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昉：从三方面加快推进共同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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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潜在的能力不是定数，通过改革可以获得改革红利。如果通过一些必要的改革提高潜在增长率，可以在2025年实现人均GDP比14000美元多一些，到了2035年人均GDP可以接近于23000美元，这样就达到今天葡萄牙人均GDP水平，算进入到高收入国家中间这一组的门槛。这是我们必须达到的目标，也是通向共同富裕的一个基础。”7月24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国家高端智库首席专家、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蔡昉在由青岛市人民政府主办、《财经》(博客,微博)杂志和《财经智库》承办的“2021青岛·中国财富论坛”上如是表示。

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国家高端智库首席专家、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蔡昉

“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促进和扩大社会性流动”、“社会福利全覆盖均等化”，蔡昉指出通过三个方面加快共同富裕的推进。他表示，要想把收入结构改善到合理水平，最终还要借助再分配的手段。因此，从现在开始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发展阶段，再分配应该成为越来越重要的手段。

在他看来，中国应该进入到一个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倍增计划。第一个，是脱贫之后的农村低收入群体。党的十八大以来，大概有接近1亿的农村绝对贫困人口脱贫，脱贫以后绝大多数不是贫困人口，但仍是低收入群体，如何让他们逐渐进入到中等收入群体中非常重要。第二个倍增是进城的农民工。当我们说中国有4亿多中等收入群体的时候，农民工也勉强算得上是中等收入群体。但是他们没有得到充分的社会保障，很多基本公共服务的享受也不均等，只有把他变成城市居民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中等收入群体。第三个倍增是让老年人过上中等生活。这是一个庞大的中等群体后备军，如何让老年人过上中等收入生活水平，是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保持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一个基本条件。

提及社会福利全覆盖均等化，他认为2012年以来，制约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是供给侧的速度，是我们潜在增长能力。但从现在开始，随着中国人口越来越接近于零增长，大概在2025年之前，我们越来越遭遇到需求侧的制约，也就意味着我们面临双重制约。按照这个分类，把创新驱动和财富驱动两个阶段和两类手段结合，就意味着我们在供需两侧同时发力。

与此同时，他还表示，现代化不能回避的就是中国特色的福利国家建设。横坐标是人均GDP，是发展阶段，纵坐标相当于福利水平，是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大概在人均GDP一万美元到两万五千美元期间，社会福利水平从26%提高到36%，提高10个百分点。这10个百分点就意味着到了36%，基本就算建成了福利国家。我国政府从现在到2035年正处在这个阶段上，因此我们必须要真正建立起这个制度。

以下为发言实录：

蔡 昉：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大家上午好！我们发展财富，管理财富，增值财富，归根到底目的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这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个基本要求，所以我围绕《共同富裕三途》讲几点看法。其实走向共同富裕有多途，我想强调三个途径，和我们当前面临的挑战相关，我们通过这三方面能够加快共同富裕的推进。

其一，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

要保持经济增长在合理区间，实现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确定的2025和2030、2035两个GDP目标，发展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关键和基础。按照潜在增长能力，预测未来想实现两个目标应该在15年里保持14.7%到14.9%的速度。按照目前趋势，根据产品要素、人力资本、生产率等提高的幅度来测算到2035年会达到的目标。

从这一点看，第一，“十四五”结束的时候人均GDP可以达到13000—14000美元，实现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第一个目标。2035年，人均GDP会接近于22000美元，非常接近所说的进入中等发达国家，但略差一点。未来潜在的能力不是定数，通过改革可以获得改革红利。如果通过一些必要的改革提高了潜在增长率，可以在2025年实现人均GDP比14000美元多一些，到了2035年人均GDP可以接近于23000美元，这样就达到今天葡萄牙人均GDP水平，算进入到高收入国家中间这一组的门槛。这是我们必须达到的目标，也是通向共同富裕的一个基础。

第二，增长要同步。有时候人均GDP和人均收入是可以分离的，历史上GDP的增长和居民收入的增长常常是分离的。但党的十八大以后，我国GDP和居民收入的增长就同步性非常强，过去十年左右的时间两者保持了非常好的同步。只有保持了这个同步，才意味着人均GDP的提高可以转化为居民收入的提高。这是基本，为此要继续调整国民收入结构，提高居民收入的份额以及劳动报酬的份额。

第三，要分配。党的十八大以来，基尼系数有所下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也有所下降。但下降几年后就已平缓，目前基尼系数保持在0.46多的水平。但基尼系数不降到0.4以下，就不是一个合理的收入分配结构，因此还要继续努力。但初次分配领域不太可能把收入差距降到这个水平。从OECD国家的经验来看，如果把初次分配后的基尼系数展示在那，发现有的国家在0.4以上，有些甚至超过0.5，如果不标明国家，有人会认为是拉美国家。要想把收入结构改善到合理水平，最终还要借助再分配的手段。因此，从现在开始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发展阶段，再分配应该成为越来越重要的手段。而且，很多发达国家的经验也显示，经济增长也好，技术变革也好，全球化也好，都可以做大蛋糕，但都没有自然而然分好蛋糕的机制，所以再分配手段必须有所诉求。

