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2189元，同比增长4.7%。扣除价格因素后，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2.1%，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随着居民可支配收入水平的提高，家庭对金融的需求更为旺盛，由此为居民家庭提供合理金融服务成为金融系统的重要任务和责任。家庭是经济参与最基本的单位，家庭金融需求的满足及其金融市场参与特征对金融市场的健康发展非常重要。居民家庭通过金融市场进行资源跨期优化配置既能提高家庭福利，也有助于宏观经济增长。近年来消费成为拉动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力量，2019年居民人均消费支出21559元，同比增长8.6%，最终消费支出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贡献率达58.9%，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拉动3.5%。2020年受疫情影响，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21210元，比上年下降1.6%。整体而言，全国居民消费体量不断增大，对经济的拉动作用稳步提升，这也反映出家庭金融发展的巨大潜力。
我国家庭金融发展现状
（一）家庭资产端金融活动
家庭在资产端的金融活动整体上呈现出金融市场参与率不断上升、资产配置的有效性逐渐提高以及金融投资活动效率不断改善的特征。
首先，家庭参与金融市场的深度和广度都在提高。金融市场的参与对缩小家庭的财富不平等、改善家庭福利有着重要的作用。从宏观影响因素来看，区域金融发展水平的不同会带来家庭金融市场参与水平的差异，更高的金融发展水平和金融环境的改善在一定程度会提高家庭股票和基金的投资深度。而供给侧的金融基础设施也为家庭金融市场的参与提供了更好的条件，我国金融机构网点总数在2019年末达到22.8万个，在全国布放自助设备109.35万台，利用自助设备交易笔数达353.85亿笔，交易金额61.85万亿元，金融基础设施的完善和更多供给侧金融服务的提供是促进家庭金融市场参与的有力保障。从微观的角度来看，具有更高金融市场参与度的家庭也呈现出系统的特征，金融市场参与的影响因素除直观的家庭收入、风险态度、学历背景等，近年来学者发现了更多影响家庭金融市场参与的因素，包括金融素养、家庭背景风险、家庭结构、婚姻状况、健康程度和职业特征等。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我国房地产市场高速发展，家庭的房地产市场参与率大幅上升，而房产的持有在一定程度上对家庭风险资产的持有存在挤出效应。我国居民可支配收入水平呈现较高的增长趋势，但金融市场参与度还有很大提高空间，因此找到家庭金融市场参与的核心要素并进行具有针对性的政策设计是未来提高家庭金融市场参与能力和参与意愿的重要环节。
第二，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分散化程度与投资有效性逐渐提升。在居民家庭参与金融市场的比例上升的基础上，家庭是否同样做到资产的有效分散是进一步值得研究的话题。从调查研究来看，我国家庭的资产配置存在明显的地区与家庭特征的异质性，有些家庭的资产组合配置明显要优于另外一些居民家庭，资产配置比较差的家庭承担了过多的风险而没有得到合理的补偿导致自身福利受损。从整体来看，我国家庭的资产分散化程度不足，居民家庭房产的参与率和份额都非常高，而股票和基金的参与率和份额相对比较低。在家庭资产配置的影响因素中，金融素养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并且影响家庭金融市场参与的因素也基本同向影响了家庭的资产配置有效性，如家庭的财富和收入、教育水平、婚姻状况等，但研究表明房产的持有虽然对其他风险金融资产的持有具有挤出效应，但却能正向促进家庭资产配置的有效性。
