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关键是处理好稳定经济增长和控制好杠杆率之间的关系。跨周期调节就是要在稳杠杆的前提下实现稳增长。
日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召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时提出，要做好宏观政策跨周期调节，保持宏观政策连续性、稳定性、可持续性。此后，市场对于跨周期调节有各种理解。
事实上，整整一年前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就提出了“完善宏观调控跨周期设计和调节，实现稳增长和防风险长期均衡”。这是“跨周期设计和调节”首次出现，主要是区别于过去宏观调控的短期特征，并为构建新发展格局以及其他中长期目标服务。
跨周期调节是相对于“逆周期”而言的要求，意味着从“十四五”开始要告别传统上为降低经济周期波动性而频繁采取宏观调控的做法。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在宏观经济运行中扮演管理角色，采用宏观调控熨平周期波动，也就是所谓的“水多了加面，面多了加水”等做法。
但是这种为保增长而实施的宏观调控较为关注波动，而可能忽略结构性的长期的问题，会积累一些结构性矛盾。结构性问题突出则会在国内外经济环境变化过程中增强经济的不稳定性，也就可能导致经济愈发依赖宏观调控。中国当前面临的周期性、结构性、体制性问题和矛盾叠加状态，一定程度上就是逆周期调控的结果。
从逆周期到跨周期的转变，表明了宏观经济不稳定的原因既有短期的周期性因素，也有中长期的结构性因素，因此，既要保持宏观政策连续性、稳定性、可持续性，又要通过结构性改革实现可持续的高质量的增长。比如在逆周期调节期间，往往注重需求侧管理，通过投资拉动经济增长或者利用紧缩抑制投资和消费。但是在跨周期调节阶段，就需要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需求侧管理结合起来，即使在强调加大财政支出时也要以结构性投资为导向。
事实上，目前的跨周期调节要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服务，这主要体现在挖掘内需潜力方面。比如加快发展新能源汽车，增加保障性租赁住房，推进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落实“三孩”生育政策等等，都是在做好民生保障基础上，通过分配杠杆增强社会的消费能力。
跨周期调节应将稳定增长与防范风险作为统一的目标，实现二者的长期动态均衡。稳增长通常需要财政以及货币政策的支持，但刺激性政策会有代价，比如宽松金融政策可以在短期内促进经济增长，但其可能积累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并因为滞后效应而带来中长期的风险。比如，美国目前就遇到这个困境。如果过度依靠财政刺激，一国的经济就可能存在重复性的建设过剩以及财政依赖症，正如日本的情况。当风险积累到一定程度而采取防风险政策时，也要避免产生“处置风险的风险”。
因此，关键是处理好稳定经济增长和控制好杠杆率之间的关系。不管是财政还是货币政策，本质上都是通过加杠杆稳增长。跨周期调节就是要在稳杠杆的前提下实现稳增长，这需要做好结构性的工作，在动态均衡中实现这一目标。
正是因为跨周期调节不仅关注短期的经济波动，更关注中长期发展，并在这个过程中推动结构性改革，实现稳增长与防风险的统一，这就意味着“跨周期设计和调节”是一场持久战，既会有大大小小的战役，也会实施长周期战略。实际上这就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大国经济体的转型升级过程，因此，不能将跨周期调节仅仅限定于“宏观经济政策”的领域，而应是国家发展战略性调整。
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种政治格局的变化源自经济基础的分化。西方国家的新自由主义周期在经济与社会领域积累了大量结构性矛盾，他们追求短期目标的政治体制无法化解中长期的结构性挑战，从而形成周期性的危机。中国则探索在稳定增长的同时推进结构性转型，跨越周期性、结构性与体制性等诸多难题，这也是超越传统的凯恩斯主义与新自由主义，闯出一条适合中国经济治理与转型升级的光明大道。
（张洋 HN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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