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布，我国目前有3亿多育龄妇女。
国家统计局此前对这个群体的调查显示，其生育意愿子女数为1.8。但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育龄妇女实际总和生育率只有1.3。
1.8的意愿，1.3的现实，之间的落差就形成了未来的生育潜力，也给经济社会政策配套提供了进一步提升的空间。
问育龄夫妇“生不生”，有一定概率他们会反问你“谁来带”。
人口生育观念已经转变，对于当代人而言，不愿“生”或是延迟“生”的背后，很大程度是对“养育”的担心。这既关系到“养”所带来的经济负担，也暗含与“育”相关的内卷焦虑。
如何减少意愿与行为之间的差距？正如国家“十四五”规划所说，推动生育政策与经济社会政策配套衔接，减轻家庭生育、养育、教育负担。
如何实现“幼有所育”？近年来兴起的托育服务是一个重要途径。
规划目标：千人拥有4.5个托位
幼儿园只招收3岁以上的幼儿，托育则是指针对3岁以下婴幼儿的照护服务，也是国家希望在0-3岁阶段“养育”多提供的一种社会支持。
对此，阶段性的顶层设计已经出炉。
2019年5月，国务院发布的《关于促进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开启了“托育元年”，各地闻风而动，争相布局婴幼儿照护服务体系。
《意见》里提到了开展婴幼儿照护服务几项原则：家庭为主，托育补充；政策引导，普惠优先；安全健康，科学规范；属地管理，分类指导。
同时还提到了两个时间点：
到2020年，婴幼儿照护服务的政策法规体系和标准规范体系初步建立，建成一批具有示范效应的婴幼儿照护服务机构，婴幼儿照护服务水平有所提升，人民群众的婴幼儿照护服务需求得到初步满足。
到2025年，婴幼儿照护服务的政策法规体系和标准规范体系基本健全，多元化、多样化、覆盖城乡的婴幼儿照护服务体系基本形成，婴幼儿照护服务水平明显提升，人民群众的婴幼儿照护服务需求得到进一步满足。
国家“十四五”规划中，再次提到要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这套体系既包括对家庭照护和社区服务的支持指导，也包括支持社会力量提供普惠托育服务。
关键是，“每千人口拥有3岁以下婴幼儿托位数(个)”成为“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指标之一，并从2020年的千人1.8个托位数规划到2025年的千人4.5个，五年要增长1.5倍。
同时，支持150个城市利用社会力量发展综合托育服务机构和社区托育服务设施，到2035年，新增示范性普惠托位50万个以上。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在年度工作安排中，也提出了具体措施。如“进一步提高学前教育入园率，完善普惠性学前教育保障机制，支持社会力量办园”“发展婴幼儿照护服务”等内容，都是希望降低家庭养育下一代的成本。
市场需求：1/3想送托实际入托率仅4.1%
托育体系建立起来、托育机构运转起来的前提是0-3岁的婴幼儿得送托。
“你会送娃去婴托机构吗？”这是今年两会期间央视新闻在微博发起的调查。7.3万人参与投票，2.7万人选择“会”，占比约37%；4.5万人选择“不会”。
会送托的理由有“能送肯定送啊，工作还要不要了，日本60天就可以托了”，“只要机构保障安全，老师认真负责”，“会吧，自己没时间带，给父母带也太辛苦父母了”，“会，现在的日托基本上1:2的师生比例，我个人觉得只要机构靠谱，老师有爱心。该送就可以送。”
不送托的理由更充分，包括“没钱”“不放心”“太小了”“合乎规范的机构太少了”等等。
早在2016年，原国家卫计委就进行了全国十座城市的托育需求抽样调查，结果显示，1/3的受访者有社会托育服务需求。2017年，中国人民大学又与国务院妇儿工委在天津、黑龙江、山东、四川调查托育需求，48%的受访者有送托需求。
通过几项不同主体在不同时期的抽样调查来看，我国目前的送托需求基本维持在1/3的水平。
然而，2016-2017年间，国家相关部门的一项调查显示，当时我国3岁以下婴幼儿有5000万，实际入托率仅有4.1%。
上个月，记者在2021第九届亚洲幼教年会暨托育幼教博览会(下称“苏州托育年会”)上了解到，实际入托情况还存在东西部差异，西部地区重点城市的入托率估计只有1-2%的水平。
需求和实际脱节的原因很多。说到底，一方面是市场对托育服务的认知，任重道远；另一方面是托育机构照护服务的质量提升，更是道阻且长。
良序发展：先搭好“水电煤”
国家在规划、在推动，民众也有一定的期待与需求，但不可否认，目前托育行业还处于“水电煤”都没搭建好的阶段。
首当其冲是人才问题。还记得在苏州托育年会的一场论坛中，一位演讲者提问：各位园长，你们的老师好招聘吗？台下所座，尽数摇头，“不好招！”大部分人异口同声地回应。
有托育机构创始人告诉记者，“这个行业，招生远没有招老师、培训老师难。”
难在人才紧缺。虽然国务院在《意见》中提到，由教育部门负责各类婴幼儿照护服务人才培养。但据记者了解，开设婴幼儿照护相关专业的高职院校屈指可数。整个行业的人才来源，主要由学前教育专业毕业生、早教机构培训老师、以及希望重返职场的妇女构成。
也难在流失严重。由于托育行业从业者的整体薪资水平不高，职业认可度、荣誉感也不高，专业教师跳槽频繁，难以满足市场需求。
还难在素质参差不齐。记者从地方监管机构了解到，托育队伍缺乏准入资质，缺岗缺人现象时有发生。
素质参差不齐，直接导致了托育机构的乱象。有行业咨询机构给出数据，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原本有4万多家托育服务机构，2020年疫情之后，有1万多关门停业。
在这个行业里，记者听得最多的是“情怀”。有多个托育机构的从业者提到，教育理念、企业文化，甚至是创始人的情怀是支持机构长期发展非常重要的部分，“我们要坚持下去”。
场地是另一个棘手的问题。从《意见》开始，国务院、省、市、区等各级文件均提到将场地设施纳入国土空间规划优先予以保障，提供政策支持体系。
但记者调查了解到的现实情况，不一而足：
老城区缺乏提前规划托育服务设施的空间，导致托育机构选址时难与餐饮、商超等底商完全分隔；
嵌入小区式、家庭邻里式这类园区，其场地存在“住改商”的尴尬；
规模化、品牌化、连锁化的托育机构往往选择租用成熟的商业空间，场地成本被推高，“低于市场价格租得场地”的指导意见也就停留在了政策文件里。
除了人、地、钱这类要素，整个行业也没有建立“带牙齿”的监管体系。
整体而言，各地在托育行业监管上，多采取注册登记和备案制度。广东省早期教育行业协会常务副秘书长冯荔雯在近期一场托育研讨会上透露，广东省截至2020的调研数据显示，目前托育机构约5400多家，通过登记备案的只有500余家。
办园主体登记备案意愿不甚强烈，全国如此。记者从中国儿童中心相关人士处了解到，在国家卫健委备案的托育机构大约只有6000家，与全国数以几万计的机构规模大相径庭。
一位托育行业的从业者告诉记者，家庭结构趋向小型化和核心化，儿童抚养，需要国家的支持和社会的助力。
在我国全龄段教育中，0-3岁婴幼儿的托育看护是最后一块待完善的拼图，面临诸多挑战。目前最紧迫的事情是，政策需要更好地与实际的经济社会衔接，引导行业良序发展，从而真正实现减轻家庭养育负担的目的。
（文章来源：每日经济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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