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6日,新京报贝壳财经“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论坛”在湖南正式开幕,此次论坛由湖南证监局指导、新京报贝壳财经主办、湖南省证券业协会联合主办。
中国政法大学资本金融研究院院长、国务院国资委法律顾问刘纪鹏在论坛上表示,股市波动率在正负10%~12.5%都是合理的,4000点是中国股市崛起的基本点位,在这个点位上,股市市盈率并不高,就是一个健康的点位,很长时间都上不去。
刘纪鹏建议,直接融资要占主要地位,占比应该在60%以上。
传统金融必须改革
刘纪鹏认为,理财问题、房地产问题、地方债务问题统统都是金融问题,从这个意义来说,我国存在金融风险,但这些问题基本上都在银行,而不在股市,在表外而不在表内。传统金融必须改革,否则,系统性风险就会没完没了,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刘纪鹏表示,中小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现象依然存在,几十家金融机构占了股市50%以上的利润,连续多年垄断利润却没有用到资本市场的刀刃上,这种现象必须解决。路在何方?就是要发展资本金融、直接金融、互联网第三方支付的金融、数字金融、生态金融、科技金融等,这些新领域、新工具、新技术都是改变现有传统旧金融生态的手段。
在本次论坛上,刘纪鹏还提出,我们要发展资本金融,逐步弱化货币金融。所谓的货币金融是以商业银行为主导,以货币市场为基础的间接债权融资体系;资本金融则是以投资银行为主导,以资本市场为基础的直接股权投、融资体系。货币金融是融资型的金融体系,而资本金融则是投资和融资并重的金融体系。
刘纪鹏进一步表示,货币金融思维强调间接融资,而资本金融思维则更重视建立一个投资的市场,注重投资人财富效应的直接融资市场。因此,要转变观念,建立一个投资和融资并重的金融系统,而不是只重融资、不重投资。
他谈到,中国股市“牛短熊长”,最核心的是制度因素,也只有谈制度因素,才能找到为何股市难以振兴的关键。
上市已成为股东赢取暴利的途径,应开展融资者教育
在论坛主旨演讲中,刘纪鹏谈及了交易所竞争以及证监会与交易所的关系。
他表示,交易所将减持期限越压越短,压缩到18个月,对企业盈利也不作硬性要求,都在融资端竞争,比谁的门槛低,最大限度垄断上市资源,为何不到投资端去竞争呢?能给股民带来更多财富增长的交易所才是最好的交易所。
在演讲中,刘纪鹏还表示,先来看一组数据,2020年IPO396家,融资4700亿元,这一年,大股东减走资金6660亿元;2019年前10个月,IPO203家,融资2532亿元,该年同期,股东减持总价达6233亿元。可以说,现在公司上市已经变成股东赢取暴利的途径。
从这个角度来看,投资者教育这个提法本身就有问题,最应该被教育的是发行者和融资者,即以上市公司为核心,以券商为龙头的律师、会计师、评估机构、证券公司,应该开展融资者教育,监管者、融资者、发行者都应该接受教育。
主张成立独董公会,由上市公司协会推荐给上市公司
信息披露是考量上市公司治理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刘纪鹏此前表示,信息披露就是上市公司质量的核心,也是生命线。
对于如何解决信息对称的问题,刘纪鹏指出,关键是制衡机制,制衡机制决定了信息披露。“在治理结构中董事会的制衡机制非常重要,为什么总是提这个问题,但是似乎总是质量提不高,这跟我们的股权结构和董事会的构成结构相关。”
“第一大股东的比例太分散了不行,但是太集中了,产生不了制衡机制,基本就是一言堂,如果独立董事都是大股东选的,怎么制衡,所以独立董事的产生机制非常重要。”刘纪鹏建议,“我一直主张在上市公司协会里面成立独立董事公会,由上市公司协会推荐给上市公司,而不是由大股东来选,同时,也主张独立董事薪酬要提高。”
针对独立董事的问题,刘纪鹏提出,独立董事要有钱、有权,还要有闲,地位最高的不是会计师,而应该是独董,独董一定不是由大股东聘的,独董要能跟大股东抗衡。
直接融资占比应在60%以上
针对资本市场发展的建议,刘纪鹏表示,直接融资要占主要地位,占比应该在60%以上。“我国既然有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为何不能推出积极的资本政策?让资本市场融资的规划登上货币政策的大雅之堂。”
其次,要从存量财富分配入手,建立公平正义的股市。这需要在一级市场上把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压到30%以下,二级市场上不能让大股东在任意点位减持,应要求大股东预设可流通的底价,例如推测大盘在4000点点位上,个股从现有的股价涨幅是多少?股价上涨在什么点位上,大股东不达这一股价水平,自愿不减持。“只有解放了为中国资本市场做出卓越贡献的投资人(股民),大股东才应最后解放自己。”
(娄在霞 HN1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