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加速重塑了全球化。一方面，《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终于签署，为国际合作注入新的动能。但与此同时，医疗用品供应不足、物流不畅等问题导致贸易保护主义再抬头，也引发了对供应链重组的热烈讨论。企业界如何看待RCEP的签署？供应链转移和企业回流是否已经被摆在高层的决策桌上讨论？未来的生产和投资趋势将会如何？
带着这些问题第一财经记者专访了罗兰贝格全球管理委员会联席总裁戴璞(Denis Depoux)。
戴璞认为，RCEP是一个“关键变量”，帮助企业整合其在亚洲的供应链，为跨国企业投资提供路线图，并且中国大规模吸引全球外资的趋势还会继续。
RCEP是一个“关键变量”
第一财经：尽管去年的贸易环境受到了冲击，但仍有许多贸易协定得以签订，比如《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但同时，我们也看到了保护主义抬头的迹象。你如何比较这两种相反的力量在全球化中的作用？
戴璞：首先，保护主义的浪潮和贸易协定的浪潮这两股力量是一直存在的。其次，虽然有地缘紧张关系等因素，但我认为2020年推进的那些成果是相当积极的。比如说，RCEP成功签署，中国和欧盟完成了中欧投资协定的谈判，中国还已经开始流露出可能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的想法。不仅仅是2020年，从2019年起就有许多双边或多边的自由贸易协定落成，这都是积极的事情。
去年的环境是非常糟糕的。这就是今天的世界，它的特点是具有很大的波动性和模糊性。不仅有伙伴关系，也有竞争关系。但我仍然抱有乐观的心态，我认为RCEP是一个“关键变量”，中欧投资协定也象征着积极的一步，在美国也有新政府上台，这些都是正面因素。
第一财经：你说RCEP是一个“关键变量”。你能否从更微观的层面讲讲，RCEP能给企业带来哪些好处？
戴璞：RCEP并不是一个非常有雄心的协议，这部分是因为很多成员国，特别是东盟和中国，已经相互签订过许多双边的自由贸易协定。所以这基本上是把协议进行了整合，但它并没有改变多少关税。但从企业的角度来看，RCEP中有新的改变，比如中日之间首次有了双边减税安排。
另外，尽管成员方之间存在贸易或者地缘政治上的紧张关系，这个协议仍得以签署并创造了一个解决问题的平台。这也是为什么企业界非常积极地看待它，因为现在企业可以真正地整合它们在亚洲的供应链。企业的观点是，亚洲已经自成一个小世界，有劳动力和竞争优势。因此，一些供应链可以在亚洲布局组织，而不是在全球组织，或者至少是作为全球组织的补充。所以你看很多中国企业把纺织或者塑料等附加值比较低的生产离岸到东南亚，比如越南、缅甸和柬埔寨。
我们看到了更多的一体化整合。无论是中国企业还是跨国公司，都已经开始向亚洲其他地方外包一些较高技术的生产，因为那些地方的工业基础开始跟上了。比如很多电气设备和机械现在在印尼生产，泰国也开始生产太阳能和光伏，新加坡在生产电池。从公司的角度来看，这是非常值得欢迎的，它提供了一个投资的路线图。
后疫情时代的生产和投资
第一财经：在供应链管理方面，你认为新冠疫情会不会引起企业行为的改变，比如它们会选择以效率为代价来提高灵活性？
戴璞：我觉得这种情况不会发生。因为我们去年和今年经历过的，就是中国和亚洲整体供应链的非凡韧性。在去年的2月到4月之间，供应链出现了混乱，但随后很快就恢复了正常。我认为生产供应在去年4月已经恢复了85%。而且，中国的供应链实际上拯救了很多公司，因为那些公司在英国、墨西哥、巴西甚至在东南亚的生产都被迫停止了。所以人们开始对供应链的韧性产生了质疑，但是当你看看事实，供应链实际上有很大的弹性。我想说，即使疫情没有让大家对亚洲的供应链质量抱有更多的信心，也不会有太大的改变。
真正痛苦的是疫情中出现的那些技术禁令和限制措施的不确定性，因为这对供应链造成更大的危害了。这引发了科技公司的思考。比如苹果公司会想：“好吧，是的，我不一定要移动供应链，但是起码把我的供应链的一部分复制到别的地方。”这通常会转移到印度，这是相当容易做到的，因为这些企业的很多服务都是承包给(印度的)外包公司的。
最后，很重要的一点是，中国市场有巨大的需求。所以理论上，你可以对供应链弹性和依赖度表示担忧，但是到最后，你要的是尽可能简单、直接、实惠地供应给你的终端用户。而在很多行业，终端用户和市场的20%~40%都在中国。因此，你要根据中国的需求来管理你的供应链，而不是根据股东对未来可能发生的事件的担忧来管理。
第一财经：你曾说在欧盟企业和中国之间看不到“脱钩”，只能看到“重组”。这种“重组”是指什么？
戴璞：“再次融合”主要发生在亚洲。基本上来说，以前中国和世界其他地区之间存在很多的加工贸易。比如，如果你要制造一架飞机，你需要在法国西南部做机身，把机身送去德国的汉堡，再把飞机送回法国做最后的组装，起落架也会从中国运来，但最后整架飞机还是会卖去中国。现如今，在这些飞机完工后，至少有三分之二会送到中国市场使用。
这就是加工贸易的特点。在能源和航空航天等领域有很多设备是在中国生产的，有的设备是从欧洲送到中国制造加工后，再送回欧洲或者美国。但渐渐地，我们看到的是，中国的加工贸易份额在逐年下降。现在程度不是很剧烈，但是数字在下降，而且是被正常贸易所取代。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中国多了很多“在中国生产，为中国生产”(in China， for China)的产品。或者说，很多产品会在其他地方加工完毕后再进口到中国。以往那种在中国做一部分，再送回欧洲，然后再送回中国的做法，成本很高而且正在逐步减少。在疫情暴发后更是如此，因为大流行造成了很多的物流障碍，中国和世界其他地区之间的物流成本大幅增加。现如今，推动中国加工贸易的成本优势正在消失，因为它被物流成本吸收了。低附加值的商品也是一样，现在很多公司都是把纺织品等附加值很低的东西离岸外包到东南亚，而中国要去做更高端的产品。
第一财经：去年中国是全球外资流入第一大国。中国吸引这么多外国直接投资(FDI)的原因是什么？这种趋势在后疫情时代中还能否持续？
戴璞：我认为这个趋势会继续下去，其中有几个原因。去年有1630亿美元的FDI进入中国，这创下了纪录，我认为这一数据还会上升。这首先是因为中国供应链的弹性，疫情中的情况让大家意识到中国是可靠的，还有很多潜力可以实现。其次，中国市场正在驱动外企到来，也就是“在中国生产，为中国生产”，因此企业会在中国加大投资。
（文章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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