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7日，中国香港，维多利亚港稍显“暗淡”。为响应“地球一小时2021”活动，支持环保低碳生活，海港两旁多座摩天大厦的外墙灯光熄灭，“幻彩咏香江”亦相应取消。自2009年起，香港已连续多年参与“地球一小时”。图/IC photo
2019年11月22日，山西省太原市，一辆“森林公交”亮相街头，车厢内种植有上百种植物。“森林公交”设计者希望通过这种形式呼吁市民选择绿色低碳的出行方式。图/IC photo
一条牛仔裤从制作到被丢弃，会产生33.4千克的二氧化碳排放（下称“碳排放”）量，3781千克的水资源消耗，和每年占用12平方米的土地资源。那是否意味着很多人所热爱的牛仔裤不能穿了？
其实，业内想了很多方法以解决牛仔裤所产生的碳排放问题。比如改进生产工艺，更换生产原料。再如，牛仔裤穿十次和穿两次进行一次清洗，前者可降低清洗牛仔裤过程中80%的能源、水资源的消耗和对气候变化的影响程度。但这些建立在对这一问题的重视基础上。
同样，伴随我国经济的增长，碳排放总量也在增长。公开数据显示，2018年-2020年，我国经济总量规模从91.93万亿元增加至101万亿元。与此同时，碳排放总量也从100亿吨增加到113亿吨。
“假如我们创造财富的同时，也产生了碳排放，这不就是需要减去相应的碳排放损失？”深圳市人民政府原副市长，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教授唐杰对新京报记者表示，实际上现在社会所创造的财富，还得扣除二氧化碳等有毒有害物所带来的治理污染的损失。
生态环境部气候变化司司长李高此前曾对新京报记者表示，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国人口众多、气候条件复杂、生态环境脆弱，受到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更为显著。近三十年来，我国的气温升高速率是全球同期的两倍，极端天气气候事件表现出发生频次明显增加，强度增强，影响和风险日益加大的特征。二氧化碳作为温室气体的主要成分，控制碳排放已经成为全球的主流共识。
因此，唐杰认为，现在需要重新认识“GDP增长”。2019年8月，唐杰牵头完成了《深圳市碳排放达峰和空气质量达标及经济高质量发展达标“三达”研究报告》。该报告预计深圳在2020年实现碳排放达峰。
碳减排与经济增长不矛盾
在今年1月举行的北京市“两会”上，北京市人大代表、生态环境部规划院院长王金南表示，通过调研发现，“不少地方认为2030年前还可以继续大幅提高化石能源使用量，甚至还在‘高碳’的轨道上谋划‘十四五’发展规划，攀登碳排放‘新高峰’，达到‘新高峰’后再考虑下降，没有认识到碳中和对各地发展的倒逼要求。”
3月，全国“两会”结束后，李高接受新京报记者专访时亦表示，全社会低碳发展意识尚待加强。部分地方片面追求GDP增长，以GDP为引领的陈旧发展观念需要根本改变。社会公众应对气候变化意识亟待提高，需要激发自下而上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积极性、主动性。
那么，2030年实现碳排放达峰、2060年实现碳中和——这个中国对国际社会做出的承诺，是否意味着要牺牲经济增长速度？
研究能源经济的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副院长、教授魏楚告诉新京报记者，如果说内部的改革动力和外部约束能够实现有机统一的话，这两个目标是可以兼顾、平衡的，“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如果说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系统没有发生变化，这时增加一个碳达峰、碳中和干预指标，那显然会成为经济增长的约束条件，这就会使得经济发展的速度慢下来。
在唐杰看来，看似很高的经济增长是否真的是公众想要的，其实是一个值得认真对待的问题。比如一个经济增长速度是6%，但环境污染大大降低的地区，与一个以10%速率增长但环境污染问题显著增加的地区，两者作对比，恐怕前者才是社会真正需要的经济增长。现有的经济增长速度没有扣除环境污染带来的治污等各项成本。
显然，想要保持经济的发展和增速稳定，意味着能源需求还会继续增长。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何建坤曾表示，要想在保持经济增长的情况下实现碳达峰目标，那就必须降低单位GDP的能源强度。“如果你希望达峰的时候GDP仍然以6%甚至6.5%的速度增长，就必须使单位GDP二氧化碳强度的下降速度大于6%甚至6.5%。”
从事气候变化经济学、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研究的南京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方国昌对新京报记者表示，就经济发展速度而言，经历短期阵痛在所难免，主要体现在环境政策约束对资源配置方案的倒逼作用上，例如强制关停重污染企业可能会影响当地经济产出和传统劳动力就业，而新能源、轻污染企业和关键技术扩散还需要更多发展空间。“但长期来看，碳排放量逐步达峰和实现中和后，对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尤其经济发展后劲的释放是有利的。”
