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滕泰 张海冰 朱长征
最新公布的人口统计数据，让全国人民不约而同地把视角转向粤港澳大湾区：过去十年大湾区城市新增人口2183万，不但人口流入最多，人口结构也最年轻、最有活力。如果将大湾区9+2城市视为一个经济体，其经济体量已经与俄罗斯或韩国相近。然而，大湾区经济发展也存在着明显的失衡，西岸城市的GDP总量只有东岸城市的1/5——大湾区东、西两岸城市的要素禀赋相同、政策环境相似、地理位置相近，过去为什么经济发展会如此失衡？如今造成西岸城市“跛脚”的客观因素和深层次的主观原因是否已经消除？未来的大湾区，会沿着原有的惯性成为一个越来越“跛脚”的巨人，还是能够通过战略调整，实现更平衡的发展？
快速奔跑的大湾区，却是“跛脚”的巨人
将粤港澳大湾区的9+2城市按照围绕珠江口的地理位置分组，东岸城市指深圳、香港、东莞、惠州，北岸城市主要包括广州、佛山、肇庆，西岸城市包括珠海、澳门、中山、江门，就会发现大湾区东西两岸的发展失衡早已经越来越严重。东岸城市创造了大湾区55.64%的GDP，北岸城市占32.9%，而西岸城市的贡献只有11.46%——只有东岸城市的1/5。
以深圳和香港为核心的大湾区东岸增长极，以广州和佛山为核心的大湾区北岸增长极，都已成为拉动全国经济的火车头、高端产业和新兴产业的聚集地、全球要素的强大引力场，但西岸的澳门、珠海、中山、江门等城市不但经济体量小，发展水平和发展观念落后，在各项指标上均无特别拔尖，合起来也没有形成真正的经济增长极。
从广东省各地级市2020年本地生产总值（GDP）规模可以看出，排在前五位的均为东岸和北岸城市，西岸的珠海、江门、中山不仅在省内排在第六至第九名，在全国也分别排在第72、82、84位，与河南许昌市、江苏宿迁市、广西柳州市大体相当。
由此可见，粤港澳大湾区虽然经济总量大、人口流入多、产业结构好，但在区域上却存在着明显的短板——西岸城市与东岸城市差距巨大，让大湾区成为 两条腿一长一短的“跛脚”巨人。
如同中央高度重视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广东省也一直重视珠江口西岸城市。早在80年代的第一批四个经济特区中，珠江口西岸的珠海就和珠江口东岸的深圳各占一席；2009年，国务院正式批准实施《横琴总体发展规划》，将横琴岛纳入珠海经济特区范围，要逐步把横琴建设成为“一国两制”下探索“粤港澳”合作新模式的示范区；“十三五”期间,广东省委、省政府赋予江门打造“珠江西岸新增长极和沿海经济带上的江海门户”的重任；2018年，广东省委、省政府出台《珠江西岸先进装备制造产业带布局和项目规划》；2021年，又出台了《关于支持珠海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化经济特区的意见》的重磅政策，但为什么大湾区两条腿一长一短的差距，似乎越拉越大了呢？
曾经“躺平”的珠海，能否锤炼成新增长极？
究竟哪些原因造成了大湾区东西两条腿一长一短的“跛脚”状况？
以大湾区西岸的珠海市为例，如果把时光倒退到80年代，那时候的珠海人一定不会相信它有一天会被深圳甩开如此大的发展差距；即便时光倒退回90年代，当时的珠海市委梁广大先生也始终在大刀阔斧地推动改革，企图与深圳比肩起飞；1992年，珠海还曾经顶住各方面的质疑，用价值百万的住房和汽车重奖有贡献的科技人员，在全国形成了巨大的轰动效应。将近30年过去，尽管中央和广东省也多次出台政策激励，但珠海似乎“躺平”已久——“如果只与自己的过去比较，变化还是很大的”，“躺平后，一切顺其自然”。
到底从什么时候开始，又是什么原因，让珠海从心气上放弃了与大湾区东岸深圳特区的竞争，从心态上彻底地“躺平”了呢？这既有主观原因，也有客观原因。
首先是差距的扩大造成了心态的变化，如果把珠海和起点相同、面积相当的深圳做一个对比就会发现，其发育迟缓的问题的确很严重：同为1980年代首批对外开放的特区城市，2020年深圳市GDP达到2.77万亿元，已居全国第三，而珠海经济总量只有3482亿元，仅为深圳的1/8。同为移民城市且面积相当，珠海的常住人口还不到深圳的1/7。不仅如此，珠海还被珠江东岸的东莞、珠江北岸的佛山远远甩在后面。
