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乡记

财经
2021
04/22
10:37
亚设网
分享

生活小康之后,春节的意义就不再限于吃了。尤其是城里长大的孩子们,更不知道对绝大多数中国农民来说,春节是一个比赛吃喝的节日。但是,不管年味如何“惨淡”,有一点是不可更改的,就是早年从农村出来的人,会借春节假期,看看依旧固守在土地上的亲戚朋友、儿时伙伴,寻找20世纪80年代前后的记忆。“东西南北中,祖上种过葱”,现在所有的城里人,都和农村有割不开的联系。所以,“回家”对中国人来说,等于“下乡”,这一社会现象在中国还会继续持续下去。

我的老家在哪儿呢?在地图上,可以这么找。出北京,往太原的中点是石家庄,石家庄往太原的半程,在山西省阳泉市,阳泉和石家庄之间的中心就是我的老家——河北省井陉县。井陉县名,取自井陉关。井陉关位于河北省井陉县西面太行山“井陉”之口,古人认为此处四面高平,中部低下如井,因称井陉。《吕氏春秋》、《淮南子》称“井陉”为天下九塞之一。“陉”,音形,山脉断裂之处,“太行八陉”古已有之,是从华北大平原进入山西高原的必经之地,井陉即为“太行八陉”之第五陉,石太铁路也是经此穿越太行山脉,爬上黄土高原的。

让井陉这个地方留名于世的是韩信的背水之战。

公元前204年,刘邦手下的大将韩信和张耳攻打赵国。赵国统帅陈余,率领20万兵马,集结在井陉口迎战。赵国谋士李左车献计给陈余,说:“韩信善用兵,这次来,一路上又打了不少胜仗。士气旺盛,难以抵挡。但是,他们长途跋涉,粮草不足,士兵疲惫,马也缺少草料。井陉这个地方,山路崎岖,车马难以通行。因此,我有个主意,派三万兵从小路截断他的粮车。我们再挖深沟,垒高墙,固守营寨,不与他们正面硬拼。这样,他们前不能战,后不得退,用不了十天,就可以活捉韩信。”

李左说得条条在理,可陈余是个书呆子,不听从他的意见,说:“我读过兵法战策。兵法上说,兵力大敌人十倍,可以围歼敌人;兵力比敌人大一倍,可以和敌人对阵。现在,汉军号称几万人,其实不过数千,况且远道而来,疲靡不堪。我们的优势是压倒性的,难道还不能把他们消灭掉吗?如果我们避而不战,别人会讥笑我胆小。”

陈余没有采纳李左车的正确意见。韩信知道了,大喜。于是,韩信把兵马驻扎在离井陉口30里的地方。到了后半夜,韩信又派出2000名轻骑兵,每人带一面汉军红旗,从小路绕到赵营的侧后方,埋伏起来。然后,韩信再派10000人马作先头部队,沿着河岸摆开阵势。

陈余探知韩信沿河布阵,哈哈大笑,说:“韩信空有虚名!背水而战,不留后路,找死啊!”

天亮了。韩信带领后队兵马,打出帅旗,大张旗鼓地向井陉口杀来,赵军立即迎战。交战后,汉军假装败退,抛掉旗鼓,向河岸阵地退去。陈余不知是计,拼命追击。这时,韩信埋伏的2000轻骑兵,见赵军倾城出击,立即杀入赵营,拔掉了赵军旗子,换上了汉军的旗子。

赵军追得汉军退到了背靠汉水的阵地上。汉军无路再退,于是,他们返转过身,一个个拼死而战。赵军久战不能获胜,士气开始低落。当他们又忽然发现自己背后的营垒,都插上了汉军的红旗时,军心顿时大乱,纷纷四处溃逃。

于是,汉军乘机前后夹攻,大胜赵军。他们杀了陈余,活捉了赵王。这就是著名的“背水之战”。“陷之死地而后生,置之死地而后存”,也出自这一战役。

正月初三(1月31号),我们分两路回老家。一路是我一个人,自西向东;另一路是我哥哥和嫂子,自东往西。我们都各自走一段高速路,在中心点处下高速,再沿乡村公路走大约10公里,就到了我的老家。我从山西阳泉坐汽车,沿太旧高速东行,在井陉境内的高速出口秀林下车。因为汽车是开往石家庄的,我只能半途下车,走出高速路,步行回家。另一路,我哥哥和嫂子开车从石家庄西行,在同一出口下高速。所以,我一边走,一边等车,我的“希望在后头”。

