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讯（记者 栾若曦 实习生 侯吴婷）“孤独，有很多种形式。”日本首相菅义伟说。
本月，菅义伟任命首位“孤独大臣”坂本哲志，以解决日本社会的孤独问题。根据日本警察厅1月22日的初步数据，日本2020年自杀人数11年来首次上升，一共有20919人自杀。
著名日本导演北野武曾对日本“3·11”大地震事件评论道，灾难并非是“死了2万人”，而是“死了一个人”这件事发生了两万次。
同样，去年日本自杀不应只看到20919这个总数，而是“我真的决定放弃生命了”这件事在去年短短一年发生了20919次。
孤独造成的不仅仅是自杀问题，还有贫困、社会孤立等困境。“孤独大臣”所要解决的，是日本全国的“孤独成灾”。
“孤独是很主观的感受”
2月23日，日本德仁天皇迎来61岁生日，在希望可以一起坚忍度过疫情，开启新光明的未来之余，他还表达了对年轻人自杀问题的深切担忧。
日本首位“孤独大臣”坂本哲志在受任当天表示，将在2月下旬举办紧急论坛，寻求如何解决社会隔离和孤独的问题并研究政府具体的支持措施。
2月19日，日本设立“孤独与孤立对策应对办公室”，从厚生劳动省、文部科学省、内阁等部门共抽调31名职员。
日本天皇61岁生日，对新冠影响下“年轻人的困苦表示担忧”。/日本《每日新闻》报道截图
关于孤独问题，坂本哲志屡次推心置腹，讲述自己对孤独的感觉。当地时间2月16日，坂本哲志在记者会上说，“孤独感这种东西，是在自己内在的精神状态里面感受到的，非常主观的感觉。”
2月19日，坂本哲志在接受采访时也讲到了自己与孤独的交集：在5年前的熊本地震上，熊本镇处于毁灭的状态，桥梁折断了，山体滑坡，他自己也不知所措，完全不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河流、桥梁要恢复到原来的样子，有钱和技术就可以了。但是之后，人的心可以恢复到原来的几成呢？”
孤立的女性团体与儿童
2020年日本自杀人数11年来首次上升，值得关注的是，女性自杀人数大幅增加了14.5%。
菅义伟在讲到设立“孤独大臣”时也提出，女性在新冠疫情封锁期间承受的压力更大，日本女性自杀人数也在上升。
分析显示，日本倍增的女性自杀人数，很多来自于新冠疫情期间的财务压力、社会压力和日本隐忍文化下无法叙述的苦楚。
路透社分析指出，受新冠疫情影响，失业严重，而受创最严重的服务业和零售业，从业人士大部分为女性。根据《纽约时报》报道，2020年自杀的女性超过五分之三处于失业状态，新冠带来的财务压力不言而喻。
同时，女性在新冠期间也感受到了更大的社会压力，她们一方面承担着照顾家人的重任，另一方面也担心感染病毒后的社会压力。
日本心理健康服务协会理事西村由纪表示，“女性必须照顾家人的健康，她们必须注意卫生，如果做得不好，她们可能会被人看不起。”
疫情加剧生活及文化压力，日本女性自杀率飙升。/《纽约时报》报道截图
《纽约时报》分析，在日本隐忍的文化下，心理问题诉说的渠道本来就相对有限，新冠隔离下的社会孤立更是雪上加霜。在东京，约有五分之一的女性独居，必须要留在家里，无法探望家人。新冠封锁期间，女性的孤独感倍增。同时，还有一些女性对家务的分工不平等感到苦恼，疫情期间还出现了更多的家庭暴力和性侵犯的受害者。
一名大学刚毕业的日本女生萌绘接受新京报采访时表示，日本女性承受的家庭压力很大。她此前是一名志愿者，在一个机构里照顾摆脱了家庭暴力的女性和她们的子女。在新冠疫情的影响下，很多女性只能待在家里，家庭暴力的受害者更是没有了诉说的途径。
知名日本研究学者、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日语语言文化学院暨亚非语言文化学院院长陈多友分析，日本女性一直被赋予难以承负的重责。其实日本文化里并非是“武士道”的砍砍杀杀、大义名分的男性文化，而是讲求阴柔之美的女性文化占据主调。日语里有句话叫“女ならでは夜も明けぬ”（若无女人，永无黎明）。
