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彬 金融学博士后，民生银行(600016,股吧)首席研究员。南开大学、中央财经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等高校兼职教授和研究生导师，教育部学位中心研究生论文评审专家，中国博士后基金评审专家。曾任中国银行战略规划主管、宏观经济研究主管。
2020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严重冲击和复杂严峻的经营环境，我国银行业依然在持续深化改革、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以及加大对外开放力度方面取得了积极进展。2021年是“十四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也是建党100周年。站在新征程的起点上，我国银行业应如何实现高质量发展？为此，本报记者专访了民生银行首席研究员温彬博士。
市场环境变化对银行业提出新要求
《金融时报》记者：“十四五”时期我国银行业发展面临的国际国内市场环境将发生怎样的变化？
温彬：“十四五”时期，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将有所延续，国际格局面临深度调整，经济发展中的不稳定、不确定、不协调、不同步等因素增多，银行业发展环境更加复杂多变，需要积极做好应对准备。
对于国际而言，全球经济将延续低迷复苏走势。尽管新冠肺炎疫苗研发、接种取得积极进展，提振了恢复经济的信心，但经济复苏过程中还存在较大波动，短时期经济重启会有明显反弹，但持续加速的可能性不大。
国际政治格局面临深刻调整。疫情期间，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有所抬头，地缘冲突有所加剧，国际治理体系面临重构，大国博弈日趋激烈并可能成为今后一段时期的常态。
全球金融市场波动加大。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尚未消退、实体经济复苏低迷的背景下，全球货币政策将维持宽松，低利率、负利率状态将延续，高杠杆、高债务将埋下更多风险隐患，国际金融市场波动加剧，“黑天鹅”“灰犀牛”事件更容易爆发，银行业将面临更加复杂的外部环境。
对于国内而言，“十四五”是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开局阶段，我国发展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发展质量逐渐提高，将继续成为全球表现最好的主要经济体之一。
国内市场潜力将进一步释放。我国要实现到2035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中等收入群体将逐步扩大，人均收入有望持续增长，消费需求将进一步释放，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新型城镇化等领域投资有望加快，催生新的金融需求，为银行业发展带来机遇。
银行业将逐步向高质量发展迈进。中国银行业经历了过去十几年的“黄金发展”时期，规模、效益等指标走在了市场前列。监管趋严、金融脱媒、竞争加剧等经营环境的改变，将促进银行业加快走出“舒适区”，重塑差异化战略，加快转型步伐，再造核心竞争力，实现高质量发展。
《金融时报》记者：“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中央根据“十四五”时期我国发展阶段、环境、条件的深刻变化提出的重大战略抉择。您认为银行业应如何服务好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温彬：银行业服务好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一方面应向关键领域提供丰富、有效的金融供给；另一方面应不断夯实自身的服务能力和水平。
一是服务好产业链发展。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意味着要更加重视构建国内产业链，大力解决部分产业链对外依赖度较高的痛点，促进供应链内循环更加通畅。银行可以大力发展供应链金融，通过提供融资、结算、现金管理等综合化服务，服务好产业链上下游企业，推动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等各个环节高效运转。
二是服务好科技创新。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居于核心地位，科技自立自强是我国发展的战略支撑，以创新驱动发展是构建双循环发展格局的必然要求。银行可以创新经营理念与业务模式，加大与外部私募、风投、担保等机构合作，综合运用多种工具提升服务科创企业的能力，促进科技成果转化。
