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院院士魏辅文：建设美丽中国要把自然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发展优势

每经记者 张怀水 每经编辑 陈 旭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也是“十四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国不仅在经济发展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领域同样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根据生态环境部的统计，截至2019年，全国已建立2750个自然保护区。同时，监测数据显示，近20年来我国新增植被覆盖面积约占全球新增总量的25%，居全球首位。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环境保护战略经历了哪几次重要改革？取得了哪些突出成就？当前绿色发展需要着力解决哪些问题？我国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处于怎样的阶段？带着这一系列问题，《每日经济新闻(博客,微博)》记者（以下简称NBD）近日对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濒危物种科学委员会常务副主任魏辅文进行了专访。

建立完整绿色经济体系

NBD：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环境保护战略经历了哪几次关键的改革？取得了哪些突出成就？

魏辅文：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生态环境保护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从历史角度来看，我国环境保护工作的发展历程与国际形势的变化和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几次关键性改革都是在大的时代背景下发生的。

首先，起步阶段是在1972年，中国代表团参加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会上发布了《人类环境宣言》。这是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后参加的第一个大型国际会议。

我国于1973年8月召开了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确定了环境保护工作方针，这是我国启动环境保护工作的重要里程碑。1979年，环境保护法颁布试行，标志着中国环境保护开始迈上法治轨道。

第二是发展阶段。1992年，联合国在里约热内卢召开环境与发展大会，会上通过了《生物多样性公约》，我国成为最早签署该公约的缔约方之一。会后，党中央、国务院发布了《中国关于环境与发展问题的十大对策》，把实施可持续发展确立为国家战略。2010年国务院发布了《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2011~2030年）》，这是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纲领性文件，确定了10个优先领域、30个优先行动和39个优先项目。这些法规、政策、规划的实施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环境保护战略步入到新阶段。党中央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将良好生态环境作为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和绿色发展，坚决向污染宣战，重点修订了环境保护法，出台实施了大气、水、土壤“三个十条”，并推行生态保护红线，推动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

NBD：当前，绿色发展成为社会关注焦点。对于绿色发展，您认为有哪些关键词？需要解决好哪些问题？

魏辅文：绿色发展重要的关键词是低碳循环发展，经济结构和能源消费结构调整，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和资源利用上线三条红线，生态效益和经济社会效益的有机统一，建立包括绿色生产、绿色消费、绿色流通、绿色创新和绿色金融等在内的完整绿色经济体系。

绿色发展有待解决的重要问题包括4个方面，分别是如何妥善解决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如何妥善解决近期发展和长远发展的矛盾；如何把自然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发展优势；如何借鉴国际社会的相关经验，寻找适合自身、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

与此同时，绿色发展有待解决的基本问题是人与自然的和谐问题。人和自然不是对立的，人是自然的重要组成部分。

通过对近200年来流行的人类中心主义生态观的反思，以及西方主流和以东方传统文化为代表的本地知识系统视角下人与自然关系的比较，我们提出了一个基于“天人合一”和生态文明思想的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新愿景与概念框架，旨在通过转变和提升当前对人类与自然关系的理解，促使世界采取有效行动，及时遏制和扭转全球生物多样性丧失的趋势。

通过价值体系转变和系统性思维、转型变革，以及设定阶段性路径和里程碑目标，满足自然受到保护的需求、人类保证基本福祉的需求以及实现可持续发展、形成尊重自然的需求，我们就能实现平衡及统一人类与自然需求的新型繁荣。

推动生物多样性保护

NBD：今年“六五环境日”的关键词是生物多样性保护。对于生物多样性保护，您认为当前面临哪些挑战？

魏辅文：尽管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取得了积极进展，但生物多样性下降的总体趋势尚未得到有效遏制，生物多样性保护仍然面临挑战，其中多数问题是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的，亟待寻求共同的解决方案。