而当今的女性普遍单身，甚至出现了自婚现象，这些女性在职场打拼，朝九晚五地与男性同工，却无法同酬。她们职业多为零售业、服务业，十分不稳定。疫情暴发后，女性比男性受到更大的冲击，她们的生活来源和社交圈子近乎崩溃，加剧了女性自杀事件的发生。
新冠疫情影响下，日本设立“孤独与孤立对策应对办公室”。/日本广播协会（NHK）电视台报道截图
另一个孤独的群体是儿童。
截至2020年11月，当年日本自杀的中小学生达到440人，为1980年以来最高。针对自杀者幼龄化的问题，坂本哲志说，其背后最大的一个原因是儿童的贫困问题。
陈多友认为，中小学生在日本的地位十分边缘化。成年人无暇顾及孩童，片面自立和励志教育观念的僵化使得中小学生几乎处于放养状态。其次，高学历价值导向让孩子们背上了应试教育的包袱，再加上中小学校园里的霸凌，使得孩子们的人身安全都没有保障。
种种家庭、学校和社会在教育维度的错位，给未成年人的心理造成了巨大的压力。
当然，日本政府需要解决的不仅仅是这些。本月初，菅义伟强调，“孤独有很多种形式”，各行各业的人，包括困在养老院的老人、无法正常上课的大学生们都在新冠疫情期间感受到孤立的感觉。“孤独大臣”则表示，现在政府应针对各种社会差别，不遗余力地向每一个人伸出援手。
日本人为何孤独？
日本的孤独问题由来已久。
早在2010年，日本广播协会（NHK）电视台就播出纪录片《无缘社会》，讲述了“无缘者”们的故事。日本“无缘社会”的无缘者们没有“社缘”“血缘”“地缘”，没有朋友、没有亲人，也与家乡断绝关系。“无缘社会”下，人们日趋孤立、人际关系渐渐疏离。
“我不想为了自己的事再给别人添更多的麻烦。”在NHK电视台记者采访中，受访者多次提到不想麻烦他人，便独自终老。NHK记者在随后的采访手记中写道：“不想给别人添麻烦”象征着“关联”是何等脆弱。
自杀率上升，日本任命首位“孤独大臣”。/英国《每日邮报》报道截图
陈多友分析称，日本的孤独来自于文化传统和现实压力。
日本多火山、地震、海啸等自然灾害，这些自然环境衍生出“物之哀”美学和”“无常观”哲学，这些价值观映射在生命的态度上，就非常矛盾。
“一方面信奉现世主义、及时行乐，另一方面又会将生命价值的探求寄托于虚无主义的来世。后者被无限精神价值化，便催生出‘自杀美学’。”陈多友说。
此外，严酷的社会与现实亦助长了日本人的自杀风气。合理主义、实用主义等工具理性大行其道，价值理性式微已久，很多日本人面对现实与社会的压力，普遍存有空虚、孤独、焦虑、彷徨、逃避，乃至厌世的情绪。一旦神经绷得太紧，无以缓解，容易酿成自杀悲剧。
设“孤独大臣”真的有用吗？
新京报记者就这一问题采访了5位日本年轻人，他们无一例外地都对“孤独大臣”的设立持消极态度。
26岁的光田认为，要解决这个问题，政界就必定会有权力博弈，而日本人多为冲突规避型人格，“日本政界要在这方面有彻底的改革太难了”。
萌绘认为，日本的政客，特别是大叔们的共情能力太弱了，而且政府也很少与接纳家庭暴力受害者的私营部门交流，这两方面都没有改进的话，处理好孤独问题是很难的。
陈多友说，“孤独大臣”的设立，意味着政府需要在政策制度上和经济物力上有更大的投入，这十分考验菅义伟政府。“孤独大臣”自身的能力、菅义伟政府的诚意和社会各阶层的信心和配合都很重要。
他补充道，“无缘社会”问题的解决，需要从文化根源上入手。日本传统文化中有太多剥夺人自由的“金科玉律”。同时，也要反思全盘西化的近现代发展史。西方思想文化对日本价值体系与道德伦理的冲击与破坏，造成了今天日本的社会现实。日本必须弘扬传统的人文精神和价值理性，重塑现代文化，开展健康的国民教育。除此之外，从法律和制度出发，保护各个阶层弱势群体的福祉，动员全社会的力量一起参加，也很重要。
新京报记者 栾若曦 实习生 侯吴婷
编辑 张磊校对 李立军
（王治强 HF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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