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小军 受访者供图
过去的2020年，对于企业来说是危与机并存。3月1日，中国社科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企查查大数据研究院联合发布的《2020中国企业发展数据年报》显示，2020年我国共注销、吊销企业1004.28万家，同比增长18.6%，成为近年来注吊销企业数最多的一年。同时，新增注册市场主体2735.4万家，同比增长12.8%。
不同企业在面对灾难时所做的不同选择，让企业走上了不同的结局。其实，在企业发展进程中，本来也面临着各种各样的挑战，甚至生死存亡的危机：有缓慢而至的，有突如其来的。企业该如何做到不仅眼前有利润，还能脚下有远方——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
为此，新京报记者采访了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副院长钱小军教授。十多年来，钱小军持续观察中国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历程，也丈量着中国企业践行社会责任理念的广度与深度。
企业应有思变的能力
新京报：你是否认为新冠肺炎疫情给企业可持续发展带来了很大的挑战？还是只是加速了一些经营不善企业的破产，为什么？
钱小军：我觉得并不一定是因为经营不善才破产。新冠肺炎疫情确实让大家措手不及，比如旅游企业。游客都隔离在家，不能出门了，旅游公司业务断崖式下降，而员工工资却得照常发，各项成本依然需要承担。再如航空公司，受疫情的影响非常大，又因为特殊性、专业性而难以及时转型，因此也可能破产倒闭。
有一些行业的企业，比如餐饮业中的少数企业，在危机中积极应对，思路转变快，就存活了下来。比如旺顺阁，一家做鱼头泡饼的餐饮公司。因为疫情，消费者不能到饭店来堂食了，他们就积极调整思路，将菜品做好配方或者半成品，卖给消费者。我是作为一个顾客在观察这家餐饮企业，他们在危机中发现商机，然后改变自己的经营模式，从而让公司存活了下来。
新京报：面对公共卫生、自然灾害等灾难对企业发展带来的冲击，你认为企业该如何应对？
钱小军：我一直觉得，我们不可能对所有的危机都做好准备。下一次的疫情什么时候发生，影响程度多大，谁也无法预测。但是企业应该有思变的能力，不能说遇到天灾原有的模式可能经营不下去了，那就撂挑子。
旺顺阁的经验告诉我们，即使遇到疫情这种可能让企业破产的灾难，只要抓住不变的市场：不管发生什么，人们总是要吃饭——转换一种经营思路就可能发现存活下去的机会。这样的企业虽然不多，但也绝不止这一家。
新京报：那你觉得企业平时应该做些什么才能具备这种意识或能力？
钱小军：多观察，动脑子。我们有些企业负责人不怎么爱动脑子，思维是直线型的，不会变通。当疫情发生，你要去考虑自己具有哪些能力，拥有哪些资源，能做什么？餐饮业无法提供堂食了，那能不能做好配方，或者半成品，让顾客一蒸，一热就可以吃？这种思变能力，也要求企业负责人平时多走出去看看，了解一下同行甚至毫无关系的企业是如何经营公司的，见多识广嘛，说不定哪天就派上了用场。
同时，企业负责人心胸和眼界要开阔。我具有什么样的优势，什么样的资源，能满足社会上什么样的需求。除了动脑筋，还要能放下姿态与他人合作，主动抱团取暖。
企业经营需有风险准备
新京报：在遭遇灾难时，一些企业实在没办法要倒闭了，像这种情况下有没有什么共性的应对方案，企业应该做些什么？
钱小军：我不敢说所有的企业都具有思变，或随时能够应对危机所带来挑战的能力，因为将发生什么谁也不知道，但是企业在正常经营时期应该做好危机处理的预案。也就是，万一出现了企业无法应对的危机，企业应该有一个包括对员工合理安排的预案。这是企业应负的责任，而不是说“一关门一分钱安置费都没有，员工爱怎么地怎么地，反正我自己都活不下去了，我也不管你了”。
新京报：正常经营时的企业应急预案也能在突发灾难时发挥作用吗？
钱小军：我觉得可以。为什么好多企业倒闭？是因为他们太急于扩张，把所有资金用于投资，很多时候是因为资金链断了。所以，企业经营不要太贪心，一定要留有一笔资金，用于应对随时可能发生的危机。届时企业如果真的经营不下去，还有一笔钱可以用来安置员工。企业所可能遇到的危机，不止新冠疫情这样的，经营过程中也会有很多来自市场本身的危机。
