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中旬，央行一份《关于我国人口转型的认识和应对之策》的论文（以下简称“央行论文”），一石激起千层浪。
央行论文提出，我国要认清人口形势已经改变，要认识到教育和科技进步难以弥补人口的下降。为此，应全面放开和鼓励生育，切实解决妇女在怀孕、生产、入托、入学中的困难，综合施策。这被市场解读为我国人口生育政策有可能进一步放开。
江南大学社会学系校聘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老年学博士彭青云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这是一篇呼吁倡导的文章。“对于生育的全面放开我认为是应该的，尤其是当前低生育率的情况下，限制生育已经不符合人口转变规律和人们的主观意愿了，所以全面放开生育，把生育权交给个体，让人们自主地选择生育，我认为是社会人心趋向所在，是社会发展的必须趋势。”她表示。
但是，即使放开生育，业内人口专家也普遍认为，人口负增长时代的到来已经不可能扭转了。
“我认为，要应对这一局面，需要全面放开生育并大力鼓励生育。但并不是说，放开生育之后，出生人口就会反弹。放开生育而不鼓励生育的话，只会略微减缓但并不阻止出生人口的萎缩。”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特邀高级研究员、人口学者黄文政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中国步入人口负增长时代？
有报道称，中国最新一次人口普查结果将显示人口出现1949年来首次下降。
黄文政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中国人口的自然增长率确实在不断下跌，但并不能确定是否进入负增长。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我国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经历过一轮人口生育高峰期，因此1985年到1990年人口自然增长率均超过14‰，其中1987年达到16.61‰。1978年之后的数据显示，1978年到1997年，中国人口自然增长率均超过10‰。但之后，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一路走跌，到2019年已经下跌到仅有3.34‰。
彭青云指出，单从自然增长率指标看，从2016年的5.9‰左右下降到2019年3.3‰，用主流的观点看，人口形势是严峻的，其严峻的表现是生育率持续低迷，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劳动年龄人口数量下降，人口红利在消失。
自然人口增长率的下跌，是由人口出生的减少所导致的。
彭青云表示，目前的出生人口，相比上世纪80-90年代出生的人口下降了一半以上。“我们找一个年份进行比较，2019年出生人口1100万，2009年出生人口差不多1600万，1999年出生人口1800万多一点，1989年2400万，1979年1715万，单从1989年和2019年数据比较，出生人口确实跌了一半多。”
为何我国会出现低生育率的情况，从而导致自然增长率快速下跌？
黄文政指出，出现这么一个局面，首先是因为育龄妇女的减少。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2020年20-24岁的女性数量只有30-34岁的一半多，也就是说育龄高峰期的女性数量正在快速萎缩。不仅潜在母亲数量在锐减，生育率也是节节走低。根据近年出生人口的数量来推算，扣除二孩政策的堆积因素外，我国的自然生育率可能不到1.1。
国际上，一般把15-49岁女性计算为育龄妇女。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的数据，当年5岁-39岁的女性，到2020年正处于育龄阶段。计算后发现，2020年15-49岁的女性有3.3387亿人，而2010年处于15-49岁的育龄妇女为3.7978亿人，2020年的育龄妇女数量和2010年相比减少4591万人。
如果计算最佳生育年龄妇女，即20-34岁的女性人口，则同样出现较大比例降幅。2010年，最佳生育年龄妇女的人数为1.6120亿，2020年这一数字为1.4603亿，下降1517万人。造成这一大幅下降的原因，是2020年30-34岁女性人口，远远高于25-29岁、20-24岁这两个年龄段女性人口。在2010年，20-24岁女性人数为63403945人，当年10-14岁女性为34641185人。
