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宇
全球税收体系改革正在迈出历史性的一步。虽然各国政府都对大型跨国公司利用税收洼地进行“税务筹划”现象深恶痛绝，但在对待互联网公司跨国税收征管议题上，美欧之间也存在明显分歧，这给过去跨国公司合法避税提供了土壤。
这一形势正在发生变化。日前，七国集团 (G7) 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发布声明，支持把全球最低企业税率设为15%。协议一旦达成，将标志着自上世纪中后期开始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各国税率“逐底竞争”时代的结束。
全球最低企业税率的直接导火索是发达国家日益递增的政府债务。在将自由竞争奉为圭臬的市场主义者心中，政府应该少干预或者不干预实体经济。基于该原则，发达国家普遍设置了较低的企业税率。2019年，美国企业所得税只占总税收的3.91%，英国是7.56%，加拿大11.24%，法国4.93%，德国5.19%，意大利4.56%。较低的企业所得税，导致的结果就是在整个GDP中企业税收占比持续下降，以美国为例，2019年，美国企业所得税在GDP占比仅为0.957%。
在高福利、高消费和低储蓄社会生产模式下，较低的企业税率与政府债务规模攀升之间形成了显著正相关关系。仅在2020财年，美国政府赤字就高达3.1万亿美元。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后，各国政府都旨在推出一系列刺激计划重整经济，如何筹措资金，成为了各国政府面临的首要问题。这直接推动了全球最低税率共识的达成。
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防范全球金融危机的“灰犀牛”。虽然G7声明之后，华尔街立马表示了担心，并随之调低了部分跨国企业明年的每股收益预期。但考虑到全球最低企业税率剑指“规模最大、最赚钱的跨国企业”，在更为宏观的层面，富国还是强企，似乎很容易得到答案。
大举借债，超过自身的清偿能力，仍是全球金融市场风险的重要起源。美国财政部数据显示，2021财年上半年（2020年10月-2021年3月），美国政府的赤字规模已达1.7万亿美元。放眼全球，经济增速的疲软，使得债务危机的魅影再度若隐若现。而据相关机构测算，全球科技巨头转移利润导致各国每年损失税收可能高达5000亿-6000亿美元。
全球最低税率的推出有利于缓解发达国家日益递增的政府债务规模，从而降低全球金融市场波动风险。但考虑到税率在全球生产要素配置中所扮演的角色，这可能会给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生产分工的既有范式带来深远影响。
众所周知，在全球价值链分工模式下，发展中国家不需要拥有完整生产能力，就可以通过切入某一生产环节融入全球生产体系，成为工业品出口国。而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也乐于采用这种生产组织方式，实现生产要素全球配置最优化。典型是，一个美国公司把总部设在税率相对较低的中国香港，或者是开曼、百慕大群岛等地，在中国内地生产制造，全球销售。
长期以来，一些发展中国家基于对外资的渴求，常常设定一些较低税率。以吸引外资投资并继而带动本国就业和出口。一般来说，减税会大幅增加本国对外资的吸引力，这也是为什么美国前总统特朗普曾经一度推崇通过减税吸引美国海外公司回流本土的方案。全球最低税率一旦推出，将使得发展中国家曾经赖以依存的工具有效性降低，若税收的吸引力不在，跨国公司全球生产布局的积极性也将随之下降，这将深刻影响全球价值链的分工传统模式。
整体来看，虽然全球最低企业税率的通过还存在阻力，但不能忽视欧美国家在全球规则话语权中的影响力。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进行相应的政策对冲显得尤为重要。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清华大学全球私募股权研究院兼职研究员）
（董云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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