我是可以立等的,可站在1月的冷风里,时间长了,也很难忍。我就一直往前走,间或慢跑200、300米,跑跑停停。路上,几无行人,偶尔有摩托车、拖拉机掠过,车上的人都捂得严严实实,但无一例外的是,这些人对我在马路上跑步不太理解。车走远了,还会回头看上一眼,就像好色的男人在大街上遇见美女一样,留连忘去。

这条路,小时候走过多次。那时是沙石路,路边有成行的、高大的杨树护卫,踩着碎石和细沙,听着窸窸嗦嗦的脚步声,走在树木夹峙的山间大路上,放在现代人的眼光里,是一种独有的乡村风景。然而,时过境迁,一切不再。现在的路是1996年重修的水泥路。那一年,这里遭遇了百年一遇的洪水,河道两边的道路几乎全被冲毁。灾后,县里集资重修了道路。刚刚整修之后的道路,平整、清洁,弯路取直了,原来道路两边的树木,全无踪迹。一眼望去,平展展的道路沿着河谷伸展,消失在远处山脚的背后,果然是“社会主义金光大道奔向前方”。

可是,没几年,这条路就凸凹不平、肮脏不堪了。原因很简单,井陉县境紧邻山西,公路运输的晋煤出了娘子关的第一站,就是井陉。道路两边密布着规模不等的煤厂。所谓煤厂,不过是一块平整之后的空地,堆积着大小不一的煤山,一间简陋的小屋,一条狗——小屋晚上有人住,和狗一起防止偷盗。那些重载的运煤卡车,碾过平整的水泥路面,就像擀面杖压面一样,车过之后,留下一绺一绺的“波涛”,几年下来,这条路就面目全非了。加之,运煤车没有任何遮盖,在颠簸不平的道路上行驶,一路抛撒,和播种机差不多。两边的煤厂也一样地迎风“飘扬”,道路两边的环境状况也就可以设想了。好在现在是冬歇期,没有运煤车,煤厂也都关门休息了。

转过一道山梁,我哥哥的汽车追了上来,周围的“风景”关在窗外,不过15分钟,就到了“最老的家”——井陉县西部山区、一个有2000余人口的大村庄。这个村子处在三条道路交汇的要点,往来的人流、货物较多,村口、路边多有一些门面,或是卖烧饼、油条、鸡蛋汤,或是家庭旅店,可以饭饱睡足的,有刹猪、宰羊的肉铺,也有医疗头疼脑热的乡村医院,更多的是五脏俱全的“麻雀店”,什么都卖,可是,在城里人看来,什么东西都不堪用。

回老家,我们总在姑姑家里吃饭,这次也不例外。姑父家院子不大,典型的北方农家院落。果树两棵,鸡舍俨然,枯藤爬满了院墙,猪圈在距离院门十步不到的地方。正面北房五间,是拱券结构的砖房,开阔明亮。东西各有三间厢房相连,院子的南面是一间低矮的平房,夏天作厨房,冬天就堆放一些杂物。姑父一直是村子里的医生,经济条件较好,房间里有自己安装的暖气。我用手摸了一下,烫手,可是,室内的温度还是不高,大约是房间的密闭性较差所致。

手忙脚乱一阵之后,摆开桌椅,吃饭。在这种身体被寒冷压缩的地方,酒是受欢迎的。我本不喝酒,也随性开灌,不知不觉喝了最近几年最大量的酒,不过,并没有晕眩的反应,在酒精的作用下,身上有了暖意,微醉而舒展。吃饭期间,间或有人来,或是抓药的,或是打针。

