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财经全媒体集团全国两会报道组 洪晓文 广州报道
3月5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在北京开幕。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培育更加活跃更有创造力的市场主体、提升科技创新能力、深化多双边和区域经济合作等一系列政策目标。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校长讲座教授、全球与当代中国高等研究院院长、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郑永年教授接受了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的专访，对上述政策目标进行解读，并对于“十四五”时期如何加快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提出了新的见解。
淡化具体GDP目标将成未来趋势
《21世纪》：根据政府工作报告，今年经济增速预期目标6%以上。你怎么看待这一目标设定？
郑永年：我觉得今年GDP目标设定跟以前是不太一样的。“6%以上”更多地蕴含着“参考”“指引”而非“计划”的意义，是根据中国当前发展的客观需要而设定的。实际上政府工作报告也提出了我们发展中面临的很多问题，而设定6%以上的预期目标就是要强调“发展还是硬道理”，通过发展来解决这些问题。
一方面，过去这一年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一些中小微企业面临着不少生存发展难题，一些地方的债务也在增加；另一方面，我们面临国际环境变化的挑战。要防止这些问题成为社会问题或者政治问题，就需要通过经济发展来把它消化掉。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我觉得这个指标并非硬性的、必须完成的。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们其实已经在逐渐淡化具体的GDP目标，这应该也是未来的发展趋势。
除了稳定社会经济发展信心以外，这样的目标更是建立在实际能力之上的。去年，虽然大家比较悲观，但中国是全球唯一一个实现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出口形势向好，消费持续增长，也是最大的外资流入国。目前我们仍有不少发展问题需要一段时间去消化应对，因此还是要预留适时调整、灵活调整的宏观政策空间。
中小微企业是创新孵化器、社会稳定器
《21世纪》：政府工作报告特别强调“市场主体恢复元气、增强活力，需要再帮一把”，并从贷款服务、税收优惠等方面为中小微企业渡过难关作出了细致安排。你如何理解“需要再帮一把”的提法，以及“十四五”时期中小微企业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承担的角色？
郑永年：我认为这是此次报告中的重点之一，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去年由于疫情影响，一些中小微企业面临倒闭困境。近年来，中国政府通过大规模精准扶贫，消灭了绝对贫困，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人都能立刻达到富裕水平，我们还面临着如何进一步实现社会公平、实现社会共同富裕的问题。
这需要从两方面着手解决：一次分配和二次分配。一次分配就是就业，但只有一次分配，还不能保证社会公平，需要政府通过税收进行二次分配。一次分配的重要性比二次分配更为突出，如果一个人没有就业，仅仅依靠政府补贴或许能维持生活但不会致富。所以要改变个人的经济状态，就需要加强一次分配。而中小微企业正与一次分配息息相关，也就是就业。
中国大部分就业都在中小微企业之中，所以今年报告中一系列中小微企业扶持政策，不仅仅关乎经济发展，也关乎社会稳定。中国要做到可持续的经济发展，就要做到可持续的社会稳定，这就需要可持续发展的稳定环境，要加强经济上的一次分配，解决就业问题。
同时，除了大量的就业，中国最大体量的创新，也是来自于中小微企业，所有大企业都是从中小微企业开始的，它们是创新的孵化器、社会的稳定器。所以无论怎么强调中小微企业的扶持政策都不会过分。
《21世纪》：在激发中小微企业活力方面，你还有哪些建议？
郑永年：目前中国专门为中小微企业服务的金融机构数量其实还有待增加。中小微企业中很多是创业企业，向他们提供贷款或其他支持的风险固然比较高，但其中有一部分是值得花费的成本。我们的国有银行不仅要考虑经济效益，同时还应该兼顾社会效益，支持中小微企业的创新发展。
以深化产业分工驱动创新
《21世纪》：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是“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任务之一。你认为促进科技创新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有哪些关键点？
