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财经全媒体集团全国两会报道组 尤方明 北京报道
多层次体系发展是我国医疗保障以及养老保险领域建设中的重要举措。
其中，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指的是以基本医疗保险为主体，医疗救助为托底，补充医疗保险、商业健康保险、慈善捐赠、医疗互助共同发展的医疗保障制度体系。
而多层次的养老保险体系则由作为第一支柱的基本养老保险，作为第二支柱的企业年金、职业年金制度以及作为第三支柱的个人养老金制度共同组成。
2021年全国两会时间已至，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拟将递交多份提案，建议大力发展商业健康保险，满足消费者在基本医保体系外的医疗需求；同时尽快扩容养老金投资管理人数量，提高养老基金投资管理的经营能力。
制订商保补充目录
加快发展商业健康保险，是促进多层次医保体系发展，深化我国医保制度改革的重要举措。
郑秉文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表示，“在通过基本医保增强对人民群众的普惠性、兜底性保障的同时，通过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建设、尤其是商业健康保险开发，能够进一步激励民族药业、民族医疗器械业发展，满足不同经济条件、不同偏好消费者的多样化、个性化需求。”
在2020年1月23日，银保监会等13部门发布了《关于促进社会服务领域商业保险发展的意见》，该意见提出，力争到2025年，商业健康保险市场规模超过2万亿元。
银保监会副主席黄洪在2020年12月16日的国新办政策吹风会上透露，截至当年11月末，我国商业健康保险保费收入为7641亿元，赔付支出为2531亿元。在郑秉文看来，想要在2025年实现2万亿元的目标，难度依然很大。
在上述政策吹风会上，黄洪直言，目前我国的商业健康保险存在一定问题，譬如，保额很高但实际上能够理赔支付的金额比较少。黄洪表示：“现在很多商业保险产品的医疗费用支出是指医保目录范围内的自付部分。我们通常讲，医疗卫生有三个目录，如果一个人得了大病，是需要用很多目录外的药，这是要个人支付的。”
2021年3月1日，通过谈判准入方式净增90种药品的新版基本医保目录已经启用，共收入药品总数达到2800种。郑秉文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今年基本医保目录进一步扩容，往后再扩容的压力较大，同时也会压缩商保发展的空间。”
基于此出发点，郑秉文拟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提交关于制订《国家商业健康保险药品、诊疗项目与医用耗材补充目录》（以下简称《补充目录》）的提案，希望将创新药品、创新医用耗材与治疗方式纳入《补充目录》。
郑秉文在提案中指出，《补充目录》的制订可实现提高社会收入、满足社会需求、推动医学发展、发展商业保险的“一举多赢”。
在上述政策吹风会上，黄洪针对提高大病保险的保障水平提出过部署方案：“要把一部分目录（即基本医保目录）外的费用纳入到商业保险公司承办的大病保险之内，这样目录外的医疗费用由保险公司来按照保险合同进行报销，就可以大大降低参保人因大病所形成的自付医疗费用的负担。”
郑秉文在提案中也表示，将《补充目录》的使用延伸到商业保险经办的大病保险可为不断涌现的创新药品和医疗耗材提供更广阔的市场，同时也有利于鼓励保险公司提供满足客户需求多样化的健康保险产品。
制订《补充目录》有哪些要点？郑秉文指出，可参照现行的基本医保目录动态调整机制与带量采购等举措，强化信息汇总与通报系统，推动社保与商保的一站式结算。
扩容养老金投资管理人数量
郑秉文拟提交的另一份提案为《关于养老金投资管理人数量扩容的提案》。他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扩容投资管理人数量是提高养老基金投资管理的经营能力，推动养老保险三大支柱协同发展的必要措施。”
在2月26日的国新办发布会上，人社部部长张纪南介绍：“我国的养老金增值有渠道，长远有储备。结存的养老保险基金投资运营的规模在不断扩大，目前委托资金已经达到了1.2万亿元；全国社会保障战略储备基金权益已经达到了2.4万亿元，2000年建立的时候是200亿元。”
郑秉文在提案中披露了更为详细的养老金投资业绩。其中社保基金超过2万亿元资产中有一半来自投资收益，成立至今年化收益率达8.14%；基本养老保险基金自2016年末委托市场化投资以来累计创造850.69亿元收益，2019年当年收益8.03%；企业年金自2007年以来年化收益率为7.07%，2019年当年收益8.30%，截至2019年底规模已达1.8万亿元；2018年职业年金全面启动投资运营，至今也超过7000亿元。
但郑秉文在调研中发现，如此庞大的养老基金数量仅由27家投资管理人负责，与发达国家相比，扩容空间较大，譬如澳洲未来基金委托投资约2000亿澳元的数额交由117家投资管理人负责。
郑秉文在接受采访时称：“这27家养老金投资管理人仅占全国潜在投资管理人的6%，其要负责三类养老金投资管理的61个资格，单个投资管理人的管理规模平均已近2000亿元，集中度太高了，这是学界和业界的普遍呼声。”
郑秉文在提案中指出，全国社保基金与企业年金在2010年以及2007年之后未再继续选聘投资管理人，然而基金规模和潜在投资管理人数量早已发生很大变化，投资管理人数量亟待扩容。
郑秉文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应简化投资管理人资质的审批程序，不断完善对现有投资管理人的评估，引入更多的市场决定机制，完善准入与退出机制。”
（王治强 HF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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