饭后,到三叔家去。三叔和姑姑在同一个村子,只不过一个在河西,一个在河东,一个在村北边,一个在村南头,是一个横穿村庄的大对角。走过小时候我们称为大街的巷子,很多房子重新盖了,面貌一新,已经分辨不出原来的样子,也不知道这些房子的主人姓甚名谁。街面上铺了水泥路,和城里的街道一样平整,只是觉得街道那么狭窄,房子那么低矮,有点大人物走进小人国一样的感觉,也像姚明的体量走进了普通人的空间,有些局促,曾经漫长的街道,转眼就到了尽头。

三叔的屋子中间有一个火炉,炉火烧得通红,水的热气弥漫在整个房间,热气腾腾的。这间房子有20年了,墙壁上有斑驳,也有烟熏火烤的痕迹,黑魆魆的,像山水画中的云雾。在三叔家的床上,坐着三个邻居,一男两女,其中一对是夫妻。那个男的戴着一副黑边框眼镜,他比我小,我在乡下的时候,一起玩儿大的。细说起来,我们之间还有亲戚关系——这就是费孝通先生所谓的乡土中国,大家经年累月生活在半径很小的范围内,祖祖辈辈没有变动,人与人、家族与家族总有分不清、道不明的缘分,这种缘分有时是血缘,有时是情缘,有时是乡缘,有时兼而有之。

他上学晚我一年。他的妻子我不认识,她也不认识我,或许她间接地听说过我们兄弟的“传奇故事”,因为,在乡下人看来,能够念书而后在京城混饭,和古代中了状元一样令人羡慕。要是再坐飞机跨海出国,可就真了不得啦,提起名字,方圆百里的人都叫得响得。我没那么威风,可是,在我们那一片,名声远播的范围肯定超出了北京城四环以内的面积。

他的妻子衣着很厚,鼓鼓囊囊的,说不上是什么样式,保暖而已,和《秋菊打官司》中的巩俐一个样子。她的年龄约在30出头,可是,仅从面相看,或者说在我看,已经远在40以外了。岁月如刀,对生活在农村的女人尤其锋利。日落而刀起,月过而留痕,一个青春曼妙的女孩,真正的花样年华是不会超过5年的。她和我以及我嫂子不熟悉,话也不多,只是安静地听着,另一个女人更不知道来历,陌生得很,没有一句话。

三婶端出一个盘子,满满荡荡,下面是瓜子、花生,上面浮着几块糖。这个时候,来了一位客人,是长我3、4岁的一位老乡,就住在三叔房子的前面一排。人过中年了,更是沧桑,记忆中的他还是一个活力十足的年轻人,开着拖拉机在社会主义大道上飞奔。可是,站在眼前的,却是“相当相当”持重的老男人了。

他挨着火炉,坐在一个板凳上,说已经多年没有见到我了。我说:我差不多每年都回来,只是时间短,错过了,谁也见不到谁。他也说我的口音变了——其实,我倒不是忘了方言,只是用方言准确说出我的想法,有难度了。所以,言谈之间,我说的是“双语”,说到村子里的人、事、物和以前的经历,就是土语;要是说城里和北京的事儿,就说普通话。

乡下的日子,我实实在在经历过;现在他们能有怎样的改变,我也能体会。所以记录这次回乡,是写给我女儿的,也是写给所有生活在大都市的孩子们的——他们和8亿农民生活在同一个国家,却是“二元”生活,不能说一边是海水,一边是火焰,可是,两者之间的分别之大,却超出了想象的极限。

他家4口人,一儿一女。女儿在廊坊师范学院学习,一年的开支包括学费和生活费约在10000元上下,他们三口人一年花费5000元左右。这是大概的支出,不包括生病和医疗,也不包含接济老人。收入有两块,土地解决吃饭,开拖拉机搞运输是唯一的经济来源。

说起种地,低我一班的老乡说:现在,谁种地啊,我这么大的,除了我,没有人种了,种地(钱)不够花。我们粗算了一下,水地种小麦,亩产往高了说能到800斤,麦子的价格在0.7元,一亩地的总收入是560元;成本包括水电和化肥。一季小麦要浇四次水,头年冬天播种之后,浇冻水;开春到收割之前,再浇三次水。每一次浇水,一亩地2个小时,水电一起20元钱,合计80多元;施肥两袋,一袋磷肥,一袋碳铵,也要60多元。这样算下来,一亩地最多能有400元的收成。他们家的水地不到2亩(一个人6分),麦子一季,满打满算纯收入不到1000元钱,而这是一个精壮劳力6个月的所得,平均下来,一个月150多元,再摊到三个人头上的话,也就是50多元。