新京报：也就是说，企业在经营管理上需要留足现金流？
钱小军：在风险控制上面要有一定的准备，这个准备里面就包括了资金的准备。然后，平时要对员工有足够的关心，让他们与自己成为同一战壕里的“战友”，而不只是劳动力。因为你平时对他好，在遭遇危机时他们才能够体谅你的难处，否则的话他只考虑他自己能不能拿到钱。这对公司无疑是雪上加霜。
因此，让员工有主人公的感觉，企业管理在这一点上应该多下点功夫。其实，让员工有主人公的感觉并不就是意味着必须多给他钱，很多时候是让他们参与决策，倾听他们的声音。企业善待员工，善待合作方等利益相关方，这种善待会在危机时显示出它的力量。虽然不能百分之百地规避企业的倒闭，但是总会在应对企业灭顶之灾时从容一点。
新京报：新冠肺炎疫情危机凸显了为所有利益相关者服务，以实现业务长期可持续增长的重要性。去年，美国有181家顶级公司首席执行官举行了一个商业圆桌会议，重新定义了公司运营宗旨：公司首要目标是促进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而非以往的股东利益至上原则。你认为这种观点会在全球各个国家普遍化、普及化吗？
钱小军：我觉得是可以被接受的，因为企业的利益相关方，即被一家企业的决策和经营能够影响到的，或者能够影响到该企业的决策和经营的人或组织。如果企业经营者关注并在乎他们的利益的话，这实际上就会形成一个非常好的经营生态环境。包括从履行社会责任和坚持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说，我们都希望企业能够做到：向上游，去影响供应商；向下游，去影响消费者、客户。
企业社会责任也是应时而变
新京报：我国《公司法》2005年修订版首次将“社会责任”写入该法。从2005年到现在，你认为我国企业在履行社会责任这件事上发生的最大变化是什么？随着国内外环境的变化，经济形态的发展，未来预期还会有哪些变化？
钱小军：最大变化是认知上的变化，因为履行社会责任的企业数量在逐渐增加。我自己的体会是，之前在经管学院给EMBA班讲授企业社会责任课时，很多学生不是因为他们关心这件事来上这门课，而是因为他们缺学分，发现我教的这门课恰好合适。上课时，学生们也是那种满心不信任，认为这是唱高调的。但最近这一两年，我发现学生们觉得履行社会责任确实对他们的企业经营有帮助，他们开始关心社会责任问题。
从过去不太懂什么叫企业社会责任，觉得企业社会责任就是要花钱，就是让企业少挣钱，到现在开始意识到，履行不履行社会责任将会直接影响到企业的经营效果。这其实就是说，来自于各种政策层面、社会舆论和好的企业实践等多个方面的要求或影响，一起推动着企业履行好社会责任。
新京报：从“符合时代要求”而言，在新发展格局下，你认为这对我国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有无新要求，是什么？其能够为企业所接受，或触发其行为模式改变的内在机制是什么？
钱小军：新的发展阶段，要求贯彻新的发展理念，构建新的发展格局，必然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提出新要求。所以，企业发展要不断符合时代发展的要求。比如二氧化碳排放，我们国家向国际社会做了碳达峰、碳中和的承诺，企业必然会成为责任主体。
新京报：疫情期间，一些公司（尤其是互联网公司）实行弹性上班制。这是科技创新运用的一个结果。你认为这种科技创新触发的行为模式的改变，能否常态化？
钱小军：有这个可能。因为疫情发生，一些企业的员工被迫在家工作。然后企业发现，让他们在家工作，公司的办公场地就可以压缩：原来100个员工要100个工位，现在可能只需要50个工位，谁需要谁来谁用就是。如果更多的上班族实行居家办公，这样既节省了上下班路上的时间，同时也环保了，减少碳排放。同时，也有一些企业的实践显示，员工居家办公的效率不比在办公室时差，甚至有些还优于办公室上班。这些都是新现象，还有待进一步研究和观察。
本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肖隆平
（王治强 HF013）
加载中,请稍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