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新生
湖北省武汉市解除封闭已满一周年了。作为武汉市民，笔者最大的感受是，这座城市居民的消费习惯、消费模式发生了变化。
为防止突发的疫情蔓延，2020年1月23日凌晨，武汉市发布公告，决定从即日10时起，采取封闭措施。武汉按下暂停键。
生产可以停止，可是，生活还将继续。一日三餐，柴米油盐，如何解决呢？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全国各地蔬菜瓜果源源不断地运往湖北武汉，湖北武汉援助物品接受点货物堆积如山。
由于居民足不出户，如何才能分发全国各地支援的食品呢？湖北省武汉市采取的策略是，交给当地的商业网点，以成本价格出售。可是，由于绝大多数居民都在家中隔离，根本无法到商业网点领取援助食品。
社区居委会组织起来，挨家挨户登记，并且通过社交平台，建立一个又一个“代销点”，很快解决了生活物品发放问题。
这种类似于“消费合作社”组织模式，很快在湖北武汉推广开来。凡是居民集中的地方，都有借助于社交平台建立的“消费合作社”。
完全解除隔离措施之后，武汉市迅速焕发勃勃生机。然而，重大疫情期间所建立的社交平台并没有消失，人们借助于“微信群”分享价格信息，集体购买蔬菜。如今走到武汉的大街小巷，人们不管是否认识，都会点头致意。进入住宅小区，一定能看到大门口的“蔬菜点”。笔者所在的小区，人们几乎都在固定的时间，通过网络交换信息，分享蔬菜市场价格行情，社区居民自觉地加入其中，集体讨价还价，社交平台出现了“拼少少”。
重大疫情期间建立的信息平台，改变了人们的消费习惯，减轻了人们的消费负担，降低了购买日用消费品的成本，加深了社区居民之间的感情。
类似于“消费合作社”的社会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借助移动互联网络，人们重新组织起来，形成新消费方式和消费组织，通过信息的传递，形成了特殊的利益共同体。
久违的“消费合作社”，似乎是在一夜之间出现在人们的面前。人们借助于社交平台，交换各种商品信息，“合作社”社员进入每一个家庭，帮助人们排忧解难。长达数月的隔离措施，非但没有让人们之间变得隔膜，反而使人们变得更加团结。这是湖北省武汉市一年来最大的变化。
武汉市人民之所以被称为英雄人民，就是因为他们适应能力和创造能力出乎人们的想象。即使在隔离期间，他们也能自发组织起来，借助于社交平台，互帮互助，克服生活中遇到的困难。恢复常态之后，人们没有回到从前，而是把隔离期间所创造的组织保留下来，借助于市场消费活动，建立一种特有的社区文化形态。
组织结构的变化，改变了武汉市居民的心态。或者反过来说，正是英雄的武汉人民，以自己乐观的心态，改变了消费模式和社会组织结构。那些过去很少交往的社区居民，在“蔬菜点”亲切的交谈。那些似乎从来没有见过面的邻居，因为这种特殊的消费模式，而变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这是经历过大风大浪之后的淡然，也是互帮互助渡过难关所带来的喜悦感。湖北武汉人民仿佛浴火重生，他们以自己的生活方式，向人们展现这座英雄城市的崭新面貌。
或许集贸市场不再人声鼎沸，或许大型超市不再人头攒动，但是，活跃在社区的“消费合作社”，悄然改变了人们的消费观念。分发蔬菜到网点就是社交场所，人们分享着消费的喜悦，同时也分享着对家园的爱恋。
武汉市是一个外向型的城市，市民性格开朗，敢于表达自己的愿望。重大疫情令人措手不及。然而，经过短暂慌乱之后，他们毫不犹豫投身火热生活，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建立“消费合作社”，改变自己的生活。
笔者使用“消费合作社”这个概念，当然不是一种严谨的学术判断。毕竟，社区居民自发组建起来的消费组织，既不是工商户，也不是合伙企业，更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消费合作社。笔者只是借助于历史上出现的“消费合作社”，说明即使在现代化大都市，人们也可以自发组织起来，成立自救组织，一方面帮助政府排忧解难，另一方面减轻自己的生活负担。
或许社区居民集体购买行为的合理合法性，在法理上有待进一步论证。但是，谁能否认这种诞生于疫情期间，并且在疫情结束后仍然持续存在的消费模式，不是中国未来城市消费结构发生变化的先兆呢？
（李佳佳 HN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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