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抗癌药背后的“三剑客”

作者：蓝忘机

编辑：六耳

来源：蓝媒汇财经

2001年的一天，饶毅给施一公发了封邮件，希望他签名支持一项中国的科学研究计划。

看到巨额的投入和诸多不确定因素，这让当时还对饶毅印象欠佳的施一公，更加不满。第二天，施一公打电话给王晓东，希望他也抵制这个计划。

相比施一公，王晓东似乎更理解饶毅。2003年，该计划的一个试点——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成立，王晓东担任所长，饶毅担任副所长。

之后，三人相继回国，成为中国生命科学领域著名的“三剑客”。身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的施一公在请辞清华大学副校长后，创办西湖大学任首任校长；饶毅离开北京大学，现任首都医科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王晓东还奋战在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希望把它建成世界一流的生命科学研究机构。

他们在国内教书育人，也积极创业，投身于创新药的研发浪潮中。王晓东创办的百济神州（06160.HK）和施一公创办的诺诚健华（09969.HK）主攻抗癌药；饶毅创办的原基华毅则深耕神经领域。

1980年，17岁的王晓东考上了北京师范大学生物系。在他读大二期间，生物化学家吴瑞发起一个叫CUSBEA的项目，旨在选拔中国优秀学生赴美国学习分子生物学。

由于CUSBEA用的是哈佛大学一年级研究生考试试卷，王晓东把更多的精力花在了读英文原版教科书上。1985年，王晓东轻松过线，成了当年北师大惟一通过这项考试的学生。

和王晓东一起赴美留学的，还有饶毅。

饶毅比王晓东大一岁，毕业于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施一公年纪最小，彼时，他刚刚以“全国高中数学联赛一等奖”的成绩保送清华大学生物系。

在清华园，施一公几乎每次考试都是年级第一。1989年，他又以第一名的成绩提前一年毕业。

和王晓东、饶毅一样，施一公也去了美国。在美国，三人的研究领域都是生命科学领域，并且都成为顶级科学家，在知名大学任教授。王晓东、施一公还先后当选为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

施一公在获得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分子生物物理博士学位后，在美国纪念斯隆·凯特琳癌症中心进行博士后研究；王晓东研究过一种线粒体蛋白质细胞sMAC，这种细胞可以诱使肿瘤细胞“自杀”，对研究治疗癌症方法有重要帮助。

事实上，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中国的癌症死亡率就一直在增加。一方面是癌症患者的数量在持续增多，另一方面，中国并没有自主研发的抗癌药，抗癌药以进口为主，价格居高不下。

等到施一公和王晓东从实验室走向资本市场，已经是十几年后的事情了。

2001年的一天，饶毅给施一公发了封邮件，于是就有了文章开头那一幕。2003年，迎来不惑之年的王晓东选择回国创办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2008年，41岁的施一公全职回到清华大学，担任清华生命科学学院的院长。

据说，施一公在回国前，王晓东曾对其说过一句话：“一公，我们都欠中国至少15年的全职工作。”正是这句话，加速了施一公的回国时间。

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坐落于中关村(000931,股吧)生命科学园，这里是王晓东搞科研的地方，也是后来中国生命科学领域“三剑客”创业的起点。

中关村生命科学园内有一家叫保诺科技的生物制药公司，创始人欧雷强来自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在麻省理工学院获得生物力学工程学士学位，在斯坦福大学商学院获得工商管理硕士学位。他还是一个中国通，曾多次创业，是中国生物技术产业的“大牛”之一。

2010年，已经回国7年的王晓东约欧雷强吃饭。此前，有投资人找到王晓东，希望他去美国旧金山湾区创业，同时还带来一个消息：欧雷强刚刚8000万美元把公司给卖了。

王晓东本想拉他入伙，欧雷强却说：“中国的医药市场是个金矿，创业还得在中国。”他强调，要做就做抗癌药。

这一年，中国新发恶性肿瘤病例超过300万例，而90%的癌症患者仍依赖进口抗癌药。

看到机会的不止欧雷强。2010年前后，一大批以创新药为目标的药企在中国萌芽，包括康希诺生物（688185.SH）、信达生物（01801.HK）、君实生物（688180.SH）等，而这些药企的创始人也多为海归。

2011年初，王晓东和欧雷强合伙成立百济神州，专攻抗癌药。4年后，另一位从保诺科技出来的大佬崔霁松博士，拉着施一公夫妇创办诺诚健华，也瞄准了抗癌药。

百济神州招股书显示，欧雷强持有公司25.2%的股权为第二大股东，王晓东持股5.5%为第六大股东；诺诚健华的招股书则显示，施一公夫妇合计持有公司12.43%的股权为第二大股东，崔霁松及家族持股11.38%为第三大股东。

