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商行：“活下来”提上议事日程

“多重压力之下，农商行‘活下来’要提上议事日程，不赚钱、不盈利肯定会倒闭，现在能够‘活下来’是最关键的。”佛山农商行董事长李川不久前在第八届农商银行发展战略论坛上坦言。

这个看来“言之过重”的观点，却得到了在场多位农商行人士的赞同。福州农商行董事长施云飞表示，“自从在福州农商银行当董事长以后，我感受到农村中小金融机构被市场‘挤压’得越来越明显，尤其在省会城区。”

在已披露的上市农商行2020年业绩报告或业绩快报中可以发现，部分农商行营收出现负增长，平均资产利润率均较上年有所下降，资本充足率亦较上年末有所下降，两家规模较大的农商行不良率比上年有所升高。

农商行的压力主要来自哪里？多位农商行人士指出，一方面是大型银行业务不断下沉，以产品利率优势、期限优势强势抢占农商行的市场；另一方面是贷款利率下行，农商行负债端成本不断攀升，息差持续收窄进而压缩了利润空间。

压力究竟有多大？《中国银行保险报》采访了多家农商行，试图对这个行业的生存压力管窥一二。

大行业务下沉来势汹汹

“在现在这样的环境下，农商行面临的压力之一就是大中型银行的业务都在往零售端挤压，拼命下沉。”李川说。

一位中东部某农商行人士这样形容他们所面临的形势，“以往‘井水不犯河水’的形势不再，双方几乎到了‘短兵相接’的境地。”从动机上看，大行业务持续下沉，一方面是监管的要求，另一方面则是自身发展的迫切需要。对他们而言，一二线城市市场特别是高净值客户的争夺已经是一片红海，为寻找业务新的增长点，自然将目光瞄向了县域农村这片蓝海。

面对大行业务下沉，对于农商行而言，主要的压力是优质客户流失。上述人士认为，大行拥有资金成本优势，可对农商行客户资源进行精准“掐尖”找到优质客户，提供相同的产品，最后以更低的利率抢夺客户源。“困境的关键在于，大行给出的利率之低很多时候远远超出农商行的承受能力，也超过了农商行对优质客户的‘黏合力’”。

一位北部地区的农商行人士表示，这使农商行业务发展需要投入更多的人、财、物，维系核心优质客户的成本和难度大大增加。“与农户长期良好的合作关系以及网点和员工的数量优势呈现出边际效应递减的趋势，转型发展面临较大压力。”慈溪农商行相关负责人如是说。

“比如对公业务，我们也在做，但不是大行的对手，近年来愈发感觉吃力。农商行可以做跟随者，很难成为抗衡者。”一位东部地区农商行董事长坦言。另一家正在A股排队上市的农商行副行长甚至这样形容，他们正在急迫地寻找“活下去”的路。

也有“看得开”的农商行。沙县农商行相关负责人告诉《中国银行保险报》，农商行的本质还是要做小企业，所以他们不会特别想争市场份额，主要还是看客户的选择。

已在A股上市的张家港农商行董事长季颖认为，银行业竞争是必然的，中小银行要直面竞争。奉化农商行更是表示，他们的自身优势也显而易见，尤其体现在地缘优势和发展基础上。“我们已经深耕小微和‘三农’、植根地方经济60余年，已经形成了较为成熟和系统的‘地缘经济’金融模式，包括地域性的信贷经验和普惠模式，为进一步巩固客户群、拓展市场提供了良好渠道和坚实基础。面对大行要有‘错位竞争’意识”。

值得注意的是，央行研究局课题组在今年3月发布的《完善中小微企业融资制度问题研究》中指出，下一阶段将通过积极的政策激励，支持大小银行间进行动态博弈，进一步激化中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的市场竞争。

与上述观点相似，某西部城区农商行人士认为，这是一个适者生存的过程，最终比拼的是银行的管理能力和服务能力，“这个过程对于客户是有利的，竞争激烈了融资成本就会下降，服务也会变好”。