一些大城市的人口出生情况尤其严峻。
根据北京市卫健委官网上的数据，2020年，北京市户籍人口出生总数为10.04万人，死亡人口为9.76万人，户籍人口自然增长率逼近0这一关口。与此同时，2017年，北京市户籍人口出生总数为17.13万，2020年的数据下跌超过40%。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广州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北京户籍人口早在上世纪70年代总和生育率就进入低于2.1的低生育水平了，新世纪总和生育率在1.1左右。其他城市也大同小异，这主要是当时非农业户口的独生子女政策长期影响比较大。
黄文政指出，很多中产阶层面临很大的压力，包括住房、教育等，他们的生育意愿和实际生育率都在下降。但是，因为大城市有吸纳外来人口的优势，相对中小城市和农村并不会那么强烈地感受到人口萎缩的负面影响。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农村人口会更多进入城市或者县城生活，这本身也会进一步降低生育率。而在农村地区，随着人口的减少，大量农村小学被撤并，这进一步加剧了农村小孩上学的难度，反过来也会降低农村家庭的生育意愿。
在多重因素共同作用下，彭青云指出，中国未来可能进入人口负增长时代，这是长期人口惯性作用的结果，绝非一朝一夕之功，因为人口的问题要动态地长期地看待，如果未来生育倡导的效果不明显，可能会进入百万出生人口的时代。
放开生育作用几何？
央行论文提出，应全面放开和鼓励生育，切实解决妇女在怀孕、生产、入托、入学中的困难，综合施策，久久为功，努力实现 2035年远景规划和百年奋斗目标。
2016年，我国实施“全面二孩”政策，当年生育率有明显反弹。那么，如果进一步放开生育，对我国影响如何？
黄文政认为，需要全面放开生育并大力鼓励生育。但是并不是说，放开生育之后出生人口就会反弹。因为中国现在愿意生育三孩的父母本来就很少，只取消生育限制对提升生育率来说是杯水车薪。
“之前虽然全面二孩生育政策实施，但实际生育意愿很低，不婚、晚婚、离婚以及不育比例的提升，生育水平上升非常困难。”王广州表示，从目前的发展趋势来看，放开生育对全国总人口的影响非常有限。
彭青云表示，国家迟迟没有全面放开生育，可能还有一些顾虑，因为当真正全面放开的时候，首先那些选择生多个孩子的人可能更多是在三线城市以下，而城市中产阶层往往选择不生或者少生，因为大城市养育孩子的成本太高，养育多个子女对于育龄妇女的压力太大。
其次，全面放开生育未必能够大幅提高生育水平。已有的生育意愿调查显示，中国人的生育意愿并不高，已经降低到世代更替水平2.1以下了，具体低到什么程度，一般认为在1.5左右，学界并没有达成共识。
如何进一步提升生育率？黄文政指出，要鼓励生育，就必须降低家庭养育孩子的负担，比如托儿所、幼儿园是否收费，对多子女家庭减税并按数量累进制补贴。
与此同时，要加大对人口素质的提升。
彭青云表示，孩子的质量对数量的替代效应很明显，养育数量更少的优质子女，对家庭对社会的回报率更高，人口数量并不是人类发展的终极目标。
与此同时，她认为，每年还有不少大学毕业生就业难，中国的人口问题更多是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跟劳动力结构不匹配的问题，并不是人口或者劳动力不足的问题。
但黄文政认为，人口数量和质量并不是对立的，而是相辅相成的。同等质量下，数量有倍乘甚至加速倍乘的效应。比如一个500万人口的城市，其人才和人力资源的规模是一个100万人口的城市的5倍甚至更多。
所以，不管质量如何变化，数量的减少对经济和国力都是绝对的损失。而且因为规模效应的下降，数量的减少甚至也会对平均质量产生负面影响。虽然少子化状态下，每个孩子平均能得到更多关注，但这往往会使得孩子不要输在起跑线上成为常态，加剧教育竞赛，对培养孩子的冒险和团队精神都不利。
人口减少会不会改善就业？黄文政认为，长期来看，所有的就业机会都是来自于人的需求。人口萎缩虽然会减少求职者，但更会减少就业机会。这也是为何人们一般都是从人少的地方去人多的地方求职，而很少反过来迁徙。同样，人口衰减的地方，就业往往会变得更加困难。比如，东北地区已经步入人口萎缩阶段，东北的就业景气指数在几大地区中一直是最低的，这虽然有很多原因，但也在一定意义上说明人口萎缩对就业并不是利好。
（作者：陈洁 编辑：李博）
（邱利 HN154）
加载中,请稍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