小麦看上去是收入,其实,是“毛收入”,不能算钱的——因为,那是他们的口粮,要是把小麦出售了,他们还是要去买粮食,所以,土地的收入只有秋季的玉米。玉米产量大,亩产可到1000到1100斤,市场价0.52元,一亩地的毛收入是520元。成本也是水电和化肥,水电费略低于小麦,约60元,化肥也要60多元,两项加起来120元。收支相抵一亩地净收入在400元上下。他们家有4亩地,收入1600元——这是风调雨顺的年景,但遇到风暴和冰雹,这些钱就吹走了。

家庭的经济支柱是拖拉机,可是,近年来,柴油价格涨得猛,跑运输的人多,竞争也很激烈,不好干。也没有固定的客户,常常是干两天,歇一天的,很不稳定,总算下来,一年大概能挣4,5千元。除此而外,就没有来钱的路了。

这次回家,大哥一家是从上海飞到石家庄的。一张机票1100元,三口花了3300元,听到这个数字,坐在屋子里的人齐声说:奶奶呀——这是土话,是表达吃惊的最高级别的感叹了,相当于新新人类的“哇赛”。我问他去过北京吗?他说,没有。他说去过廊坊,送女儿上学。送到就赶紧回来,不敢多耽搁,怕花费,也怕耽误家里挣钱。我曾说过中国的旅游市场,是固定的人群在巡游,要是空间、时间不错开的话,这些人每年总有几次重逢的机会并成了老朋友了。听了老乡的话,验证我所言不虚。

我问他,村里是不是有搞建筑爆发的——20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我们村集体就有建筑队,承包外面的工程。他认真想了想,摇头。他说,也有几个人干得稍微好一些,可要算是发了大财,肯定不行,也就是比他们更宽裕一些罢了。期间提到我大哥做股票市场的工作,这位老乡给其他人解释说:股市就是一个赌场,不过,这个赌场是国家开的,是公家的买卖,你自己开是不允许的——吴敬琏先生2000年就这么说,农民兄弟也这么认为。

中国的问题千条万端,但到底还是一个农民问题。100年前如此,100年后的今天依然未变。本文所记只是个人经验,也限于中国北方太行山区的一个村庄,并不代表广大中国的其他地域。然而,有一个事实不容忽略,就是1840年以来,中国农民所面对的资源和环境,所采用的工具和技术以及生产组织和社会形态,都没有显著的变化,在这个意义上,本文所记也可以映照到更大的范围内,而不只是太行山脉的一个山坳。

结束本文的时候,插入一段歌词——这个歌词是2001年,为罗大佑的《亚细亚的孤儿》重配的,没想到今天可用。有兴趣的人,可以先听曲子,再看歌词。有心的人,必须先了解中国的农村,再看歌词。

田野里的衰草在风中哭泣

这里没有永远属于我的土地

可是我不能自由地迁徙

一代又一代唱着同样悲伤的歌曲

田野里的衰草在风中哭泣

谁和我一起玩平等的游戏

曾经的剪刀依然那么锋利

亲爱的祖国,我忍不住哭泣

多少人追寻逃脱贫困的藩篱

多少人在城市的角落里生息

多少人的眼泪,为自己的儿女抹去

亲爱的祖国,这是什么道理

田野里的衰草在风中哭泣

这里没有永远属于我的土地

可是我不能自由地迁徙

一代又一代唱着同样悲伤的歌曲

多少人追寻逃脱贫困的藩篱

多少人在城市的角落里生息

多少人的眼泪,为自己的儿女抹去

亲爱的祖国,这是什么真理

田野里的衰草在风中哭泣

这里没有永远属于我的土地

可是我不能自由地迁徙

一代又一代唱着同样悲伤的歌曲

田野里的衰草在风中哭泣

……

(李莹 HN016)

THE END
免责声明:本文系转载,版权归原作者所有;旨在传递信息,不代表亚设网的观点和立场。

2.jpg

关于我们

微信扫一扫,加关注

To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