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的第七次人口普查，将生育率降低和人口老龄化摆在了台面上。于是昨天（5月31日），我们听到了生育政策调整的消息，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开放三孩”。
生孩子这事，从个体角度来说是家庭的自主选择，孩子无法像机械零件一样从流水线上制造出来；但是从宏观的角度来看，家庭的生育意愿，切切实实地受到配套政策的影响。
今天我们就来讨论一下，把生育当作一项产业的话，需要什么样的配套政策，才能够有效促进和提升呢？
生育的外部性
从小家庭的角度来说，生育是人的天然欲望。从父母和子女的亲情，到家庭纽带的维系，到家族的传承，生育在其中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但是因为人长大了就要工作，工作就会为社会创造价值，所以生育还具有对社会经济的“外部性”。也就是父母全权负责养育，但是受益的并不仅仅是父母，而是整个社会都因此受益了。
而一旦存在外部性，往往就有“社会最优化”的问题。比如说，既然父母养育社会受益，这就意味着孩子创造的社会价值一定程度上是一种“公共品”，必然会以各种形式造福其他人（“非排他性”）。这和最近很热门的碳排放有点类似。
亚当·斯密曾在《国富论》中提到，由私人部门提供公共品，往往收益难以覆盖成本。那么父母是否还有足够的动机去生育和养育呢？用什么政策来激励呢？
经济学讨论到外部性的论文，可谓汗牛充栋。方法不外乎两种：一种是科斯的方法，另一种是庇古的方法。
科斯的方法非常简单，也非常时髦，包括目前的碳排放政策都在使用。他的观点就是，外部性的解决，需要明晰产权。比如你规定好了每个工厂能够排放多少二氧化碳的额度，这些工厂之间就会在市场上根据情况来交易自己的额度，最后就是需要多排的多排，需要少排的少排。
但是这一屡试不爽的市场工具，恰恰在生育上不好用——因为孩子本身是独立的个体，很难应用“产权”这个概念去物化。那么剩下的政策工具就是庇古的方法——产业政策了。
放开生育
单纯的开放三孩够不够呢？开放二孩时的数据告诉我们，很可能是不够的。
2015年开放二孩之后，出生率仅仅上升了一年就迅速下降。这说明2016年的那个小小的波峰，已经释放了强烈具有生育二胎需求的家庭所产生的生育动机。
那么现在开放三孩——首先，要生三胎，必须要现有两个孩子，这意味着三胎政策仅仅对那些已经家里有两个孩子的家庭才会起作用，而这些家庭中又会有一些不想生育三胎的。
所以其他条件不变，三孩政策，甚至于针对三孩的一些优惠，虽然表面上是全国性的，但是其受众仍然是非常少的一部分人。横隔在中间的，就是第一个和第二个孩子生育、养育的巨大成本。
“轻推”：加强号召
既然要“明晰产权”的科斯败下阵来了，另外一位诺奖得主理查德·塞勒的“轻推”理论是否可以用来促进生育呢？
“轻推”理论说的是，政策制定者可以通过一些巧妙的暗示，影响人的决策过程，达到“花小钱，办大事”的目的。
比如同样是让人参与养老金计划，利用人们的惰性、不愿意填表的心态，把“默认不参与，填表参与”，改成“默认参与，填表退出”，这么一个微小的改变，轻轻推一下，就足足增加了40%的参与者。而政府在这个过程中并没有显著的开销。
但是，生育可能不适用于“轻推”。因为适合“轻推”的例子，往往都是人在决策的边缘。比如参加养老金计划，很多人可能是想参加，或者无所谓，只是因为懒得填表一拖再拖。这个时候轻推是有用的。
而对下一代的生养，对一个家庭是大事，往往是家庭内部反复讨论的结果。那么这种修改措辞、加强号召等等潜移默化在人的决策边缘偷偷“轻推”一把的政策，可能就是无效的。事实上开放二孩时的生育率数据，也说明了这一点。
配套政策