郑永年：从国际形势的角度来说，中国推进技术创新的紧迫性在增加，政府确实要在研发方面加强投入。但与此同时，我们要认识到创新是一项长远的工作，前期投入多、风险大，所以更要强调对知识产权的保护。
目前科技创新面临两方面问题。一方面，是资金问题，光有政府的投入还不够，还要有民间资本的投入。另一方面，技术创新也是一个制度问题，要建立起一套鼓励创新的制度，比如，对于从事研发的生产经营活动，是否可以考虑进一步减少或者免除税收？我们可以考虑这样的制度创新。我们还要从制度和社会文化上包容创新的失败，例如《深圳经济特区个人破产条例》的实施实际上是对创新的保护。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只强调奖励成功者，还要考虑到不应过度惩罚创新的失败者。
除了制度、社会文化以外，一个区域创新力量的培育还要从经济结构上着手。珠三角民营企业占比较大，这是珠三角区域经济的一大特点，尤其在深圳，很大一部分创新来自于民营企业。这种背景下如何保证创新机制越来越顺畅、创新动力(310328)越来越强呢？我觉得不同所有制类型的市场主体要有分工，包括在哪些领域适合国有企业占主导地位，而哪些领域应当发挥民营企业的主导作用，可以有一个更清晰的界定，因为它们各自的资源优势也有所不同。例如战略性产业等对国家生产发展至关重要的行业，以及公共服务领域需要国有资本来主导，而把更多的竞争性领域的产业让给民营企业。应该把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都做强做大做优，形成多赢。
《21世纪》：政府工作报告强调优化和稳定产业链供应链。从国家战略和企业发展的角度看，如何实现可持续地增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
郑永年：我认为有两个关键。第一，中国要从过去的“技术应用大国”转型成为一个“技术创新大国”，拥有更多的原创性技术；第二，在国际关系地缘政治方面，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各个环节方方面面不受其他国家的制约。如果没有掌握核心技术、原创性的技术，就只能依靠采购，容易受到他国制约，所以这是两个相关的问题。
任何一个产业链供应链都是一套系统，这里面一定会涉及到大型企业、中型企业、小型微型企业。政府工作报告提到“发挥大企业引领支撑和中小微企业协作配套作用”这一点非常重要，过去我们有些企业习惯关起门来生产，自成一个封闭的系统，没有向社会资源开放，这不利于技术的进步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技术的进步一定要在开放的状态下才能完成，产业链分工发展到最后会越分越细，单个企业很难独揽所有生产环节。因此，我们强调的开放并不只是企业“走出去”，而是还要向国内的其他企业开放，这样才能形成可持续的发展和资源的最优分配。
现在有些企业一直着眼于在国际上如何做到最优分配，却忽略了国内企业与企业之间、区域与区域之间的整合因素。我认为，第一步应该是把国内市场整合起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以国内经济大循环为主，就是要考虑到国内不同区域、不同企业的互相开放。
推动国内国际规则对接
《21世纪》：政府工作报告还提出加快中日韩自贸协定谈判进程，积极考虑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601099,股吧)伙伴关系协定（CPTPP）。你认为这些协定的谈判乃至将来的落地将为中国带来哪些变化？又为中国的发展提出了哪些新要求？
郑永年：其实中日韩自贸协定和CPTPP的谈判是彼此相关的，我觉得不能把它们分开来看。中日韩自贸协定谈判已持续多年，由于中日韩分别在不同领域占据技术优势，因此三个经济体之间更多的是经济结构互补，而不是竞争。
中日韩自贸协定如果能最终达成也有利于中国开启加入CPTPP的进程。随着去年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签署，我认为中国迎来了第三次开放，其中的关键就在于规则对接。
这需要我们对“双循环”再做进一步的解读。推动国内经济大循环就是要把整个国家的市场统一起来，这就是市场规则的统一，避免城市之间、区域之间过度甚至恶性竞争。例如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等区域的市场规则如果能统一起来，那将是对国内经济大循环的巨大促进。
因此，应该在内部规则统一的情况下，把中国的贸易规则与国际规则相对接，进而走向世界，甚至对制定新的国际规则作出贡献，这就真正能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
（作者：洪晓文 编辑：陆跃玲）
（张洋 HN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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