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业2020年共处置不良资产3.02万亿元，为历年最高；新提取拨备1.9万亿元，同比多提取1139亿元。
2020年是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的收官之年，而防风险亦是2021年金融监管主题之一。
在去年国企债券违约、部分中小金融机构被接管等事件发生之后，业内人士表示，2021年仍需警惕“灰犀牛”风险，特别是对于杠杆率较高的企业尤为关注。此外，随着延期还本付息政策退出，银行资产质量仍面临一定压力。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益平在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上表示，今年中国经济应该可以实现、甚至超过8.1%的增长速度，但确实也存在一些不确定性，包括疫情风险、自我增长能力弱和金融风险等因素，值得高度关注。
不良压力有多大？
若从中观数据看，受商业银行加大力度处置不良影响，2020年不良压力并未大幅上升。
根据银保监会数据，截至2020年末，我国银行业不良贷款余额3.5万亿元，较年初增加2816亿元；不良贷款率1.92%，较年初下降0.06个百分点。其中，国有行不良率1.52%，较三季末提升0.02个百分点；股份行、城商行和农商行不良率分别为1.50%、1.81%和3.88%，较三季末分别降低0.13、0.47和0.29个百分点。
究其原因，银行业2020年共处置不良资产3.02万亿元，为历年最高；新提取拨备1.9万亿元，同比多提取1139亿元。
对于2021年不良资产，“可能2021年需要处置的不良贷款还会增长，甚至会延续到明年，因为有的贷款期限比较长。”3月2日，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但是，我们有信心、有能力把不良资产处置处理好。第一要加大力度，第二要稳中求进，保证在经济和银行金融体系的可承受范围内。”郭树清表示，疫情发生以后，一些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肯定处于不正常的状态，还款就会有困难，甚至有相当一部分企业可能会面临破产重整或者破产清算的状况，更没有能力偿还贷款。所以不良贷款上升是必然趋势。
不良贷款压力之一来自延期还本付息政策退出。根据央行等五部门此前发布的通知，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延期还本付息政策、普惠小微企业信用贷款支持政策延期至2021年3月31日。
中国农业银行董事长谷澍指出，去年延本延息部分贷款节点是3月31日。该行这段时间一直都在监控这部分贷款的资产质量情况，从目前的情况看，比普通贷款不良率高一些，但是仍然可控。从农行的样本来看，受疫情影响，不良贷款的反弹风险是有的，但是风险是基本可控的。
为处置不良，今年1月，银保监会下发通知，批准银登中心开展单户对公不良贷款转让和个人不良贷款批量转让试点，进一步拓宽不良贷款处置渠道和处置方式。3月1日，首批共6个参与个人不良贷款批量转让和单户对公不良贷款转让试点的资产包陆续进入竞价环节。其中，3个个贷不良资产包和2个单户对公不良资产包来自工商银行，1个个贷不良资产包来自平安银行。
防范“灰犀牛”风险
“今年我们最警惕的是灰犀牛风险，不良可以多处置，但灰犀牛很难防范。”今年3月，一位沿海城商行总行人士表示，大中型企业单体规模太大，一旦发生不良数量陡升，银行想抽身也很难。
从监管角度，“灰犀牛”风险在于房地产。郭树清表示，房地产的问题是金融化、泡沫化倾向还比较强，但是去年投向房地产的贷款增速第一次降到了平均贷款增速之下，这个成绩来之不易。“我们相信，房地产的问题会逐步得到好转。”
他指出，说到“灰犀牛”问题，很多人买房子不是为了居住，而是为了投资或者投机，这是很危险的。因为持有那么多房产，将来这个市场要是下来的话，个人财产就会有很大的损失，贷款还不上，银行也收不回贷款本金和利息，经济生活就发生很大的混乱。所以必须既积极又稳妥地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对于金融机构，上市公司、国企等原被认为安全边际较高的公司，亦是违约风险来源之一。
如，对于刚发生违约的华夏幸福，平安集团董事总经理兼联席CEO谢永林在2020年度业绩发布会上说，华夏幸福仅是中国平安8万亿组合投资的一小部分，风险敞口约540亿，其中股权投资180亿，表内债券投资360亿。华夏幸福近两年出现流动性困难和债务危机，主要受三方面影响：一是环京津冀的严格调控直接影响了华夏幸福的回款；二是疫情影响；三是管理层的管理模式粗放且扩张太快，导致华夏幸福经营遇到比较大的困境。
根据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数据，2020年我国宏观杠杆率270.1%，环比上行23个百分点，是2009年以来最高涨幅。分部门看，企业部门加杠杆幅度最大，其中居民部门、政府部门、非金融企业部门分别上行6.1、7.1、10.4个点。
保持金融机构稳健性
防风险的关键，在于金融机构运行的稳健性。黄益平指出，去年中国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有力的财政、货币和金融政策，但有些后遗症可能会在今年暴露。发放这么多中小微企业贷款，其中一部分也有可能会出现风险。所以今年债券市场(尤其是信用债)违约率和商业银行的不良率都可能会上升。
他表示，这会对经济增长造成两方面影响。一是随着资产质量下降，金融机构自身的稳健性是否会出现问题、风险会提高到什么程度，会不会形成系统性的风险。二是未来金融机构是否有足够的资本金和流动性来支持实体经济的增长，这不仅关乎怎样化解去年的风险，还影响到今年增长的持续性。
监管机构也注意到这一风险，陆续对金融监管开展压力测试。对于保险公司，3月1日，多家媒体报道，近日银保监会下发通知，要求在去年第四季度偿付能力数据的基础上，测算六类压力情景下的偿付能力相关指标变化。包括：权益类资产下跌情景、交易对手违约情景、利率下降情景、重疾发生率恶化情景、退保率变化情景、赔付率恶化情景。
去年11月，央行发布金融稳定报告称，2019年上半年央行选取1171家银行开展压力测试，测试内容包括偿付能力压力测试和流动性风险压力测试，评估银行体系在“极端但可能”冲击下的稳健性状况。结果显示，30家参试银行整体抗冲击能力较强，而信用风险是主要风险来源。
此外，2月26日晚，银保监会公告，对《银行保险机构恢复和处置计划实施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金融机构的恢复与处置计划，也被称作“生前遗嘱”，哪些银行会被纳入需制定“生前遗嘱”的范围，根据“调整后的表内外资产余额”口径，大部分上市银行即已达到3000亿元标准，包括六大国有银行、12家股份制银行、11家上市城商行，但农商行大多不及这一标准。
另一值得注意的是应对气候变化金融风险面临较大挑战。中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
2月25日，央行研究局局长王信最新撰文称，气候变化相关金融风险被认为是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重要来源之一，中国在该领域的风险评估和应对上亦面临较大挑战；未来应强化气候风险应对的顶层设计和宏观审慎管理，如及早开展气候变化对金融体系影响的情景分析与压力测试。他表示，中央银行和金融监管部门应要求金融机构合理测算高碳资产风险敞口，将环境风险纳入其风险管理框架，定期开展环境风险评估和压力测试；金融机构应及时披露资产组合的碳排放量和强度等。
（文章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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