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R办公桌前，员工资料堆积成山，打印、盖章、签字，10分钟不到，一张离职证明已经放到汪黎面前。
汪黎并不想离开教培岗位。
为了保障秋季续班率，领导强制性对每一个老师提出了加课要求，这意味着每天的工作要多出几个小时，汪黎拒绝了。也因为这一举动，她和领导起了争执，当晚直接被踢出了公司群。“打工人连呼吸都是错的。”汪黎苦笑。
“双减”政策下发的第一个月，焦虑席卷了整个教培行业。为了节约成本、缩减规模，裁员成了各大教培机构最直接有效的手段。8月1日，高途宣布已关闭了全国13个地方中心，裁员涉及范围达到上万人；4天后，字节跳动旗下教育品牌瓜瓜龙计划在8月底前，裁撤50%以上的体验课辅导老师。一个行业开始接受现实，全国1000万教培从业人员，大半跌回重找工作的人潮。
李晟敏也在刀尖上行走。他所在的k12机构刚刚进行了三批裁员，整个办公室全空了。“当天早上，公司按照裁员名单拉了一个群，董事长简单发表了几句感言，补充下裁员补偿规则，到了中午大多数人就已经卷铺盖走人了。”
据李晟敏统计，包括前两轮在内，公司85%的教培老师都已离职，“剩下的只是为了带秋季班的最后一批学生。”公司里的氛围降至冰点，留下的人都在思考，下一个会不会轮到自己。
拉勾招聘数据研究院的数据则显示，自2021年5月起，在线教育人才需求断崖式下跌。同时，处于“已离职，可快速到岗”的在线教育员工比例高达98.5%。
伴随着今年爆发的最大离职潮，有人匆忙赶往下一个目的地、有人则在走与不走间纠结徘徊，有人至今还陷在与公司的裁员纠纷中。资本潮水退去，教培人无一例外对未来倍感迷茫。
出路在哪里？没人知道。
裁员的艺术
在这场教育行业大震荡中，受伤害最大的不是企业，不是资本，而是那些突然失去工作的员工。
“教培裁员，首当其冲就是各机构辅导老师”。一周前，王美益的名字出现在公司“优化”人员名单中。
HR私下里找到她，委婉表达了“转岗、调离”的建议；开大会时，领导也公然在台上表示，如果要留在公司，只能同意转岗，并积极配合学习岗位知识。同时需要忍受6-8个月低谷期，每月工资只有一千元左右。
“这是在变相裁员”，王美益身边有同事接受了转岗的提议，工作从平时的写文案、编写作业程序，变成了拉人头补课的电话销售。“就像把一个程序员调去做设计，专业都不对口。既然这样为什么不把我转岗到CEO试试”，王美益调侃道。
几天后，王美益发现，接受转岗的同事实际上去了一个已经被裁撤的部门，所谓电话销售岗位仅仅是一个空职。不久，该同事便在内部群上主动申请了离职。
“对于这种事，公司倒是乐见其成，”王美益说，员工主动选择离职就拿不到裁员补偿金，公司从而可以省下一大笔钱。据王美益统计，公司大群之前有超过8000多人，经过人事部的一轮清洗后，目前只留下了5869人。其中，教学部100多名老师离职、500多名老师转岗。
“借转岗之名，行裁员之实。”王美益们向公司提出质疑，却遭到了严厉地回击：“如果谁想不劳而获，得到除工资外更多的赔偿，可以选择花时间去仲裁，公司将站在被告席等他”，管理层更是有人直言：自己在仲裁局有朋友。
眼见变相裁员手段遇阻，公司开始了暴力裁员的操作。7月30日，王美益所在机构开始陆续约谈机构老师，更多人被卷入这场裁员风波中去。
“最初，公司提出的赔偿方案只有N(即按劳动者在本单位工作的年限，每满一年支付一个月工资的标准向劳动者支付赔偿)，但这并不符合法律规定”，王美益说。
第二天当同事想要进行维权时，公司大群已经采取了禁言措施，有些小部门的群聊甚至解散了。“不少老师接到了公司工作人员电话，称即便不接受协议，也将直接中止合同。且公司会干预后续背调，将个人信息公布在官网上。”王美益说。
教培机构暴力裁员并非个例。另一家头部教培机构的员工告诉时代周报记者，他们光是销售岗位便裁掉了三分之二，“不签离职协议，就不发七月份工资，领导还要求我们在离职原因那着重注明：与公司无任何劳动争议。”
裁员风波中，围绕着裁员补偿款，公司与员工展开了漫长的“博弈”，谁都不愿就此放手。
“一切都是徒劳”
被裁者和公司在赔偿款上角力，留下的人都在担心，自己会不会成为下一个。
“双减”出台后，李晟敏旁边的座位空了。离职的老员工边收拾东西边对她说，“去上点阳间的班吧，身体会吃不消的”；课程小组的组长约谈了部门新人，开口就问：以后日子会很难过，你愿不愿意留下来？
刚刚大学毕业、在杭州每月还有2000块的房租，李晟敏活得并不洒脱。即便“双减”出台，已经进行的课程还需完成，离职人员留下的课程班，被公司随意做出的kpi改革后，压到了留下的老师肩上。
为了不成为下一批裁员对象，李晟敏只能更加卖力地干。备教案、预习、讲课，从早上8点到晚上11点，除去休息和吃饭时间，每天10小时的超长待机运作，她的嗓音开始沙哑。可到手的工资并没有因为个人努力而上涨。在资本不断退潮的当下，这个行业带给新人的价值已然不多，“去年每月收入近2万，今年七八千都得烧香。”