但乐观派不这么看。从事碳排放核算与预测分析、气候与减排政策评估工作的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副研究员朱永彬向新京报记者说，经济增长方式和动力转变是当前我国面临的主要任务，但这并不必然带来经济增长速度的减缓。长期来看，创新驱动、科技引领和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等的提出，有利于中国经济长期向好，并实现高质量发展。“毋庸置疑，碳达峰与碳中和目标的提出必将驱动中国经济增长方式更加绿色、低碳和更可持续。”
朱永彬同时表示，要积极看待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而不能消极地认为碳减排目标与经济增长是矛盾的，只有看到碳减排目标背后的机遇并积极主动作为，才是率先实现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的正确态度。
碳中和目标将带来4000万个新工作岗位
尽管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对于经济增长不会有太大影响，但“从行业角度来说，首当其冲的是高耗能产业，这些行业将面临最大的冲击”，不过，魏楚也表示，这个冲击对这些行业本身来说，是一次大洗牌，一个提升行业竞争力的过程。这个过程不是说把这些产业打趴下，而是大浪淘沙，把那些懒于进取、无法顺利转型的企业淘汰掉。
清华大学地球系统科学系教授关大博告诉新京报记者，从全球产业链上看，碳达峰、碳中和双目标驱动下一定会诞生大量新行业，比如绿色转型所衍生的新行业、各个社会经济部门涉及的低碳技术（低碳产品），以及新兴的绿色投融资（或气候投融资），“在各个行业都会有大量新的机遇”。
天津科技大学绿色发展研究院院长、教授孙振清向新京报记者介绍，据有关机构预测，仅实现碳中和目标，将带来100万亿-140万亿元的清洁能源技术基础设施的投资规模，以及4000万个新工作岗位。
清华大学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的数据显示，今后30年，“碳中和”将为中国带来138万亿元的投资机遇。这包括，一是清洁能源、绿色交通、绿色建筑、节能环保等低碳产业将得到快速发展；二是绿色低碳技术将加速创新，产业的绿色升级依托技术进步，如光伏成本在过去10年中下降了80%-90%，行业投资价值显著上升；三是碳捕捉、碳封存技术也将快速发展，最终实现商业可持续。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主任马骏认为，这个规模可能更高，将有180多万亿元的绿色金融投资。
公开资料显示，2005年至今，中国GDP能源强度的下降速度约为每年3.5%-4%，远高于发达国家GDP能源强度下降的速度。不过，中国单位GDP能源强度在绝对值上仍处于较高水平，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7倍，是发达国家的2-3倍。
“这组数据表明，在降低GDP能源强度、大幅度节能以及控制能源消费总量方面，中国还有较大的空间和余地”，何建坤表示，这就需要技术创新作为支撑。而推进技术创新能够发展低碳核心技术，既是新的经济增长点，又是中国核心竞争力的体现。
工商银行现代金融研究院副院长、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殷红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ESG（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理念被更多全球投资者认可和关注。2020年底我国可持续投资基金总规模已经超过1172亿元、数量达到124只，分别较2019年底增长58%、12%。
殷红介绍，投资人对上市银行的ESG表现的关注显著上升，主要表现在：一是投资人关于ESG方面的相关调研、交流、咨询量较往年成倍增加；二是投资者关注的焦点集中在是否公开提出减碳目标或作出相关承诺、是否发布单独的环境信息披露报告、是否公开资产碳排放数据等。
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副院长、教授钱小军告诉新京报记者，国家发改委目前正在研究如何更好地推广ESG作为投资标准。金融是一个有力的经济杠杆，如果金融机构开始用ESG标准来考察是否投资一家企业，那么企业必然要重视ESG标准，否则企业就将面临无人来投资的困境。
可通过“众筹”实现各地碳达峰
公开资料显示，2020年我国各省份经济总量相差悬殊，其中，广东是西藏的58倍多，占全国经济总量的十分之一强。人均GDP亦然，北京是甘肃的近5倍，也是全国平均水平的2倍多。
面对不管是经济总量还是人均GDP相差悬殊的现实，各省份碳达峰的时间是否也有先后，谁先谁后的差别？
