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出生人口四连降 低生育率难题如何破解

作者： 马晓华 刘展超 吴斯旻

备受瞩目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下称“七普”）结果正式发布。

5月11日，国新办就七普主要数据结果举行发布会。七普结果显示，全国人口共141178万人，较2010年增加了7206万人，年平均增长率为0.53%，近10年来继续保持低速增长态势。

值得关注的是，2020年我国出生人口数量为1200万人，相比2019年的1465万人减少了265万人，降幅约18%，已经“四连降”。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原新对第一财经表示，总人口仍然保持惯性增加，人口规模巨大的情况不会根本改变，但根据数据判断，总人口负增长的时间有可能比此前预计的要早。

人口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性、全局性、长期性和战略性要素。而预测人口负增长将提前到来的观点，在劳动力市场、老龄社会应对等诸多领域将引发更多关注。

去年少生265万

2015年10月实施“全面二孩”政策，我国出生人口数量自2016年创下一个小高峰后，已经连续4年下降。2016～2020年间，中国出生人口分别为1786万人、1723万人、1523万人、1465万人和1200万人。

七普数据表明，2020年我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3，已经处于较低水平。国务院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副组长、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表示，这主要受到育龄妇女数量持续减少、“二孩”效应逐步减弱的影响。新冠肺炎疫情增加了生活的不确定性和对住院分娩的担忧，进一步降低了居民生育的意愿。

此外，低生育水平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结果，已成为发达国家普遍面临的问题，也将成为我国面临的现实问题。

同日，在“大国人口：形势、挑战与应对”专家研讨会上，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陈卫认为，中国出生人数下降与育龄妇女规模下降和结构老化有着密切关系。这是由以往的生育政策和生育率下降决定的，也与女性受教育程度大幅提高、婚姻加速推迟有关。

对于普查结果会不会成为调整人口政策依据的问题，宁吉喆表示，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要求，优化生育政策，增强生育政策的包容性。“十四五”规划纲要也明确提出，要推动实现适度生育水平，减轻家庭生育、养育、教育的成本，释放生育政策的潜力。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有关调查，我国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子女数为1.8，只要做好相应的支持措施，实际存在的生育潜力就能发挥出来。

在生育率已处于较低水平的同时，近10年间，中国老年人口规模扩大，老龄化进程明显加快。

从老龄人口总量上来看，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有2.6亿人，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1.9亿人。与上个十年相比，60岁及以上人口比重和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分别提高了2.51和2.72个百分点。

伴随人口老龄化的深化，劳动人口也随之减少。从总量上看，与2010年相比，中国16～59岁劳动年龄人口减少4000多万人。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教授童玉芬认为，对劳动力人口下降不用过于慌张，劳动力是否短缺不仅取决于劳动力的供给，还取决于劳动力的需求以及劳动参与率的情况。

根据统计数据计算，我国经济发展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和需求量也在下降，中国总的就业弹性从2014年就开始下降，2018年呈现负值。从今后看，一方面劳动力供给会继续减少，另一方面就业需求也会继续下降。由于二者同方向减少，因此劳动力供给的下降并不必然导致劳动力短缺。

为了防止劳动力供给下降可能带来的劳动力短缺，童玉芬建议，今后应当将政策重点放在劳动力需求的调整上，以劳动力供给为导向调整经济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通过提升产业结构，加快技术创新和进步，尤其通过推动人工智能技术，以技术和资本替代弥补可能的劳动力供给不足。其次是通过加强人力资本投资，提高劳动者的综合素质和职业技能，减缓结构性失业和短缺现象，进一步优化劳动力的空间结构，减少地区性劳动力供需失衡。

人口性别比依然偏高

七普数据同时显示，2020年全国男性人口占51.24%，女性人口占48.76%，总人口性别比为105.07。与2010年基本持平，略有降低。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11.3，较2010年下降6.8。我国人口的性别结构持续改善。

原新对第一财经表示，人口性别比偏高现象依然存在，男性比女性多了3490万人。“剩男们的婚育权利和生育权利得不到保障，会衍生出很多社会问题，必须得到重视。”一位人口学家也表示。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此前各级政府已经出台了一些相关措施，禁止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禁止非医学需要的选择性别的终止妊娠。但男女比例已经失调的人群所面临的问题，依然是巨大的挑战。

值得一提的还有，近十年来，中国人口流动依然活跃，人口的集聚效应进一步显现，城镇化水平持续提高。从流向来看，东部地区吸纳流动人口保持高位，而省内近距离的人口流动增长加速。数据显示，2020年东部地区人口占39.93%，与2010年相比，上升2.15个百分点，但东北地区下降了1.20个百分点。

“从流向上，近十年来，人口持续向沿江、沿海地区和内地城区集聚，长三角、珠三角、成渝城市群等主要城市群的人口增长迅速，集聚度加大。”宁吉喆称，人口加快集聚，既反映了城镇化和经济集聚的趋势性变化，也对提高城镇化质量、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

应对老龄化挑战

“之所以预判中国人口负增长将提前到来，是因为总和生育率（相当于平均每个妇女生育的孩子数量）自1992年达到更替水平，从此以后就一直在更替水平以下持续缓慢下降。中国已经处于低生育率水平时代，人口的内在增长率已经由正转负，开始孕育负增长的能量，至今已经30年了。预计未来十年之内，人口正增长惯性将消耗殆尽，总人口在2025～2030年期间开始进入负增长轨道已毫无悬念。”原新认为。

与华盛顿大学预测的2050年全球人口转增为减相比，中国可能更早进入负增长阶段。

“未来50～60年，中国将保持老年人口规模世界第一，步入全球人口老龄化程度最高的方阵之中。劳动年龄人口为表征的劳动力资源提前缩减，社会保障可持续性问题日益突显，人口负增长与低生育率陷阱相叠加。”原新表示。

原新称：“在老龄社会形态下，税收和社保缴费端、健康保险设计方、长期照护服务供给者、延迟退休者、劳动参与者等多元主体问题更加错综复杂。”

如何利用规律积极应对人口负增长形势下的老龄社会问题，规避低生育率陷阱问题等成为当务之急。

原新认为，首先需要认识到老龄社会问题的本质是经济问题，需要构建反映多维利益诉求的平台，甚至国际平台，通过技术进步和激励创新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推动女性平等事业发展和实施延迟退休制度安排，进一步开发性别红利和老年人力资本红利，推动劳动参与率向劳动生产率转型，全面激活人口质量红利；优化移民机制，调整劳动力空间结构，实现人力资源型和人力资本型人口红利的分工配合，从而积极应对人口负增长时代与人口老龄化相关联的劳动力储备和经济增长问题。

其次，需要通过适老化配套积极纾解民生社会保障问题。一方面，借鉴发达国家经验，构建起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长期照护保险三大制度支柱，结合财源全面夯实老年期社会保障基础，做好适老化的制度保障；另一方面，把适老化从传统的老年宜居建筑和老年宜居住宅建设维度，拓展到老龄社会的社会环境适老化建构维度，包括为老服务产品、老龄产业等硬环境，以及服务、法律、规划、战略等软环境，以硬环境和软环境的适老化为双驱引擎力，充分对接适老化的制度保障，配套积极应对人口负增长时代老年民生问题的全局方案。

（张洋 HN0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