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要加速城市化进程，让更多农民入城避免农民工过早离开就业市场；另一方面必须创造条件鼓励消费。
近期，有关中国人口出生率降低、老龄化加速的讨论逐渐成为舆论热点，尤其是年轻一代婚育压力越来越大，使得上述问题具有了一定的社会基础。
事实上，人口问题不仅对中国的未来有影响，现在也是全球发展的挑战。
1991年冷战结束后至今，全球经济经历了一次长周期的发展过程。这次繁荣周期首先得益于同属于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和东欧国家加入了世界经济，提供了数量庞大的劳动力。与此同时，美国政府追求单极世界以及美国资本急于获取冷战结束的红利，从而借助于金融自由化与信息技术产业革命推动全球化，重塑了全球分工体系。正因中国与东欧国家大量劳动力参与到全球化进程中，一些跨国资本得以获取更多投资收益，同时又能长期享受低利率，但这种情况最终也导致一些国家产生了贫富差距拉大与资产价格大涨的问题。
根据统计，中国和东欧国家（20-64岁）的劳动人口在1990年为8.2亿，2014年为11.2亿，工业化国家的就业人口在1990年为6.85亿，2014年为7.63亿。这意味着这个时期全球劳动力大幅增加，为繁荣打下基础。但是，按照联合国的定义，目前德国、法国、英国、澳大利亚、美国等发达国家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包括日本、韩国、中国在内的东亚地区，老龄化与少子化也在加速，抚养比会越来越高。
这意味着中国和世界面临新的发展环境。首先，当前世界面临“去全球化”思潮的挑战，发达国家的老龄化也将导致需求萎缩，长期低利率形成的资产价格泡沫使得这些国家缩小贫富差距的压力越来越大，劳动力红利消失、贸易保护主义以及老龄化则会导致成本和利率共同抬升，那么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也难以持续。
在中国，尽管养老问题并不是最紧急的挑战，但人口红利的变化意味着中国制造业成本会面临一段时间的刚性上涨或外迁，老龄化则意味着储蓄率会下降，这也会对扩大内需产生一定影响。
中国已经拥有全球最好的基础设施，支撑这些建设的部分资金来自高昂的城市房价与较高的地方政府债务。
房价攀升的背后则是较高的居民负债以及一部分年轻人群的生活态度：不想婚育。这会导致生育率进一步下降以及消费能力的降低。可见，仅仅依靠基础设施建设与房地产业未必能继续长期实现中国经济高增长，它们形成的公共部门与居民部门的高负债也将影响着国民生育意愿。
世界经济或许会进入长周期的停滞和调整，但这也恰恰是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关键阶段。在中国上一个高速增长周期中出现的部分有利因素，现在都发生了变化，将对经济发展构成新的挑战，包括：去全球化、老龄化以及低利率时代的结束。
对于像日本这样较早进入老龄化社会的发达经济体而言，其应对方式主要是通过海外投资获取更多的回报以支撑国内养老与企业发展，同时也提出了“终身工作”的可能。德国和美国则是通过引入移民解决劳动力短缺问题，不过，这也在客观上带来了一些社会和政治问题。对于世界而言，也很难再有三十多年前中国和东欧国家进入世界经济那样带来大量劳动力的机会。虽然印度和非洲国家拥有较多的年轻人口，但它们缺乏基础设施，应对全球气候变暖的碳排放限制也可能影响这些地区的工业化进程。
中国必然要应对一个因老龄化与去全球化而发展放缓的外部世界，为此，中国一方面要加速城市化进程，让更多的农民入城避免农民工过早离开就业市场，并推动农业现代化，加强对教育的投资，培养高素质劳动力；另一方面必须创造条件鼓励消费，解决高房价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我们也不应过高估计自动化发挥的作用，老龄化带来的就业结构变化或许还会加速劳动力的短缺。我们不应低估人口问题带来的各方面挑战，应该早做顶层设计和准备，积极作出系统性的回应。
（季丽亚 HN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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