第三，家庭参与金融活动的能力和效率逐步改善。根据《中国银行业理财市场年度报告（2020年）》，2020年共有380家金融机构（其中19家为理财公司）发行了理财产品，累计发行6.9万只，全年累计募集资金124.56万亿元，同比增长10.59%；理财产品存续3.9万只，产品规模25.86万亿元，同比增长6.90%。理财投资者队伍快速壮大，截至2020年底，我国银行理财市场持有理财产品的投资者为4162.48万人，较2019年底增长86.85%，其中个人投资者达到4148.10万人，比去年同期增加1925.77万人，占比高达99.65%。截至2020年底，理财登记系统累计登记理财从业人员20.5万人。理财咨询人员为家庭参与金融市场提供了大量信息和服务，对于家庭优化资产配置有积极重要的意义。相当一部分家庭金融知识不完备，对于投资的理念和风险理解程度不深，家庭的资产配置往往效率相对不佳，但同时这部分家庭通过理财咨询获取帮助的效果较差。为获取更多销售业绩，部分理财咨询人员销售风险过高产品给无法承受该风险的家庭。一些家庭追逐高收益率理财产品时，惯性认为银行等金融机构最终会在理财产品出现损失时无限兜底。刚性兑付问题在过去一年受到监管部门高度重视，如果继续可能造成银行等金融机构承担与收益不相匹配的风险，也可能导致金融系统风险继续增加。客户的投资需求越来越多元化，而理财咨询提供的服务内容比较固定，推荐的理财产品同质化明显。因此理财咨询人员的行为也需要进一步规范和提高，他们应有责任充分考虑投资者的风险承受能力，来推荐风险程度匹配的理财产品。按照“卖者有责”“卖者尽责”的服务要求，相关金融机构应优化理财咨询人员激励机制，避免过度用销售提成、绩效与特定理财产品销售额直接挂钩等方式激励理财咨询人员，适当增加客户评价和反馈在绩效方面的权重，切实保护消费者的权益。理财产品在打破刚性兑付的同时，也应该注意打破投资者的刚性兑付预期，在理财咨询过程中充分披露产品信息和揭示产品风险。理财咨询业务应紧跟客户需求，线上线下融合发展，对跨市场、多品类的金融产品组合的收益风险特征有及时准确的理解并和消费者有效沟通。
（二）家庭负债端金融活动
居民家庭负债是家庭的重要决策之一，合理负债不仅能平滑家庭消费，提高跨期资源配置能力，更有利于提高家庭财富水平，加快财富增长速度。
首先，我国居民家庭获得金融服务的机会增加，同时家庭负债规模呈现逐渐增加的趋势。我国家庭的负债水平近年来呈现出逐渐增长的态势，截至2020年12月，我国家庭各项贷款余额约为63.19万亿元，同比增长14%。从负债结构来看，家庭负债中占比最高的为消费信贷，且所占比例逐年上升，家庭消费贷款主要包括住房抵押贷款、汽车贷款、信用卡贷款等。截至2020年末我国家庭消费类贷款余额约为49.57万亿元，同比增长13%，其中住房抵押贷款占比最大，而这也进一步促进了消费金融市场的繁荣。从家庭负债的供应方来看，传统金融机构仍为家庭负债最主要的供应渠道，但近年来消费金融蓝海也在不断吸引着更多金融机构的加入，包括依托场景消费的电商服务平台、金融科技公司、互联网小额消费信贷公司、消费金融公司等，它们也逐渐利用数据、场景和技术等优势扩大市场份额，提高竞争力。从负债期限结构来看，住房抵押贷款等长期消费贷款所占比例很高，而短期消费贷款所占比例较低。截至2020年12月，我国家庭短期负债余额为15.51万亿元，在家庭负债中占比约25%，同比降低3个百分点。
第二，居民家庭的负债行为在微观和宏观上都带来显著的经济效果。从微观角度来看，存在信贷约束的家庭有着更低的资本市场参与概率和参与深度，而正规金融机构作为消费信贷最主要的供应方，其带来的融资便利是缓解家庭信贷约束、促进家庭金融市场参与最为显著的推动力。住房贷款作为家庭负债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对家庭经济活动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一些实证研究表明，住房贷款对家庭的消费存在一定的挤出效应。但与此同时，二套房房价的上涨又能够通过财富效应提高家庭的边际消费倾向。