眼看着两位诺奖级别的经济学家的方法都不管用，难道促进生育就这么难么？
说难也难，说容易也容易。
说难，因为生育是一件大事，如果真的有诚意来促进它，那就需要真金白银的投入，而不是仅仅是通过改变某个机制可以轻飘飘地完成；说容易，是因为如果真的下力气投入的话，那还真是有效的。
01
生育补贴
比如说生育补贴。有实证研究表明，生育率和财政对有孩家庭的补贴是密切相关的。大约是每提高0.1个孩子，就需要额外的1%的GDP用于家庭福利支出。
从这个意义上说，孩子真的是非常“贵”的。单独用生育补贴来促进生育不太现实——现在中国的总和生育率是1.3，如果要提高到人口世代更替水平2.0，就意味着需要相当于7%GDP的财政补贴，而这一点目前没有什么国家能做到，显然不太可能。
02
入托机制
相比大量的金钱补贴，稍微便宜一点的是完善幼儿入托机制。欧美发达国家的孩子往往从六个月开始就可以入托儿所了，父母也就可以相当程度上解放出来，从事生产工作。
而中国在0-3岁这个阶段的婴幼儿照顾发展还不够充分，入托率不到5%，这意味着很多父母不得不自己投入巨大的精力，牺牲职业前景来育儿，这反过来也打消了年轻人生育的愿望。
从数据上看，入托率每提高20%，大约能让总和生育率提高0.1左右。
03
职场性别差异
生孩子是两个人的事情，任何一个人不同意，这事就很难继续下去。如果生孩子对其中一方造成重大的事业打击的话，那么显然生育率是会下降的。这就意味着，男女在职场上受到的对待越公平，受到生育的影响越轻，生育意愿就会越高。
从上图来看，在平权方面做的比较好的北欧，总和生育率就高于男女就业率差距较大的韩国、希腊和意大利。
这一点也需要从制度上进行考量，比如考虑让父亲也能休产假，这样就减少了用人单位对适龄女性的就业歧视，反过来就会增加生育的意愿。
孩子和房子
除了这些生育的“产业政策”之外，还有两个因素非常重要，那就是家庭人均居住面积和房价。
居住面积从直观上非常好理解——要生三个孩子，大概率还要老人或请保姆来照顾，那就是一个六七口之家。正常的两室/三室一厅的规模，显然很难长期承受。没有地方住也没有地方养，家庭怎么会计划生呢？
这一点也在二孩政策实施之后得到了验证，住房面积较大的群体一直都是二孩生育率较高的群体，也是二孩政策实施后，第二个孩子生育率上升更快的群体。
房价的作用往往容易被低估，其实房价作为生育率杀手体现在至少三个方面：
首先，高房价让人的居住面积变小。而家庭人均居住面积又影响生育意愿，这就回到居住面积的问题上了。
其次，因为房价高企，人们不得不牺牲其他方面的消费去满足住房的需求。这个“其他方面”就包括生儿育女的花费，在经济学中称之为“挤出效应”——相当于住房的开销，挤占了本来应该花在子女身上的收入。
最后，因为房价高，而传统上结婚生子往往还需要有房产，那么就意味着婚育年龄的不断推迟。而婚育年龄的推迟，毫无疑问就减少了三孩乃至于二孩的可能。
有研究表明，房价每上涨1000 元，初次生育年龄将提高0.14到 0.26年。很多城市的房子翻着倍地往上涨，其实背后的生育年龄也随之水涨船高。
根据人民大学葛玉好和张雪梅两位教授发表在《人口研究》上的一篇论文，房价每提高1000元，生育一孩的概率将降低1.8%到2.9%，生育二孩的概率将降低2.4%到8.8%。这个影响是非常显著的。
图片来源：《房价对家庭生育决策的影响》
归根结底，生育问题谈了半天，居然还是绕回了房地产的话题上——这也是前文所说的，最需要进行“真金白银”的诚意投入之所在。
抑制房价的上涨，让住房回归“房住不炒”，不仅仅关乎这一代人的福利，更是对整个民族的可持续发展都具有重大意义。
（冉笑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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