面对与深圳等城市越来越大的发展差距，珠海开始出现追求 “小而美”、“小确幸”的声音，认为城市节奏慢、适合生活也不错，至少是宜居而健康的。如果拥有美国硅谷的自然条件，比邻香港、深圳、广州这样的产业和市场聚集地，甚至还是对外开放的特区城市，却只能与地处内陆的山东菏泽市、河南许昌市等城市相比，如果置于江苏省城市进行排名，只能在其13个地级市中排第12名，居苏北的淮安市之后——虽然没有什么明显的“病理”指征，但这样的经济发展成果，难道不值得深刻反思吗？这样常年发展滞缓的经济体，能算健康而充满活力吗？
当然，珠海一度放弃与深圳，乃至国内一线、二线城市的竞争，也不是没有客观原因。如果以香港为产业、资金、技术、市场等动力的传播源，那么珠海等大湾区西岸城市的确处于交通末梢和产业传播末梢。而从1980年8月，珠海特区成立，到1999年澳门回归，直至今日，珠海等大湾区西岸城市一直寄望于澳门为它带来经济发展所需要的产业、资金、技术、人才等诸要素，但是这种良好的愿望始终没有变成现实。
诚然，最近几年珠海在中央和广东省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也开始“凝心聚力、拧紧发条，重整行装再出发，深入推进二次创业”，出台了《全力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化经济特区的工作方案（讨论稿）》，但就目前来看，在区位战略上尚没有找准最优解，在产业规划上还是面面俱到，在推动改革开放上还没有展现出类似深圳“敢为天下先”的作为和魄力——如何锤炼成大湾区的另一新增长极，还是亟待破解的课题。
政治与经济：一分为二看澳门
如果说改革开放之初，由于对外部世界的认识有限，让人们会想当然地认为港澳台、新马泰都是产业发达、资金充裕的地区；40年后，难道还分不清哪些地区是经济发展的引擎，哪些地区的重要性“政治意义大于经济意义”？
澳门重要不重要？当然重要。澳门的发展关系到“一国两制”成功实践，关系到祖国统一大业的顺利推进，澳门还承担着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的作用和多元文化交流的功能，在新时期对外开放中发挥着特殊的重要意义。对大湾区来说，如何让澳门更好地服务和融入构建发展新格局；对于珠海而言，如何“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化发展”，都是重要的政治任务。
然而，一个城市在政治上的重要性，很容易简单地与其在经济上的作用被混为一谈。从经济规模看，澳门2019年的GDP总量约为3800亿元人民币，与珠海大体相当，2020年因新冠疫情冲击经济总量大幅低于珠海；从产业看，澳门高度依赖博彩业及相关的旅游业，博彩业在GDP中占比达到50.9%，加上商贸、旅游等第三产业占95.7%，第二产业只有4.3%；从地理纵深看，澳门地域狭小，陆地面积仅33平方公里，是香港的1/34，是珠海1736平方公里的一个零头；从人口总量看，澳门人口60多万，只相当于北京市天通苑和回龙观两个社区的规模；从科技水平看，2019年澳门专利有效数量为789件，而深圳为575,251件。
因此，只有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将澳门的政治上的重要性与经济资源上的有限性一分为二地看待，才能更加准确地厘定澳门和大湾区的关系。反之，不但会影响珠海自身的发展，也不利于澳门的产业多元化进程，更会影响大湾区西岸的平衡发展。
在对澳门经济总量、产业结构、地理空间、市场规模、人口规模、科技水平等经济指标的客观认识基础上，我们应对澳门的经济作用做出更合理的预期，不可依赖和过度透支其经济资源。大湾区西岸城市，既不可能承接澳门的博彩产业，也很难从澳门承接高端制造业或高端服务业的产业转移，甚至也不能获得资金、技术、土地、市场等方面的协同效应。如果对以上问题没有清醒的认识，就会让珠海等西岸城市过多地把引入资源视野囿于澳门，反而忽略了来自香港、深圳、广州、佛山，乃至全国、全球的资金、技术、产业和市场机会。