除此之外，信用卡作为传统消费信贷工具，随着居民提前消费和信贷意识的提升，在近年来亦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其对家庭消费的作用也逐步显现，信用卡通过提高支付便利、减低消费成本、缓解流动性约束等渠道，对家庭的消费也产生了显著的促进作用。总体来看，家庭负债水平的提高通过缓解流动性约束、提高即期支付能力显著提高了家庭的消费水平和金融市场参与深度。从宏观角度来看，家庭部门负债水平的异质性也同样带来了社会财富结构的变动。例如，近二十年我国住房价格高速上涨，相当一部分家庭的财富在这个过程中实现快速的提高，尤其是通过按揭贷款购买住房的家庭；股票市场也更多出现家庭投资者利用杠杆来改变其投资组合的风险收益特征的现象。中国股市出现了多次快速上涨的牛市，其中2014年年中的牛市的主要特点之一是更高程度的杠杆化，相当一部分个人投资者通过使用融资融券等手段进行交易放大自己的收益，当然其中风险也是显而易见的。家庭负债在这些过程中都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从宏观来看，总资产较高的家庭往往资产收益率更高，而其负债更多地来源于成本较低的银行贷款，因此也更好利用杠杆获得收益。家庭负债在家庭财富增长过程中扮演很重要的角色，有可能会导致家庭财富分布不均的情况表现出扩大的趋势。
最后，影响家庭负债水平的因素呈现出多元化。一方面，人口统计特征如家庭收入、教育水平、风险态度等是影响家庭负债决策的基础因素；另一方面，金融素养在家庭负债决策中起着重要作用，金融素养高的家庭有着更高的负债概率，并且更偏好正规渠道的金融负债。居民家庭的过度负债会增加家庭还款压力、损害居民健康，甚至引发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而金融素养的提高可以有效降低家庭过度负债的可能性。除此之外，金融素养高的家庭对金融产品的条款有更为准确的理解，因此可以有效降低贷款成本，获得更低利率的贷款产品。
我国家庭金融的发展趋势
（一）参与家庭金融市场的金融机构更为多元化。银行等传统金融机构是家庭金融市场中最大的资金供应方，为家庭金融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但与此同时，更多的金融机构也参与其中。最具竞争力的是一些新兴的金融科技公司，他们利用自身电商或其他平台的获客优势，打造具有独特消费场景的消费信贷平台，通过更精准的用户画像为消费者提供便捷的信贷服务。在现金贷、校园贷等信贷模式频频爆雷的背景下，消费场景一度被认为是提供消费信贷服务最具核心能力的一环。在此背景下，汽车贷、美容贷、租房贷等一系列依托现实消费场景的信贷服务被不断推出，但蛋壳公寓的爆雷也为依托消费场景信贷的服务模式敲响了警钟，对新型产品和新服务模式的监管被高度重视。另外，消费金融公司作为消费金融市场中的“正规军”也在不断扩大自己的竞争优势，其依托持牌的优势，在开展消费金融的业务上也具备独特的竞争力。自2009年我国开始消费金融公司试点以来，截至目前已有30家消费金融公司获批成立，其中具有银行系背景的消费金融公司27家，既包括大型银行出资组建的消费金融公司，也包含地方性银行出资组建的消费金融公司。
（二）金融科技的渗透度逐渐提升。随着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和区块链等技术在金融市场中的应用，家庭金融也迅速地享受到了技术的红利。例如数字支付显著降低了交易成本，提高消费的便利性；金融科技平台除利用客户的收入支出水平数据外，还利用用户的交易习惯、交友互动等软信息判断其支付能力，提供更为立体的客户画像，从而大大降低了借贷成本、提高了借贷概率；云计算技术显著提高了计算能力，从而使短时间内大规模提供互联网消费金融服务成为可能。但与此同时也应注意到技术的两面性，家庭在享受数字红利的同时，也同样面临着隐私被窃取的风险，因此如何对技术进行约束使其达到效用最大化成为进一步值得研究的课题。
