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二氧化碳排放，50年、100年以后到底造成多大的伤害？我们今天应该为了50年以后不确定的事情，放弃当前经济收益，影响我们当前的生活吗？”
5月28日，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中金研究院执行院长彭文生在作题为《十四五新格局：从重启到重构》的主题演讲时，就“碳中和、碳达峰”政策作出了深入解读。
彭文生指出，碳减排就好比“我们要为子孙后代买一个巨额保险”，万一碳排放对地球形成恶性问题，是没有办法对地球进行永久保护的。买保险都是要付保费的，而碳中和的“保费”就是当前经济可能会受到一些影响。
他剖析过去“碳中和”的效果不好的原因，正是从经济效益进行评价。这涉及到一个经济学术语“外部性”。外部性，指一个经济活动的收益是个体享有，比如说钢铁厂、化工厂的生产带来二氧化碳的排放，它的盈利是自己享受的，但是它的碳排放对未来气候的可能影响，却是整个社会来承担。这样的外部性使得个体没有自我的动力来约束自己，所以碳排放在市场经济的自发环境下得不到控制。
彭文生提到，如果从经济活动的外部性讲，某一项经济活动产生的收益是个体，带来的损害是社会承担，所以从事生产的企业没有限制自己的行为，因此需要政府进行公共政策的干预，这就是社会的纠正管理系统。
彭文生认为，从空间维度看，碳排放外部性是全局的，气候变化影响全球，因此国际协作是关键。从时间维度看，碳排放外部性是长期的，碳排放影响气候是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过程，所以如何平衡当代人与后代人的利益很重要。
就如何去衡量与平衡利益这个问题，彭文生赞同比尔·盖茨在《怎样避免气候灾难》提到的“绿色溢价”的概念。他解释，绿色溢价就是绿色能源成本和化石能源成本之差。
因此，怎么样促进发展新能源成为了碳中和的题中之意。
彭文生提到了三个主干：一个是技术进步降低太阳能(000591,股吧)、风能、水电等清洁能源的成本；第二个是增加化石能源的成本，这需要碳税、碳交易市场形成碳价格，让化石能源的成本高于清洁能源；第三个路径是社会治理，很多时候生活习惯、文化理念、社会价值观决定了我们的消费行为，影响我们经济活动，所以碳中和也可以从社会治理的角度入。
在彭文生看来，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制造业经济体，所以清洁能源转换对中国来讲，既是挑战，也是重大的发展机遇。
怎么来看清洁能源的技术潜力？彭文生在一张PPT上展示，中国的石油储量86亿吉焦（热量单位），风能储量2919亿吉焦，太阳能是796800亿吉焦……他指出，我们整个地球的人类社会一年所用的能量，包括照明、汽车、空调、取暖等所有的能量使用加总在一起，相当于太阳照射地球2分钟。“所以太阳能的潜力是巨大的，关键是我们有没有这个技术手段能够低成本地使用太阳能。”
彭文生以光伏产业为例，他畅想十年、二十年以后，中国可能变成世界能源“出口”国，“只不过我们出口的不是石油、煤炭，而是利用太阳能、风能的机器设备，潜力巨大。”
与此同时，彭文生认为，产业潜力如此之大，当下怎么推动绿色金融非常重要，而关键点在于建立绿色标准制度，以及信息披露。
（李显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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