生物多样性保护面临多方面挑战。比如如果我们片面追求单一数量指标，忽略了系统组成和生态功能，造成保护目标的偏移，特别是在干旱或半干旱生态脆弱区域人工造林，以及大规模建造纯林等，就可能对水资源和其生态系统功能造成威胁。

目前，我们对不同类群生物的保护投入存在较大的差异，对水生物种尤其是海洋物种关注不够。此外，生物多样性保护资金来源相对单一，缺少企业、社团和公众的广泛参与，为此要发动企业、社团和公众积极加入，由此加强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保护的结合。

与此同时，我国保护地体系存在交叉重叠和保护空缺的现象。生物多样性监测数据还存在交叉重复和空缺，缺少信息的融合、集成和深度分析等。

NBD：生物多样性保护是一个全球性话题，您认为国外有哪些先进经验可供我们参考？

魏辅文：首先，美国、加拿大、德国、南非和日本等国的国家公园建设和管理经验可作为我国整合自然保护地，建设国家公园的重要经验参考。

其次，发达国家和发展中的生物多样性大国的生物多样性适应气候变化有关政策措施，对于更好地实施我国的适应战略也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印度、巴西和澳大利亚等生物遗传资源丰富国家的生物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制度的国际经验，可以为我国生物遗传资源的管理提供有益参考。

此外，欧美国家相对成熟的生态补偿机制,生态产品向经济产品的转化以及企业和个人参与保护途径的多样化等，同样可以为我国绿色发展提供参考。

值得一提的是，美英日等国的海洋发展战略和海洋法律体系，以及海洋科技的支撑引领作用等，可为我国海洋发展提供重要参考。

此外，欧美国家的水污染防治和渔业管理办法，可作为我国相关领域精细化管理的有益参考。其他生物多样性大国的法律法规制度，以及跨境区域的生物多样性国际合作保护实践，可推动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立法的顶层设计。

解决绿色发展关键问题

NBD：您长期致力于大熊猫保护的研究，以大熊猫为例，我国在濒危物种保护方面有哪些经验？

魏辅文：作为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旗舰物种，大熊猫的保护也是世界性的成功案例。

实际上，大熊猫曾一度徘徊在灭绝的边缘。为拯救大熊猫，我国政府作出了举世瞩目的努力。除了颁布野生动物保护法、自然保护区管理条例等多项法律法规，实施禁止盗猎、天然林保护工程和退耕还林工程等一系列保护举措外，还积极开展了大熊猫抢救工作等。

全国第四次大熊猫调查结果显示，野生大熊猫种群数量达到1864只，栖息地面积为258万公顷。

圈养大熊猫的人工繁育也获得成功，截至2020年12月，全球圈养大熊猫种群数量已达633只，为大熊猫放归工程的实施提供了有力保障。

基于这些数据，2016年，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将大熊猫的受威胁等级由濒危降为易危，这也是国际社会对中国大熊猫保护成绩的认可。

NBD：“十四五”规划中提出建设美丽中国，您认为有哪些抓手？需要补齐哪些短板？

魏辅文：首先是加强基础科学研究，不断深化对自然规律的认识，完善基础科学资料，搭建科研平台和基地，充分利用前沿科学理论和先进技术做好顶层设计，同时开展跨学科、跨部门、跨领域科学合作，获得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研究成果，为全球提供自然保护的中国方案。

其次，大气、水和土壤是美丽中国建设的三个环境质量维度，要着力解决突出的环境问题，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

此外，建设美丽中国应着力解决绿色发展中的关键问题，把自然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发展优势，实现“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的双向转化，在吸收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借鉴国际社会的相关经验，寻找适合的解决方案。

为了加强美丽中国建设顶层设计，当前还应着力解决一些难点问题，比如解决栖息地破碎化和连通性问题，提升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加强生物多样性公约与气候变化公约的协同增效，加大野生生物遗传资源库和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建设，开展重点疫源野生动物种群及其所携带病原微生物本底调查等。

（王治强 HF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