（三）普惠金融的深度进一步增加。让更多的家庭享受到高水平金融服务是我国这些年来一直努力追求的目标。针对居民家庭，普惠金融的作用得到了发挥。这不仅体现在更多的家庭利用数字化手段获得了互联网金融服务，更体现在逐步完善的农村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更高频的金融宣传教育、更具针对性的金融业务指导让众多原本受到金融排斥的家庭获得了金融服务，弥合了金融鸿沟，由此促进了更多的家庭特别是农户消费、创业，也进一步降低了地区的收入和消费不平等。
家庭金融市场存在的问题
（一）投资者的“无知”或者非理性决策使其在消费金融市场受损。我国家庭的金融素养水平整体还比较低，而金融素养相对较低的消费者在消费金融市场中往往处于劣势。由于对产品的搜寻不足、缺少比价能力以及选择惯性等问题，导致其难以做出最优的消费决策。同时低金融素养的消费者往往会被产品最为显著的特征所吸引，且更可能过度自信，从而在金融市场中处于更为劣势的地位，更难以做出正确的金融决策或实现财富累积。如果投资者的“无知”或者非理性决策被一些金融机构所利用，所造成的后果不仅仅是他们受到了财富损失，而且会使投资者丧失对金融市场的信心，进而对金融市场本身造成伤害。
（二）金融机构可能利用不对称信息获取超额收益。金融机构为获取高额收益通常会夸大产品收益或是掩饰其产品成本，尤其是设立补充条款或提高违约惩罚的利率。一方面，金融机构有动机推出结构复杂的金融产品，通过复杂的合同条款来隐藏成本、夸大产品收益；另一方面，金融机构普遍会推出前端成本低但后端成本较高的产品，从而吸引金融素养较低的投资者。在实践中，参与金融市场的消费者往往难以明确了解他们所持产品的条款和规则，这也表明市场中存在重大的信息不对称问题。面对这一市场现状，监管部门目前正在促使金融机构主动以更加简洁的方式向市场披露更多产品信息，降低市场的信息非对称程度。
（三）监管成本可能上升，公众对监管的信任度需要提升。家庭金融决策并非独立存在，由于普通消费者获得的信息、交易成本和搜索能力相似，且消费行为中存在的羊群效应，导致消费决策具有传染性、相互关联，因此系统性的决策错误可能导致系统性风险，使监管成本变得十分高昂。另外，消费者对市场或监管部门信任程度不足会导致消费市场参与率下降。
居民家庭金融服务的相关政策建议
（一）增加投资者金融教育，提高家庭金融素养。提高金融素养是提高家庭金融可得性、降低交易成本、提高金融决策有效性、实现家庭效用最大化的根本方法。首先，可以在消费者购买金融产品时提供产品的历史收益与波动情况，并做出明显的风险预警提示。其次，重视政策的告示效应。在金融素养总体水平较低的当下，消费者主要关注相关政策所公示或提倡的金融消费模式，在这种情况下，在政策中提出合理的金融活动的要求或公告就变得尤为必要。
（二）对金融机构的设立、提供的金融产品和服务进行更精细化、穿透式的监管。首先要严格规范家庭金融服务市场中准入机构的门槛，让持牌机构成为未来发展的主流。其次，约束金融机构对消费者“无知”的利用，例如限制复杂的产品条款的描述语言，或采用标准化的产品描述方式；在消费者易忽视的后端成本加以严格限制，一方面可要求金融机构减少后端的扣费条款以及扣费频次和金额；另一方面应在扣费后主动向消费者披露扣费款项。第三，要求金融机构对产品和服务信息进行严格的披露，披露要求有利于投资者比较各种金融产品的收益与风险。第四，为金融机构设立过度授信的惩罚机制，若存在金融服务中为扩大市场规模无视消费者的偿债能力而过度授信的行为，金融机构自身也需承担相应的违约损失。
（三）对正规的持牌机构进行适当的激励措施。除了逆向约束，正向引导也是政策实施的重要方向。在业务范围、产品创新以及融资渠道等方面的政策可以在控制风险的前提下综合考虑加以鼓励。政策的引导对金融机构的发展和转型非常重要，监管的导向具有重要的政策价值。
（作者吴卫星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魏丽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博士生，张旭阳为北京工商大学讲师、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博士）
（李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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