百济神州成立后没多久，王晓东和欧雷强便启动了抗癌药的研发。

2013年1月，一种叫泽布替尼（BGB-3111）的BTK抑制剂在百济神州的实验室诞生了。王晓东不知道的是，六年后它将打破中国抗癌药长期以来“只进不出”的尴尬局面。

泽布替尼可以抑制细胞增殖或者恶性增生，适用于套细胞淋巴瘤及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不同于一般淋巴瘤，套细胞淋巴瘤确诊的时候，癌细胞往往已经扩散至淋巴结、骨髓及其他器官，生存期普遍在两年左右。

当时市场上用于治疗套细胞淋巴瘤的药物以强生研发的依鲁替尼为主，相比依鲁替尼只有21%的完全缓解率，泽布替尼二期临床结果显示，完全缓解的患者达到了59%。

2019年11月，泽布替尼被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FDA”）盖戳，成为中国本土第一个获批在美国上市的自主研发抗癌药。7个月后，泽布替尼又获得中国国家药监局批准在国内销售。

在众多利好的影响下，百济神州先后在纳斯达克、港交所上市，成为中国第一个在美股和港股同时上市的生物医药公司。王晓东也终于可以“缓解自己的经济压力，贴补家用”。

施一公也没闲着。

2020年3月，诺诚健华在港交所上市。9个月后，诺诚健华自主研发的BTK抑制剂奥布替尼也获得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从一期临床试验到上市销售，诺诚健华仅用了3年时间。

相比之下，饶毅创办的原基华毅走得相对较慢。

原基华毅成立于2018年，深耕神经领域的新药与新技术研发孵化。2019年，原基华毅完成由华兴资本、腾讯领投的A轮融资，相关药品仍处于研发阶段。

2018年，徐峥主演的电影《我不是药神》火了。但60多岁的林其君并不想看，“因为那里演的就是我走过的路。”

电影里“格列宁”的原型，其实是就是诺华的“格列卫”。2002年，格列卫在中国获批上市后，每盒价格高达2.5万元左右。林其君每月花在吃药上的钱，就得数万元。

近年来，中国癌症呈高发趋势。弗若斯特沙利文数据显示，2019年，全球新发癌症患者数量为1850万人，而中国新发患者数量就多达440万人，占到23.8%。

为了让癌症患者吃得起抗癌药，国家实施了零关税、医保谈判、加快新药审批等一系列措施，而中国的医药企业，同样也在加速抗癌药的研发，争取定价权。

不同于其他产品，一款新药的诞生，往往需要几十亿的投入。招股书显示，2017-2019年，百济神州的研发费用分别为 20.17 亿元、45.97 亿元、65.88 亿元，这也导致百济神州至今仍未盈利。

无独有偶，因为投入巨大，诺诚健华同样也被视为一家“烧钱”的企业。

2019年，我国抗肿瘤药物市场规模达到了1827亿元。弗若斯特沙利文预测，到2024年，这个数字将增长为3672亿元。

从目前来看，癌症的治疗方法包括手术、放疗、化疗、靶向治疗及肿瘤免疫治疗等。其中，靶向治疗以BTK抑制剂为主，肿瘤免疫治疗以PD-1抑制剂为主，而PARP抑制剂用于增强放疗以及药物化疗的疗效。

百济神州的泽布替尼和诺诚健华的奥布替尼属于靶向治疗药物。截至目前，除泽布替尼、奥布替尼外，中国获批上市的BTK抑制剂还有强生的伊布替尼。

2018年，伊布替尼被纳入医保范围。百济神州招股书显示，2021年，伊布替尼的最新中位价格为169元/140毫克；2020年12月，泽布替尼也被纳入医保目录。招股书显示，泽布替尼的最新中位价格为99元/80毫克。

除泽布替尼外，百济神州自主研发的PD-1抑制剂替雷利珠单抗注射液和PARP抑制剂帕米帕利，也分别于2020年3月和2021年5月获批在国内销售。

截至目前，中国市场共有6款抗PD-1单抗药物、3款PARP抑制剂获批上市。

本土获批的抗PD-1单抗药物除了百济神州的替雷利珠单抗注射，还有君实生物的拓益、 信达生物的达伯舒、恒瑞医药(600276,股吧)的艾瑞卡。拓益用于治疗黑色素瘤，达伯舒和艾瑞卡用于治疗经典型霍奇金淋巴瘤。据了解，这几款药都已经被纳入医保。

而本土获批的PARP抑制剂除了帕米帕利，还有再鼎医药（09688.HK）的则乐和恒瑞医药的艾瑞颐，用于治疗乳腺癌、前列腺癌、卵巢癌等。其中，只有则乐被纳入医保。

2018年，国家谈判17种抗癌药品降价，林其君服用的药就在其中。纳入医保后，林其君现在服用的药物从每月数万元降到了自费1000元以内。

林其君说自己是幸运的，“救命稻草终于能握在手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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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显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