安永全球主席兼首席执行官狄思博（Carmine Di Sibio）指出了一条鼓舞人心但有待验证的前进方向。他说，2020年世界所经历的困难让他看到，激进的甚至是竞争对手之间的合作可以解决问题、创造社会价值并刺激创新，COVID-19疫苗的开发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他呼吁将这种伙伴关系精神带入其它关键问题——经济不平等、气候变化、教育和社会正义，寻求创造性的思路和新方法来解决长期的社会、经济和政治问题。
恢复增长与转型途径
就在达沃斯论坛线上开幕同一天，总部位于伦敦的慈善机构乐施会（Oxfam）发布了一份题为《不平等病毒》的报告，指出地球上1000名最富有的人在9个月内就弥补了新冠病毒大流行所造成的损失，但那些最贫穷的人可能需要超过十年才能从这场疫情的经济影响中恢复。
乐施会调查显示，全球十大富豪的财富总和自疫情以来增加了5万亿美元，而与此同时，90多年来最严重的工作危机正导致成千上万普通家庭陷入失业和贫困。
桥水基金（Bridgewater）创始人瑞·达利欧也在论坛上发言称，贫富差距加剧、各国债务飙升以及紧张的地缘局势造成了眼下这个非常分裂、脆弱的世界，需要更强的领导力和凝聚力来弥合。
G20轮值主席国沙特阿拉伯财政、经济和计划部长贾丹（Mohammed Al-Jadaan）在论坛中呼吁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做更多的事来帮助穷国。
“我希望看到债务减少，债务得到豁免。”他直言不讳地说。他警告若富裕国家不能积极免除债务，那么下回“无法赚钱”的可能性就很大。
法国经济财政部长勒梅尔（Bruno le Maire）也表示，希望建立可持续的经济，减少国家之间不平等，并减少国际税收制度中的不平等。
他表示，欧元区各国政府当前所面临的挑战不仅是对抗疫情，以财政支持帮助企业渡过难关，还要考虑长远发展，确保对新科技的投资，并需要付出更多努力，尽快将欧元区建成一个强大的银行联盟和资本市场联盟。
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提出了一个有意思的视角，她建议把2021年这个复苏之年分成两个阶段看待：第一阶段是疫苗已投产并开始推广，但因为变异病毒出现，不确定性依然很高，封锁措施依然需要加强。在复苏的第一阶段，财政政策的持续跟进至关重要，依然要积极对实体经济作出支持。货币政策方面，需要继续支持各个经济板块，确保融资形势有利于经济复苏。到第二阶段经济重新开放，旧的经济模式将被新的经济模式取代。
对于如何恢复经济增长，新加坡国务资政兼社会政策统筹部长尚达曼（Tharman Shanmugaratnam）认为，不应过度关注经济恢复的预测，更重要的是关注有哪些可能和机会。人们需要认清现实——即便是最发达的经济体也面临着充满不确定性的恢复之路，距离这场危机结束还相当遥远，如果不能在国际层面实现群体免疫，就没有人是安全的。
在尚达曼看来，2021年将是过渡的一年，世界不会重新回到过去的常态，混合型经济对人们的工作、机会、薪酬和生活质量都会带来影响，要让劳动力适应未来需求，这样才能顺利进入新的包容性增长阶段。
对于未来的经济转型途径，世界经济论坛论坛常务董事扎希迪（Saadia Zahidi）给出了更清晰的表述，她称仅靠经济增长和提高生产力是不够的，这不能解决不平等和环境问题。
她给出了三条实现改变的路径：一是减少不平等并改善社会流动性，二是投资绿色复苏，三是确保市场具有包容性并为所有利益相关者服务，将公司从股东模型转变为利益相关者模型。
“利益相关者”概念将打败“股东至上”？
