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联储才是美债收益率上涨的根源？

财经

2021

03/02

18:39

亚设网

当前美债收益率回升加快，笔者认为，其根本原因在于美债供过于求，且这种回升趋势已使美国财政部和美联储陷入两难困境。

供大于求导致美债收益率快速回升

从2020年三季度开始，美国国债收益率缓慢上行，今年2月后加速攀升，上周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突破1.6%，达到一年来的最高点。通胀和通胀预期无疑是重要原因，但美债发行供大于求才是根本。

2020年，美国财政部出台了三轮共计2.2万亿美元的财政纾困计划，财政赤字急剧扩大，国债发行量大幅上升。截至2020年12月，国债余额达27.9万亿美元，与GDP比重高达137%，创下历史新高。更为重要的是，同为危机后财政扩张的第一年，美国国债余额投资者结构较2009年出现了明显变化。

第一，外国投资者占比大幅下降。2008年至2009年，美国国债余额从7.6万亿美元扩大至8.8万亿美元，外国投资者从3.3万亿美元增持至3.7万亿美元，占比维持在42%左右；2019年至2020年，美国国债余额从19.4万亿美元膨胀至27.9万亿美元，而外国投资者仅从6.8万亿美元微幅增持至7.1万亿美元，占比从35.1%骤降至25.4%，其中外国官方持有仅4.2万亿美元，占比15%，是2007年以来的最低水平。这意味着新增美债几乎都是由美国国内投资者购买。

第二，美联储成为新增美债的主要持有者。美债的国内投资者包括美联储、商业银行、政府基金、其他机构，2020年它们的结构也较2009年明显不同。一是美联储大幅增持，从2.5万亿美元增至4.7万亿美元，占比17.5%。二是债券基金、对冲基金、保险和私募股权等其他机构的占比升至31.2%，取代政府基金成为最大的国债持有者。即，在2020年新增的4.55万亿美元国债中，美联储持有2.4万亿美元，占53%，基金、保险和私募股权等机构持有1.6万亿，占35%，两者合计近90%。

美联储对美债的增持只是对财政政策的配合，而非对美债的投资需求。外国投资者占比大幅下降意味着美债供大于求，这是美债价格下降、收益率上升的根本原因。上周美国财政部620亿美元的7年期国债拍卖的投标倍数仅2.04，创2009年以来新低，表明美债供需缺口正在进一步扩大。

美债大量发行与美债收益率上涨的悖论

首先，由于美债在全球范围内供大于求，美国财政部面临美债发行的悖论。为了提高美债的投资需求，财政部不得不提高发行票面利率，而提高票面利率又有悖于财政部发行国债的初衷。

在经济低迷时期，弥补财政赤字的最优手段是发新债还旧债，年限越长、收益率越低越有利于还本付息。但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从去年7月末的0.55%攀升至当前的1.44%，已增长了162%。新发美债的票面利率将直接受存量美债收益率的影响。

随着收益率的上升，美国财政部的利息负担会越来越高，美债安全资产的属性可能下降，甚至出现美债违约的现象。所以，美债并非可无限量发行，美债利息无法兑付之日，就是美债不得不停止增发之时。

其次，美联储面临美债购买悖论。美联储持续购入美债，目的是配合财政部压低收益率（尤其是长期利率），同时向社会提供流动性，降低市场利率，促进就业和经济，但实际结果可能并非如此。

自今年2月份开始，随着经济数据好转，市场对美联储提高基准利率以控制通胀的预期大幅上升，美债开始遭到抛售，价格加速下跌。

如前所述，当前美债的最大持有者是美国国内机构。这些机构购入美债是将其作为证券资产组合的一部分，因此会根据组合收益率的情况随时改变交易方向。

当美债价格下跌到关键点位后，会触发更多的卖盘导致价格进一步下跌，使收益率曲线变得异常陡峭。

因此，即使美联储持有大部分新增国债，仍不能阻止美债收益率上升。不仅如此，美联储买得越多，说明美债的投资需求越少，反而导致美债价格更低、收益率更高。

上述两对内在矛盾将对美债的持续发行、美国经济复苏形成制约，这就导致了美债发行初衷与结果的悖论。

美国在2013年后经历了长期的低通胀和低失业率并存，美联储对失业率下降导致通胀上升的担忧减少，而对“通胀和通胀预期不断降低的不良循环”的担忧增加。为了避免美国陷入通货紧缩风险，美联储在2019年将平均通胀目标制纳入政策储备。2020年疫情后，美国贫富差距急剧扩大，就业问题成为美联储货币政策的优先调控目标，而平均通胀目标制可以使通胀短期波动扩大、失业率波动缩小。

平均通胀目标制意味着美联储无需在通胀达到2%时就立即加息，但也加大了通胀超调的风险，反而不利于实现美联储的前瞻性指引。上周二，美联储公开宣称美债收益率上升是经济向好的表现，应该予以容忍。

但市场普遍认为，在宽松的货币政策下，经济可能走向过热，导致通胀超过美联储能够控制的范围，最终仍将收紧货币，提高基础利率。因此，美联储对市场的安抚反而导致美债收益率进一步上行。

悖论将引发三个趋势

第一，美国通胀将继续上行。从基本面看，工资具有粘性，劳动力的复苏并不会使上涨的工资迅速回落，甚至会有部分行业出现“用工荒”而导致工资继续上涨。

从技术层面看，去年上半年疫情的暴发使价格急剧下跌至少0.5%，这压低了今年通胀的基数，尤其是3月至4月份通胀的基数效应更大。

从政策层面看，平均通胀目标制将放任通胀走高至2%以上。因此，今年上半年，美国核心通胀很可能超过2%，全年通胀在2%附近。

第二，美联储将加大对美债的购买，以控制收益率上行速度。但随着美联储的持有比例越来越高，美债的投资价值将进一步减弱，国际市场的抛售将继续推高收益率。当前美债收益率上涨是新趋势的开始，而非短期现象。

在疫情得到基本控制、经济基本复苏的条件下，美联储将结束购债。对比2013年至2014年量化宽松退出时的宏观数据，笔者认为，在美国GDP连续两个季度增速（扣除基数因素后）达2.5%以上、失业率低于4%时才满足这一条件。考虑到当前技术进步、人口老龄化等因素，美国失业率稳定在4%以下恐怕需要更久的时间。

第三，美元将进一步贬值，并加大向全球输出通胀。

从美国国内看，在美联储持续购债并维持低利率的政策下，美国基础货币持续扩张，今年1月份M2高达25.9%，增加了美元进一步贬值的压力。

从国际上看，美国与中日欧等主要贸易伙伴在通胀预期上的差异，导致这些货币兑美元的实际汇率更高。同时，国际货币体系的调整导致美元的全球外汇储备份额进一步下降，削弱对美元的需求。

但全球商品和服务贸易近半数仍由美元计价、结算，美元贬值使美国通过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市场向全球输出通胀。其中，国际大宗商品的价格已先行大幅上涨。今年1月份，钢材、铜、大豆和玉米等同比上涨40%-50%不等，黄金等避险资产价格大幅波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