三是服务好扩大内需。构建新发展格局，要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十四五”时期，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更加突出。银行应加强研究不同人群消费需求，丰富消费金融服务场景，开发与之契合度较高的产品和服务，促进消费转型与升级。“十四五”时期，新老基建为主的投资产业将保持较快增长。银行在资本紧约束下应积极优化信贷结构，向“两新一重”、战略性产业、产业转型升级等领域倾斜资源，加大对制造业中长期贷款的投放。
四是服务好对外开放。继续加大对外开放力度，是构建双循环发展格局的应有之意。银行应继续服务好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优化创新交易银行业务，为跨境企业提供贸易融资、支付结算、现金管理、汇率风险管理等产品和服务。
五是不断提升服务能力。银行应主动融入新格局，加快适应内外部环境变化，拥抱新理念、新技术，加快向现代银行转型。加强风险管控，严守合规经营底线，积极化解处置不良资产，加强资本补充，持续提升风险抵御能力和服务实体经济能力。
对外开放与金融科技为银行业赋能
《金融时报》记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在对外开放持续加速的背景下，“十四五”期间我国银行的全球化业务和合作面临哪些发展机遇？
温彬：“十四五”时期，我国将进一步加快对外开放步伐，对标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要求，银行业应主动作为，优化全球业务布局，积极把握更好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机遇。
一是国际交流合作需求。虽然疫情期间单边主义抬头，全球化遭遇逆流，但加强交流与合作仍然是未来全球发展的主旋律。随着各国在全球产业链上的深度融合，相关业务合作的需求应运而生。国内银行应利用这些契机，优化全球化布局，支持国际经贸合作。特别是要充分把握“一带一路”沿线地区投资、贸易较快增长，市场发展潜力较大的机遇，加快“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机构布局。
二是企业“走出去”。我国企业深度参与全球经贸合作，企业“走出去”过程中，需要有效的金融支持。近年来，“走出去”企业规模不断扩大，群体优势逐渐明显，国内银行业可以跟随企业“走出去”的步伐，积极参与全球化布局，提供多样化的金融服务，支持国内企业优化产业链布局。
三是人民币国际化的稳慎推进。稳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是应对国际环境变化的必然选择，也是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客观要求。随着人民币更广泛地被国际社会使用，离岸市场建设、投融资、支付结算、现金管理等需求增加，为银行拓展业务带来了空间。
四是我国银行业的进一步发展。历经四十多年的改革发展，我国银行业规模不断壮大，机构不断健全，有143家银行上榜《银行家》杂志发布的2020年世界银行1000强榜单，其中，4大行包揽前四。业务规模的不断壮大催生了国际化业务布局的发展需求。当前，国际金融市场波动增加，风险向国内的传导和联动加强，参与全球金融市场投融资成为完善全球资产负债管理的一种手段。另外，市场的波动中也存在交易机会，在考验银行风险管理能力的同时，也为投研能力突出的银行提供了获利机会。
《金融时报》记者：科技应用于金融，不是简单地将业务从线下搬到线上，而是推动银行业的服务模式和经营管理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十四五”期间，银行业应如何结合自身优势和特点，让金融科技对银行业赋能的效应进一步显现？
温彬：“十四五”时期，银行金融科技发展主线突出、方向明确。依托在牌照资源、研发投入、数据积累、客户基础和服务场景等方面优势，银行业能够更好发挥金融科技的赋能效应。为此，应着力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首先，升级发展理念。产业为本，金融为民，科技向善。应紧跟科技发展潮流，更好地理解和运用金融科技，不断升级金融服务理念与模式。将助力构建新发展格局、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作为金融科技战略出发点，深入践行环境、社会和治理（ESG）理念，发挥好金融科技的正向积极作用。在赋能经济转型、服务民营小微、发展普惠金融、助力乡村振兴、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金融需求等领域，探索更广阔空间。