“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应该是本次达沃斯论坛的重要内置议程。施瓦布与世界经济论坛主席办公室传播负责人范汉姆（Peter Vanham）今年1月出版了一本新书就叫《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书中指出，这种资本主义形式要求公司不仅要为股东优化短期利润，还要通过考虑所有利益相关者以及整个社会的需求来寻求长期价值创造。
他们指出，“利益相关者”概念在二战后西方几十年中曾很普遍，并在瑞典、丹麦、芬兰、荷兰、比利时和德国在内的北欧和西欧社会民主国家中得到广泛采用。
作为全球性企业的组织原则，“利益相关者”概念与经济学家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提出的“股东至上”概念相抗衡。过去这些年，随着公司全球化，股东资本主义已成为整个西方常态，企业放松了与当地社区和中央政府的联系，专注于在竞争激烈的全球市场上为股东最大化短期利润。
而随着当今世界面临一整套社会、经济和健康危机，施瓦布认为，“利益相关者”的概念将卷土重来——而人与地球的福祉处于中心地位。
但是，看看这个现实世界，处在不同位置的人对于什么才是休戚相关显然有不同的判断，就像在这次的达沃斯论坛上，加强合作的强大背景音之下，仍能听到刺耳的由疫苗分配引发的争端。
西班牙最大银行桑坦德集团执行主席博丁（Ana Botin）在论坛发言中说了一句很深中肯綮的大实话——接种新冠病毒疫苗才是“2021年最有效的经济政策”。
博丁称，每当危机出现时，欧洲总是会有进步，她评价欧盟推出的7500亿欧元大流行重建基金是欧洲“朝着联邦化目标迈出的关键一大步”，对于如何有效使用这些重建资金，她建议必须把数字化和能源转型作为有效抓手，实现可持续发展。
不过她也强调，对2020年经济整体缩水超过7%的欧盟而言，大规模疫苗接种计划可能比政府和中央银行的干预措施更重要。
她说这番话时，欧盟疫苗计划的实施速度正遭到越来越多成员国抱怨以及供应延迟的挑战。继辉瑞疫苗此前通知因为生产设施更新近期要减少给欧洲的疫苗交付量之后，上周五，阿斯利康也通知代表27个欧盟成员国集体谈判疫苗合同的欧委会，称未来几周只能提供更少剂量的疫苗，牛津-阿斯利康疫苗预计本周五才能在欧盟获得批准。
欧盟卫生专员基里亚基德斯（Stella Kyriakides ）在达沃斯论坛发言时，公开指责英国制药巨头阿斯利康的疫苗存在供应问题，导致提供给欧盟的剂量比此前同意的要少得多，她宣布要对在欧盟境内生产的疫苗出口实施新管制，以此来反制制药巨头。这一新的出口机制本周将生效，要求制药公司在将疫苗生产或分装运送到非欧盟国家之前，必须预先通知欧盟方面并获得出口许可证。
让欧盟尤其不爽的是，去年决定不加入欧盟集体谈判疫苗合同的英国现在疫苗接种工作把欧盟远远甩在了后面，该国已有十分之一人口获得首次接种。
欧盟态度强硬，要求阿斯利康“必须交付”此前承诺的疫苗数量。冯德莱恩26日说：“欧盟很早就提供了资金支持，以建立研究能力和生产设施，欧洲投入了数十亿美元帮助开发世界上第一个COVID-19疫苗，旨在创造真正的全球共同利益。现在公司必须履行其交付义务。”
南非总统拉马福萨（Cyril Ramaphosa）同一天在他的发言中则抨击“疫苗民族主义”，指责富裕国家大量购买和囤积新冠疫苗，有些国家甚至获得了人口需求四倍的疫苗量，损害其它国家利益。他要求这些国家释放订购和囤积的多余疫苗，以便其它国家可以接种。
牛津-阿斯利康疫苗已承诺在疫情期间放弃营利，以成本价供应，但南非卫生部此前抱怨，该国为牛津-阿斯利康疫苗支付的购买价比欧盟成员国高出两倍半。
担任非洲联盟主席的拉马福萨说，非洲国家希望能像其它国家一样迅速获得疫苗，开展对非洲大陆13亿人口的接种。
（作者：师琰 编辑：陈庆梅）
（冉笑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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