2020年以来的疫情冲击下，澳门GDP下降56.3%，凸显了其以博彩、旅游业为主的经济结构内在不稳定性。然而，澳门历史上也曾经探索过贸易、加工制造、金融等各种产业，但因地理空间有限、人口总量少，难以承接大产业聚集和资源投入，因此最后才形成了前述比较优势产业。目前这样的产业结构特征，虽然不是依据经济规律的主动选择，但也是多种因素和历史进程共同作用下不得已的选择。这充分说明，未来的澳门各项经济和政治目标的实现，单纯依靠自身力量甚至横琴的实验、珠海的支持都是不够的，只有以香港、深圳、广州为大湾区的核心引擎，全力促进大湾区东岸、北岸城市的优势资源与西岸城市对接，让大湾区西岸城市发展得更快、更好，才能为澳门带来的更多的人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促进澳门经济的适度多元化，更好地探索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
若隐若现的新比较优势，能否被发掘？
经过四十多年的基础设施建设，大湾区西岸的交通条件已经大为改观，周边的产业和要素聚集情况开始逆转，西岸城市的新区位优势若隐若现——遗憾的是，这种若隐若现的新区位优势，目前还没有被充分认识，也没有被大力发掘。
在传统制造业发展起步阶段，区位优势主要取决于是否临近资金、技术、原材料、能源和劳动力等要素供给地，是否拥有便捷的水路或陆路交通，是否能够承接产业转移，是否临近国外或国内的巨大市场等等。在改革开放以来的40多年时间里，正是上述区位优势支持了大湾区东岸和北岸城市的大发展，巨大的产业聚集和虹吸效应使资金、人员等各种生产要素都向深圳、广州等核心城市聚集，而西岸城市却发展缓慢。
然而，区位比较优势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会随着产业发展阶段、交通条件变化、要素价格变化而动态演变。
近几年，大湾区内部的东岸、北岸增长极已经从产业聚集阶段发展到产业扩散阶段，从产业扩散效应来看，最近几年港深增长极和广佛增长极对东莞、惠州的产业扩散效应已经十分明显；从大湾区要素流向看，各种资金、技术、人才等可流动生产要素都在沿着最佳交通路线寻找边际产出更高的机会，有些生产要素流向已出现逆转。
此时的大湾区西岸城市，如何认识和发掘这些若隐若现的新区位优势呢？
从交通条件变化看。2012年广珠城际铁路开通后，广州往来中山、珠海之间的高铁只须半小时至1小时，城际大巴或自驾车也1小时可达。珠江东西两岸之间，港珠澳大桥、南沙大桥（虎门二桥）分别于2018年和2019年开通运营；原计划2024年建成的深中大桥有望提前建成通车，深圳宝安区与中山市半小时可达；未来深珠通道打通后，除了公路，人们还可以乘坐铁路一站往来大湾区东西两岸……东向深圳、香港，北联广州、佛山的交通打通后，向西岸城市的产业转移和要素扩散将更加便利。
从不可移动的要素吸引力看，虽然较低的房价和房租是大湾区西岸城市的一大优势，但这未必能成为其吸引高端生产要素的主要竞争手段。事实上，如果把制造业对地租敏感度表示为10分，那么居民对住房价格的敏感度最多8分，而服务业对房价、房租的敏感度也许只有5分。因此，无论处于纽约、香港、上海还是深圳，服务业企业总部，绝不会因为房租价格因素而搬出上述城市，只有“较低的房租+较高的工资”，才能吸引人才的流入。相比而言，目前珠江西岸城市的服务业工资还是太低了，这也是过去几年珠海很多大学毕业生不愿意留在珠海的主要原因之一——只有推动高素质人才的工资待遇提高，才能留住人才、聚集人才，进而聚集高端产业。
从高级生产要素和产业聚集效应来看，正如迈克尔·波特的竞争优势理论所指出，到了发展以研发、设计为核心竞争力的高端制造业和以创新创意核心的现代服务业为主导的新阶段以后，美好的自然环境、舒适的生活条件、较低的生活成本、优质的医疗教育资源、较低的人口密度和居住成本等因素，必然在吸引高级产业和高级要素方面展现出自己的优势。
显然，无论从交通条件变化，土地等不可移动要素的成本价格优势，还是高级要素和产业的聚集效应来看，珠海、中山、江门、澳门等大湾区西岸城市都悄然站在了又一个历史的十字路口。如何充分认识上述变化带来的新地理区位优势？如何挖掘产业扩散和要素流动带来的新产业和要素比较优势？如何吸引技术、资金、企业家也来这里寻求更高的要素回报、形成新的产业生态群和要素聚集地？大湾区西岸城市需要从区位战略、产业选择、深化改革等方面做出新的探索。
未来更“跛脚”，还是成为最具潜力的新增长极？