其二，促进和扩大社会性流动。

这点在党的十九大已经明确提出，促进社会性流动。它的含义是什么呢？就是历史上讲流动的时候讲的是横向流动，农民工从原来务农转移到非农产业、小城镇、中等城市、大城市、沿海地区，这是横向。但是在横向流动中也有纵向，收入提高了，身份、地位也提高了，有些在岗位上获得了更高的提升。

但是那个时候，第一，教育水平改善速度非常快，有普九，有高校扩招，让更多的人进入教育序列当中。第二，经济增长非常快，蛋糕做得非常大。现在我国已经进入中等增长、中高速或者中速的增长时期，劳动力的流动也显著放慢。在这个时候，应该关注的是向上的流动，纵向的流动就更加重要。如果没有切实的手段，社会性流动容易变成零合博弈，相当于挤一辆公共汽车，你挤上来我就掉下去，这种现象会发生，也会产生社会冲突。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关键在于社会流动。宏观来看，每个组都提高是今后必须保障的，不能做到这点就不能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从微观上，每个家庭也不断增加收入，但今后可能会具有零合博弈的性质，有没有可能一些家庭的收入改善明显慢于其他家庭，有些从中低收入群体到次高收入群体，这是关键，也是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关键。

我们提出，应该进入到一个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倍增计划，从数量上说，我们完全可以实现这个倍增。我简单介绍一下：第一个，是脱贫之后的农村低收入群体。党的十八大以来，大概有接近1亿的农村绝对贫困人口脱贫，脱贫以后绝大多数不是贫困人口，但仍是低收入群体，如何让他们逐渐进入到中等收入群体中非常重要。十八大以来在脱贫的人数有近一亿人，还有一些反复脱贫，还有以前的低收入群体，规模相当庞大，一定是以亿来计的人数。按照OECD的相对贫困标准，就是居民收入中位数的50%。按照我们的情况看，2019年的中位数，农村是14000元多一点，它的50%就是7000元多一点，明显大幅度低于最低20%的家庭。2020年之后这个情况好多了，但是假设农村还有30%的家庭，或者30%的人口还处在相对贫困线之下，就意味着这是1.5亿以上的人口。如何让这些人口逐渐进入到中等收入群体呢？数量非常可观。

第二个倍增是进城的农民工，按照2020年平均工资标准，他们是4500元多些，当我们说中国有4亿多中等收入群体的时候，其实月收入就已经是它的下限了。因此农民工也勉强算得上是中等收入群体，但是他们没有得到充分的社会保障，很多基本公共服务的享受也不均等，只有把他变成城市居民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中等收入群体，否则的话他是非常不稳定的。去年因为疫情的原因，造成外出农民工和住在城镇的农民工显著减少。这部分人如何迅速把他们变成中等收入群体，意义非常巨大，足以实现倍增计划。

第三个倍增是让老年人过上中等生活。人口普查后，老年人口比原来想象得大，老龄化程度比原来想象得程度高，目前65岁及以上高达1.9亿，60岁以上高达2.7亿，这是一个庞大的中等群体后备军，如何让老年人过上中等收入生活水平，是我们老有所养的基本要求。同时，这也是共同富裕的需求，是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保持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一个基本条件。

其三，社会福利全覆盖均等化。

很多人可能都读过波特写的《国家竞争力》，这里面他讲到经济增长跨越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要素驱动，靠资源和劳动力丰富；第二个阶段是投资驱动，配合资源大规模投入资本，可以保持高速增长；第三阶段是创新驱动，越来越多的要用技术和生产力提高；第四阶段是财富驱动。但是，对波特来说，他说前三个驱动经济增长是上行的，恰恰到了财富驱动阶段，说是经济增长是减速的，而且一不小心就会陷入停滞。

因此，对中国来说，我们的核心是把创新驱动和财富驱动紧密结合，让两者同时发挥作用。可以简单地说，中国长期以来，特别是2012年以来，制约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是供给侧的速度，是我们潜在增长能力。但从现在开始，随着中国人口越来越接近于零增长，大概在2025年之前，我们越来越遭遇到需求侧的制约，也就意味着我们面临双重制约。按照这个分类，把创新驱动和财富驱动两个阶段和两类手段结合，就意味着我们在供需两侧同时发力。

到了这个发展阶段，现代化不能回避的就是中国特色的福利国家建设。横坐标是人均GDP，是发展阶段，纵坐标相当于福利水平，是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大概在人均GDP一万美元到两万五千美元期间，社会福利水平从26%提高到36%，提高10个百分点。这10个百分点就意味着到了36%，基本就算建成了福利国家。我国政府从现在到2035年正处在这个阶段上，因此我们必须要真正建立起这个制度。除此之外，建立福利国家也保证了人的基本需求，就可以实现社会政策托底，支撑创造性破坏，否则没有宏观层面的支撑就永远会在微观层次，去保岗位、保产能、保企业、保产业，最后的结果就是旧的不能出去，低效率的企业不能退出。

有人说福利国家这个词像是从摇篮到坟墓，有民粹主义的嫌疑，其实不是，国力到达一定发展阶段，必然走这个路。我们有中国特色，就是七个“有所”，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我们既要关注供给侧保持潜在增长能力，也要从需求侧，从共同富裕入手，去保障消费能力的提升，以实现潜在增长力。

我就说这些，谢谢大家！

（邱利 HN1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