针对“掐尖”问题，专家依然认为应从监管的角度予以关注。在招联金融首席研究员、复旦大学金融研究院兼职研究员董希淼看来，应打造小微金融生态系统，大中小机构要合理平衡发展。他建议，监管要引导大行挖掘增量客户，在“首贷”户上发力，共同把市场做大做好，而不是简单地把农商行的客户挖过来。

事实上，有地方监管人士曾抱怨，他们也不愿看到大行随便“掐尖”搞乱农商行服务小微的业务，但让他们犯愁的是，大行有发展普惠业务的压力，也不能不让大行做。

不过，凡事都有正反两面，“掐尖”的情况亦需要辩证地看。董希淼认为，监管部门固然要采取一些措施，但农商行也要改变自己。一家国有大行相关业务负责人表示，在涉农领域他们与农商行的目标客户并不完全一致，“我们有些客户甚至是农商行在发展过程中‘抛弃’的”。

压力之下，不少农商行开始反思。江苏盐城农商银行董事长李一平说：“我曾经做过信用社的信贷员、主任，我们当年放贷款都是几十元、几百元。那个年代，我们就是服务基层的普通农户。随着国家金融改革的推进，我们从信用社变成了联社、农合行、农商行，市场份额、社会影响力不断壮大，并且还在不断提升。但提升的同时，我们却逐步离开了本土。”

息差收窄压力大

压力源之二是息差的收窄。

“现在息差收窄得太猛了。”李川说，“特别从2020年开始，我们的息差断崖式下跌，而且估计趋势是不可逆转的，将继续加剧。”

相较于大行和城商行，农商行业务结构较为单一，大部分依然以存贷业务为主。因此，息差收窄对一些本就“体弱”的农商行而言更是沉重打击。

负债端，受同业竞争影响，存款由低成本向高成本迁移现象明显，银行将普遍面临“吸存难、吸存贵”的问题，综合负债成本上升压力凸显。资产端，LPR改革后，又逢疫情，为支持小微企业等实体经济发展，宏观政策引导贷款利率持续下行。

上述北部地区农商行人士坦言，“农商行业务大多在农村、城乡接合部，网点分布广、配置人员多、管理半径大、客户层次复杂等多种原因造成运营成本较高，息差收窄则在利率市场化后从资产端、负债端双向给农商行经营效益的提升带来更大困难，加之辖区中间业务需求相对较少，使农商行拓展非利息收入受限，在现有条件下取长补短、增收增效已成为农商行需要研究破解的战略难题。”

数字化转型滞后

运营成本上升的背后还有农商行数字化转型滞后的影响。一方面，这是行业性趋势，大行在数字化转型进程中运营效率逐步提升；另一方面，客户需求也在发生变化，越来越多的服务需要通过线上渠道提供，需求种类也越来越复杂。

兰州农商行作为西北地区省会城市的农商行，资产规模虽然在全国排在前30名，但在其董事长赵建平看来，科技创新、管理现状、经营效率等方面，该行与发达地区银行相比差距很大。李川也坦言，农商行自身能力是有缺失的，不管是全国排在前列还是排名靠后，数字化能力特别是新的运营方式、风险管理模式和新的营销模式都有非常严重的缺陷。

这一现象背后映射出的核心之一是人才的缺失。多家农商行的负责人均表示，目前最缺的是科技人才，特别是既懂业务又懂技术的复合型人才。“必须把队伍建立起来。没有队伍，数字化怎么也搞不起来。”赵建平说。

面对市场对银行数字化能力提出越来越高的要求，农商行必须行动起来。“一些农商行可能已经发现自己运营效率不但没有大行快，反而越来越慢，更不要说能对不同客户提供差异化的产品和服务了，因为技术支撑不了。”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曾刚说，“科技和数字化转型方面的压力对农商行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但想要抓住发展机遇，不管怎样，恐怕都要按照强化科技能力和数字化转型这个方向走下去。”

（记者胡杨、实习记者许予朋对本文亦有贡献）

（李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