按照牛顿第一定律，如果没有外力的干预和影响，事物一定会沿着它既有的惯性发展。事实上大湾区的大部分企业家和老百姓(603883,股吧)仍然更看好香港、深圳、东莞，而对西岸城市的未来表示漠然、怀疑、信心不足。长此以往，大湾区跛脚的畸形状态不仅难以改变，还将会更加严重，最终影响到大湾区增长极的健康协调发展。消除粤港澳大湾区发展严重失衡的“跛脚”现象，提升大湾区增长极对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的作用，需要新理念、新战略：
首先，北向扎根，东向借力，南向支持。
四十年风水轮流转，大湾区西岸又到了作出战略选择的历史关头。倾四十年之力，已形成了新的交通区位优势；历经四十年等待，拥有了高级生产要素优势，大湾区西岸产业协同方向，资金、技术、人才等要素来源并不在南向，而是已有的深圳-香港、广州-佛山两个增长极。如果依然将眼光囿于南向，就可能再次错过战略调整的窗口期。
从西岸城市的区位和产业优势来看，中山的翠亨新区和珠海的唐家湾，既拥有一桥直通深圳的交通便利，又有人才和发展新产业的优势，都是对接深圳-香港增长极或广州-佛山增长极的重点高新技术开发区，应该给予重点支持。
大湾区西岸城市只有“北向扎根，东向借力”，才能更好地南向支持澳门的经济适度多元化，为“一国两制”实践探索做出更大的贡献。
其次，产业错位发展，避免与东岸、北岸竞争，打造大湾区西岸特色软产业群。
实事求是地说，大湾区西岸城市不仅在制造业供应链的完备程度上不及东岸的深圳、东莞或北岸的广州、佛山，在集成电路、新材料、新能源等新产业集群方面，与上海、北京、合肥、南京、成都等地相比也已经失去先机。因此该地区在产业选择上既不应当继续邯郸学步，模仿广、佛、深、莞的优势产业，也不应当再拷贝其他城市规划中通用的“产业模板”。相反，不但要刻意避免与东岸、北岸城市形成竞争，而且还应该主动错位发展，支持北岸、东岸的优势产业，并与其形成互补关系，共同构成大湾区完整的产业生态群。
按照这样的原则选择的产业，仍然可以找到若干千亿级的产业集群，并助力大湾区形成数万亿级消费中心和全球要素的强大引力场。
比如，以通用航空产业、智能驾驶、无人机、无人船等为代表的新产业，可以为东岸、北岸的新产业提供广阔的应用场景，孕育着万亿的市场机会；以智能制造、软件开发为特色的软产业集群不但与东岸北岸的高端制造业形成互补，也有数千亿产值的规模；以生物医药、健康养老、教育培训等为代表的软产业，不但有广阔的市场前景，还可以弥补大湾区的产业短板，更好地支持北岸、东岸增长极的发展；以珠海情侣路、长隆国际海洋度假区、百岛旅游资源为特色的旅游和会展产业，不但不与大湾区其他城市形成竞争，而且与澳门等地互补，有利于大湾区打造形成万亿级的消费中心，助力大湾区形成全球要素的强大引力场。
最后，可比照浦东开发，设立“大湾区西岸经济新区”，扩大横琴粤澳合作区实验成果，助力中国更高水平对外开放。
今天的大湾区西岸，无论从新地理区位优势、新要素比较优势、周边的产业集群，还是与东岸、北岸的差距来看，都像极了1990年代的浦东。历史证明，在90年代初期的特定的国际国内环境下，浦东开发向全国和外界发出了坚定不移地深化改革和扩大对外开放的强烈信号，加快了整个中国改革开放步伐，其所带来的影响是全球性的、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在当前逆全球化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国际背景下，中国亟需一个像90年代浦东开发那样的战略行动来探索更高水平对外开放。
近几年，横琴在探索“粤澳深度合作”方面做出了很多深度改革探索，如高水平开放规则体系，高效便捷的要素跨境流动制度，重大规划、重大政策、重大项目的自主决策权，项目、产业、人才引进的合作机制，以及提升市场互联互通水平等等。如果把上述粤澳深度合作区的探索成果扩大到整个珠江西岸经济区，让大湾区西岸扛起当年浦东开发开放、敢想敢干的大旗，不但可产生的政治影响和国际影响足够大，还可以为新时期更高水平对外开放探索出丰富的改革硕果。
因此，建议进一步扩大横琴粤澳合作区实验成果，比照浦东开发，设立“大湾区西岸经济新区”，为促进大湾区的平衡发展、提升大湾区增长极的动能、为中国经济构建发展新格局做出更大的贡献！
（作者滕泰为万博新经济研究院院长，张海冰、朱长征为研究院研究员）
（李显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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