李晟敏原本计划在教培行业再呆上一两年，但随着相关政策与细则的每日一变，行业未来发展极不明晰。“现在说什么都没有用了，一切都得跟着政策摇摆，有可能明天走、有可能后天走，谁都说不准。”李晟敏说。
另一方面，教培老师的社会地位也发生了变化。前段时间，安徽一老师在别墅补习被查处的场面像是在打击罪犯；部分地方甚至将补习班列入扫黄打非专项行动中去。
“一个月前还是体体面面的老师，一下子就变了……”李敏晟说，自己的不安感油然而生。李晟敏预计公司后续会转型卖录播课，老师们大概率被迫变成销售，“到那时候，即便没有补偿，我也会申请离职了。”
教培行业正在大撤退，留下来的人多数会有着一种无力感，就像水中浮萍，无法左右自己，只能任凭潮水拍打。
“一切都是徒劳的”，在教培行业打拼4年的文森特说，直到今年7月底，他还是北京一家的k12机构的小领导。
两个月前，公司管理层突然下令，要求文森特所在部门赶在监管政策前，将课程项目落地。计划被打乱，原本配套的视频、课件、习题等需要两个月才能完成的工作量，硬生生被揉在半个月内。文森特不得不成为工作机器，没日没夜地加班、机械般地完成一个个阶段指标。
“日子看不到头。”文森特说，他早已预示到手上项目的结局：即便赶着时间做出来，大概率也会被废弃。这一点，组成员都心知肚明，但没人捅破窗户纸。“你懂那种感觉吗？明明知道这场战争要失败，但还是得强撑着鼓舞所有人。”
挣扎变得无意义，工作还是朝着既定的结局进行着。双减落地的第一周，管理层还在积极想着对策；第二周，一切开始混乱，课程大纲变了又变，再然后，裁员潮开始了。
8月1日，离职的章盖下，对于文森特来说，“这是一种解脱”。可将跑了，兵还在，当中不少新人还是文森特自己招进来的，他至今感觉“有些亏欠”。
潮水的方向
教培老师跃入人海，每个人都在寻找出路。
转行、考公、考研、出国、进公立校……待业在家的汪黎认真考虑过所有选项，但每一个都意味着自己得抛弃这两年的积累，从零开始。
更糟糕的是，教培的高薪困住了年轻人，使他们很难再接受传统意义上的普通薪资。中信证券于2020年2月发布的《在线K12课外辅导行业专题报告》中统计，主讲教师薪酬水平普遍高于18万元一年，薪资20万-40万元一年的居多。
打开某招聘app，王璐投了二十几家企业，最终只拿到了一个offer:电商文案编辑，月薪5千。“我想我需要开始适应，从月入过万到月入3、4千的落差感了”，汪黎自嘲道。
王益美也认为，“教培，曾经给了那些刚刚大学毕业、为金钱感到焦虑的年轻人希望。”
在机构里，王美益的身份是全职老师，但同时，她也只是一个在校实习生。收入最高的一个月，王美益赚到了18000元。和她同组的97年出生的老师，大专毕业，年薪80万，去年已经在广州贷款买了房。
对于教培行业，王益美虽然痛恨它传播焦虑、压榨劳工的黑暗面，但也不得不承认，“离开教培后，再也找不到这样低门槛、高收益的工作了。”
挣脱不开教培高薪塑造的美梦，汪黎最终没能和自己和解。不甘心的她选择待业一年考公，和千万人一起走独木桥。与此同时，还在业内的教培人已经展开了自救行动，“转型，必须转型”。
面向中小学的素质教育和面向成年人的职业教育，成为教培人的救命稻草。新东方在北京、杭州等地推出了“优质父母智慧馆”，转型培训父母；高途则把重点放在了职业教育领域，其官网也已经挂上了成人教育的标签。
但在巨头调转船头之际，教培行业已经是死伤一片。据天眼查数据显示，截至7月31日，2021年教培相关企业注销或吊销的数量共计约15.37万家，较2020年同期增长约34.59%。
潮水最终会涌向哪里，文森特也说不准。
离职当天，文森特开始试水从事公益性质的新媒体授课，但做了近半个月，粉丝量只有55个，部分视频观看量甚至只有个位数，“有些丢人”。他将数据不如意的视频隐藏起来，重新思考，账号的定位、变现手段，越想越茫然。
五年前，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与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曾有个争论。俞敏洪豪言：100年后教育在，新东方就在；而马云则回怼：100年后教育会在，但新东方未必在……如今，一语成谶。
“我能干什么？我该干什么？”再三考虑后，他决定再次回到教育行业中。如此形势下，从一家教培机构跳到另一家，无异于从一个火坑跳向另一个，但文森特坚信教育存在的必要性。
“这次整顿可能会让一个行业落寞，但教育的内卷并不会因此消失。”文森特说。
（文章来源：时代周报）
文章来源：时代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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