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耗能产业、碳市场和家电汽车行业均在中美欧相关会谈中被提及。
4月16日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同法国总统马克龙、德国总理默克尔举行中法德领导人视频峰会。
习近平强调，中方将坚持公平、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各自能力原则，推动落实《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巴黎协定》，积极开展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希望发达经济体在减排行动力度上作出表率，并带头兑现气候资金出资承诺，为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提供充足的技术、能力建设等方面支持。
同时，中方已决定接受《〈蒙特利尔议定书〉基加利修正案》，加强氢氟碳化物等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管控。
4月15至16日，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解振华与美国总统气候问题特使约翰·克里就气候问题于上海举行会谈。双方在会谈结束后，发布了《中美应对气候危机联合声明》。
《〈蒙特利尔议定书〉基加利修正案》相关内容也出现在这份联合声明中，还具体提出了两国将在联合国气候公约第26次缔约方大会前及其后，继续讨论21世纪20年代在工业、电力、能源、交通等一系列的具体减排行动。
中国环境规划研究院院长、中国工程院院士王金南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中法德可以在能源转型、可再生能源、微电网技术、航空氢能技术、碳市场等方面加强合作。”
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
此次在中法德领导人视频峰会和中美应对气候危机联合声明中两次被提到的氢氟碳化物是用作发泡剂、冰箱及空调制冷剂等的氯氟烃化合物的替代品，在上世纪80年代全球因破坏大气臭氧层而淘汰氯氟烃化合物等物质后，开始被广泛应用。
但此后的研究发现，氢氟碳化物具有较强的温室效应，甚至作用远比等量的二氧化碳要强，因此也有人将氢氟碳化物称作“超级温室气体”。1997年通过的《京都议定书》将氢氟碳化物列为温室气体。
2016年10月，《蒙特利尔议定书》第28次缔约方大会达成了限控温室气体氢氟碳化物协议，这是继《巴黎协定》后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达成的又一里程碑式的重要文件。
协议明确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不同的氢氟碳化物限控义务，切实体现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各国将分三批减少使用氢氟碳化物，美国等发达国家将从2019年开始首先减少氢氟碳化物用量；包括中国在内的100多个发展中国家从2024年开始减少用量；印度和巴基斯坦等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从2028年开始减少用量。
作为全球最大的氢氟碳化物生产国，中国在2016年10月承诺，最晚在8年内使这一温室气体的排放达峰，并于2045年将排放量降低至历史最高水平的20%以下。
淘汰并不容易，氢氟碳化物用途广泛，制冷剂、发泡剂、清洗剂等都有可能会用到，仅制冷用途就涉及家用空调、汽车空调、保鲜冷藏、工业制冷等行业。
值得注意的是，其他公约中涉及温室气体都是讲“排放量”的，而氢氟碳化物讲的是“生产和使用量”。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胡建信解释道，这是因为这一化合物使用在冰箱空调等产品中，需要一段时间逐渐地排放出来，就存在延迟排放的问题。
胡建信表示，目前美国的参议院还没有通过相关条款，在中国也存在法律程序上的问题。其中一个例子就是汽车制造业。汽车空调制冷剂的R134a是氢氟碳化物的一种。目前除了中国和印度，大多数国家的新车生产都不再使用R134a，但替代仍旧存在一定困难。
胡建信告诉记者，可替代R134a的新型制冷剂HFO-1234yf专利主要集中在美国杜邦公司和霍尼韦尔公司，所以替代物的使用还存在专利和成本上的问题。在中国使用HFO-1234yf，每辆新车需要多付数百元的专利成本，因此特斯拉等汽车品牌的生产线会选择在中国依旧使用R134a以降低成本。
但胡建信依旧对氢氟碳化物的如期淘汰表示乐观，“目前的时间表是2024年冻结生产和消费，2029年削减10%。中国一定会比这个时间表早做到的，因为中国不管是企业还是政府，都在做大量的工作。”
此外，中美联合声明还提及不少具体产业和领域。
厦门大学中国能源政策研究院院长林伯强表示，中美联合声明中提到的高耗能产业是两国之间差异较大的部分，我们的高耗能产业规模比西方国家更大。对于联合声明中提到的相关产业而言，高耗能产业的减排和转型会相对难一些。
“因为它本来就不是很赚钱的行业，如果未来人员成本提高了，就会导致转型难度更高。但碳达峰、碳中和的工作必须得做，那就得在政策上考虑怎么解决这些产业的实际问题，这应该是下一步我们必须做的重点。”林伯强说。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国际组织与国际公共政策系系主任张海滨认为，对于中美欧来说，欧盟正在积极推进的碳边界调整措施也是需要关注的重点之一。目前这还是欧盟方面的一个单边的行动，对于国际贸易会产生不利影响。美国也透露出想参与的兴趣，但目前美国国内的碳市场建设前景并不明朗。
对于中国而言，在碳市场建设问题上，一方面需要将碳价维持在一个合理的水平上，另一方面还需要分配好碳配额，以防碳市场信号失灵，无法实现建设碳市场的基本目标。
中美欧达成气候共识意义重大
张海滨认为，过去三十年的气候谈判历史反复印证着，如果大国可以合作，那么谈判进程的推进就会顺利很多。
中美欧的气候合作关系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不断地发展演变。联合声明中也提到，“回顾两国气候变化领域的领导力与合作，为巴黎协定的制定、通过、签署和生效作出历史性贡献。”
2015年12月，经过艰苦谈判后全球气候谈判迎来历史性的转折点，来自195个国家的代表通过了《巴黎协定》，在总体目标、责任区分、资金、技术等多个核心问题上取得进展。
联合国于2019年举行了最高级别的“气候行动峰会”以提振雄心，并于2020年12月12日，在《巴黎协定》通过五周年之际，再次召开“气候雄心峰会”，呼吁各国进入气候紧急状态，旨在到2030年将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45％、到2050年实现碳中和。
今年1月25-26日，联合国还召开了“气候适应峰会”，呼吁各国加紧提升针对适应气候变化的公共和私人融资，加速推进适应项目的实施，以便从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中实现具有气候抵御力的复苏。
“虽然现在在其他方面各国之间还存在各种待解决的问题，但依旧要在气候问题上达成合作共识，当然气候问题与其他问题也是相互交织的，很难完全切割。”张海滨说道。
解振华曾在采访中指出，美国应在气候变化领域发挥领导力，中美两国的合作对于抗击全球气候变化至关重要。在达成《巴黎协定》的过程当中，中美进行了非常好的合作。中国愿意和美国在这一领域继续开展合作。
“在过去，中美两国不只是开展政策对话，推动多边进程，还在九个优先领域开展了务实合作，这对双方和全球都有好处。既然如此，那为什么不做呢？”解振华说道。
大国合作是国际社会十分愿意看到的结果。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美国决定重返《巴黎协定》感到十分高兴，“继2019年的气候行动峰会之后，产生全球一半碳污染的国家承诺保持碳中和，美国政府回归《巴黎协定》的承诺使这一数字达到三分之二。但我们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作者：王晨编辑：李博）
（张洋 HN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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