关大博表示，如果全国一盘棋统筹考虑，像陕西、甘肃和新疆等一些地区，在保证现有GDP增速较快的情况下（如6%-8%或以上），也要2030年实现碳排放达峰，这确实对于经济落后地区难度比较大。一个比较合理的做法是，按照工业化发展阶段来分，把全国338个城市（含直辖市）分成若干个梯次，然后每个城市先将本市最落后的产业淘汰掉，治理好，再分阶段实现碳排放达峰。
关大博介绍，如果每个城市都拿出每个行业碳强度垫底的5%企业，让它们的碳强度达到所在城市所在行业的平均水平。这样大约能够实现20%-30%的减排，就可以兼顾到区域布局，而不是把碳减排压力全压给部分碳排放强度很高的城市。这就像“众筹”，每个人拿出本人收入的5%，不会产生大压力，但需要的钱又凑齐了。
国家统计局统计科学研究所统计师黄煌撰文表示，各省份碳排放分配可以依照责任优先、能力优先、需求优先和效率优先四种方案进行，不同决策偏好对应的碳排放分配方案在各地区具有一些差异。
“经济增速与单位GDP碳强度增速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关系，但认为经济高速增长的省份或地区就更晚达峰是不太合适的”，方国昌表示，原因在于，影响碳排放量的因素除了单位GDP碳强度，更重要的是产业结构、能源结构、碳排放密度等。经济高速增长的省份或地区往往在经济结构、要素资源、政策环境等方面具有相对优势，而这些因素对于控制碳排放也是可以产生积极作为的。因此，单纯将GDP增速与单位GDP碳强度增速拿出来下结论失之片面。
东北财经大学统计学院副教授王勇撰文指出，中国大部分省份碳排放仍处于超标状态，初始碳空间盈余严重不足。因此，需要积极推进碳排放强度管制政策的实施，并提供立法支持。碳排放强度管制政策的实施，能够促使生产部门优化能源供给结构，加大对碳排放因子较低的能源的供应量，从而降低碳排放量的增加。
长期从事环境保护法研究并推动立法实践，一直高度关注气候变化的法治进程的全国政协常委、社会与法制委员会驻会副主任吕忠梅亦在此前接受新京报记者专访时表示，客观地说，我国现有立法不能满足碳达峰目标和碳中和愿景实现的实际需求。因此，碳达峰、碳中和实现所需要的进展报告制度、评估制度、咨询制度、信息发布制度、年度报告制度、责任追究制度等专门法律制度都急需建立。
生活方式需要绿色化
关大博发现，一种快时尚在流行起来，比如以牛仔裤为例，有些人认为穿了几次就“过时”了，一些时装变成有时效了。过了这个时效要么放衣柜，要么扔掉。平均来讲，美国每年人均购买7条，中国是人均1条，印度是人均0.3条牛仔裤。如果中国和印度人也像美国人那样消耗牛仔裤，那也许地球的资源就消耗殆尽了。
通讯作者为浙江理工大学服装学院副教授王来力的论文指出，牛仔裤是深受消费者喜爱的服装类别，统计数据表明，其约占我国消费者服装购买量的8.91%。但由于牛仔裤生产链条长，生产过程中消耗较多的能源和水资源，污染物排放量大，造成严重的环境影响，核算牛仔裤工业生产的碳足迹对于减小其环境影响具有参考意义。
关大博介绍，原来我们国家的人均碳足迹与发达国家相差挺大的，但现在有些发达城市的人均碳足迹已经与美国水平相差无几了。“中国整个城市人口的人均碳足迹，基本上和欧洲的平均水平持平，与中游国家像意大利、西班牙基本差不多。”
“可问题是，消费端还没有拿出来一个可落地执行的措施”，关大博说，不仅中国没有，欧美发达国家也几乎没有，“都在一个起跑线上”。我国城市人口的碳足迹不能再增加，同时还要防止大量的农村人口也效仿欧美国家的消费方式。
唐杰表示，碳强度下降，其实就是用更少的能源产出更高效率的产品，或者人们为了减少能耗，住更小的房子，用更节能的绿色建筑。德国二十年前推动被称为“被动屋”的绿色节能建筑，近年来在“被动屋”上加入光伏设施，成为可为社区供电的住宅。如果我国也能大量推广使用这种建筑，那也能减少大量的碳排放。
唐杰认为，要实现2030年碳排放达峰，难度不仅在生产端，也在消费端。比如汽车消费，我国现有汽车保有量2.4亿辆。未来能不能更少通过私家车出行，而是改乘公共交通，这都是重要绿色消费方式。
随着新能源汽车技术的进步，零排放的汽车可能让汽车的碳排放问题得到解决。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欧阳明高向新京报记者表示，大规模推广使用新能源汽车是实现2060年实现碳中和，实现新能源革命的有力保障。新能源革命是用光伏、风能等可再生能源发电来代替煤发电，这是能源生产革命，但能源生产革命要用能源消费革命来推动。消费革命是什么？就是大规模推广使用新能源汽车。这是实现碳中和的保障技术，是新能源革命和工业革命的核心。
而在朱永彬看来，生产端和消费端对绿色化转型来说是一体两面、相互促进的关系，可能很难说清谁的作用更大。以汽车产业为例，传统汽车大约消耗了我国汽油消费总量的98%和柴油消费总量的62%，占油品消费的比重非常大。实践表明，只有在生产端和消费端同时发力，才能促进新能源汽车的大规模普及，由此可以避免使用过程导致的大量交通碳排放。
新京报记者 肖隆平 实习生 余丹
（王治强 HF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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