其次，加快数字化转型。数字化转型是银行发展金融科技的主流模式，应加快适应金融科技发展的组织转型和架构升级，以“以客户为中心”搭建技术系统，实现技术与银行经营管理的深度融合。围绕科技创新的新型银行建设，推动向数字化、智能化、生态化的整体转变。与互联网公司、科技公司、同业机构深入合作，以共建、共享和合作开发等多种模式完善数字生态布局。以提升传统业务效率和变革新型商业模式为核心支点，创新和完善数字化金融实施策略。
再次，强化科技赋能。围绕核心系统的技术升级，增强基础设施保障能力，促进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等新技术与具体业务场景的深度融合。大力创新业务模式，升级传统业务，促进智慧管理，提升技术产能。有效加大金融科技投入，优化开发流程，提高交付效率，强化数字化经营和线上化运营能力，在数字银行、生态银行、平台银行等领域做出特色、做大做强。
最后，稳慎做好创新。我国已初步建立起金融科技监管框架，强化监管是金融科技发展的主线之一。应借鉴此前金融科技快速发展中暴露出的问题和教训，时刻关注新的应用风险，稳慎做好产品创新。用好金融科技监管沙盒机制，有效防范化解新技术、新业务模式带来的风险。在根据市场反馈迭代优化，确保安全稳健后再扩大产品和服务的推广范围。全方位做好消费者权益保护机制设计，最大程度地避免可能给消费者带来的风险。
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
《金融时报》记者：“十四五”时期，我国银行业的风险将出现哪些新的趋势和特征？如何进一步完善监管体系，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
温彬：“十四五”时期，我国风险防控面临的整体压力仍然较大，金融风险化解将持续推进，银行业风险可能出现一些新的趋势和特征，具体包括：
一是信用风险上升。受外部经济金融形势恶化、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等影响，我国经济运行和结构调整中的风险因素明显增多。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对实体经济的影响仍将持续，一些周期性强、抗风险能力弱的行业将产生更大信用风险，如住宿餐饮、航空旅游、批发零售等行业。同时，一些科技含量低、创新能力弱、政策限制等行业主体的违约风险将继续攀升，部分行业则可能因整体回落和萎缩加剧信用违约。此外，普惠金融贷款的快速增加将显著扩大银行的信用风险敞口，中小微企业延迟还本付息等政策到期则会造成不良率上升新的压力。
二是利率风险增加。中央明确“稳妥推进存贷款基准利率与市场利率并轨”，“十四五”时期，存款利率并轨或将完成，存款利率存在上行风险，银行面临的利率风险也将明显增加，如重定价风险、收益率曲线风险等都可能出现明显上行趋势。即便存款利率继续保持“自律定价机制”水平，但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下行将引导贷款利率持续下降，贷款利率短期内将难以明显回升，整体的低利率环境将对银行的盈利和风险处置带来更大压力。
三是风险交叉传染性增强。“十四五”时期，我国面临的金融环境复杂多变，信用债违约、互联网金融风险处置、跨境金融风险上升等都对银行的全面风险管理提出更高挑战，将加剧银行的系统性风险管理难度。金融科技在增强银行发展能力的同时，也可能造成客户风险、技术性风险、系统性风险水平上升，在增加新型风险的同时加大风险交叉传染概率。此外，在不良资产处置、高风险机构出清、房地产金融风险压降、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化解等重点领域，银行将面对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声誉风险等多风险交织叠加的复杂局面。
进一步完善监管体系，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可从如下方面加强：
首先，应严格监管执法。健全金融法治，提升金融监管法治化水平，按照立法宗旨，提高金融违法违规行为成本，对重大风险和重大案件做到执法必严、处罚相当。完善执法标准和政策依据，探索建立行政处罚和解的制度及路径。
其次，应提高监管能力。强化负面清单管理，提升监管市场化水平。提高全流程风险监管能力，强化事前预警和早期介入，提高风险揭示和处置能力。强化事中干预，明确监管干预触发条件，防止正常机构突发风险暴露。完善事后风险处置机制，制定风险机构恢复和处置计划实施办法。提高科技运用能力，推进监管大数据平台建设，强化数据治理，提高数据质量。
最后，应强化协同监管。加强监管的纵向和横向联动，推进机构监管与功能监管有机结合。完善跨区域监管联动机制，加强监管机构间、监管机构与地方政府协调配合，建立金融风险防控“全国一盘棋”。
（李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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