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使得在反抗戴口罩方面或者是反隔离方面，中国不像西方国家，没有那么多抗拒，极少数偶发的反口罩与反隔离幷没有理论化，也没有阴谋论，更没有组织化。由此还彰显出中国有一种务实的文化精神，注重实用、实际与实事求是。
但是务实的态度也好，尊重生命与家庭观念等等，其实别的文化也是有的。不过在社会经济条件不利于尊重生命或家庭观念时就难以彰显。又比如，像美国哲学曾经流行实用主义，按理说其文化应该有务实的一面，但是在其目前意识形态化与极端化情况下，便妨害了务实的精神。
无论如何，我认为文化论还是有一些解释力，但是文化需要与社会和经济适应发展。例如当乱世人命如草芥时，惜命文化便难以存在。文化论需要和其他解释模式配合，才能有解释力。
4. 社会体制论
第四种解释抗疫成败的模式是社会体制论，在此，我们以中国大陆的成功经验为范例。毕竟像中国这样的人口与地理大国，复杂的地域气候与城乡构成，国民教育程度不一，但到目前为止却在抗疫上能够有良好表现，当然值得总结其经验和教训。即便这样的中国模式不能全部复制，但总是一个参照系。
中国的经验是比较复杂的：从中央到地方，连基层组织社区都能动员起来成为准战时体制，所以有人讲抗疫是一种人民战争；而且土洋并举，既有土方土法，也有充分的科学现代武器。
像火神山医院的快速建造，既是工业能力，也是人力资源能动性的表现。从大方向来看，可以说这是中国社会主义体制的实践：“中国”这个部分表明还是有一些历史文化的因素（例如务实的文化精神）同时也是接地气的，符合中国民情与社会现状的考量等；至于“社会主义”这部分，抽象地说，是和市场自由主义对立的，也就是强调群体-组织-团结，而不是个人-自发-市场。
2020年1月31日，武汉火神山医院抢建全景。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但是，我们也不应将“中国”与“社会主义”切割来看：毕竟群体-组织-团结的“社会主义”表现，总是通过“中国”的家庭观念、务实精神、珍惜生命等等这些文化因素来形成，以致于能吸纳而非完全排斥来自个人-自发-市场的动力。
所以，从社会体制论讲中国模式，也不只是社会主义、公共医疗体系、集体主义、中央地方配合（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等等；人的因素还是很重要的，还是要人能够发挥这种能动性。
像国家领导人的“亲自指挥、亲自部署”，表明了政治责任，是共存亡而没有退路的决心，这不像其他国家还要观望下届选举。或者像台湾，指挥中心的陈时中始终在第一线，蔡英文则总是在幕后，几乎可以不为防疫成败负责。
图片来源：环球时报
将防疫成败归因于社会体制，并不表示没有人的因素：人民的素质或个体的努力仍是重要的，只是现在不是孤立的自由个人在市场下面集结，被看不见的手推动，而是在组织动员与集体抗疫的号召下，每个人能动起来，而这些个人也必须成为体制的承担者。在武汉早期的抗疫中，出现各种类型个人主动与奋进的感人行动，都是在一个集体大目标下被感召的行动。
由此可以说，因为抗疫这件事本身涉及个人要配合群体和组织的动员，不是市场自由主义能够轻易调动与自发协调的，所以我认为在抗疫这件事情上，能给予国家更多施力空间的社会主义体制，肯定要优于自由主义。
此外，传统个人自由主义非常重视隔离、普筛、疫调、（软性）强制接种疫苗等对个人行动的限制，对隐私的侵害，以及政府权力扩张与对个人讯息的掌控。即使病毒对生命构成威胁，都还出现“不自由，毋宁死”的提法。这是自由主义在抗疫方面“先天不利”的因素。
台湾并没有真正西方自由主义的传统，原本抗疫应该不至于荒腔走板。但是由于坚持极端反中，因而逐渐丧失中国传统的务实文化精神，甚至会纠结于进口BNT疫苗包装上不得出现中文字的荒谬限制，以致于拖延耽误疫苗进口。
诚然，任何政权在抗疫上都会有政治方面的考量，但是首要仍需根据科学因果的规定，而科学专业的背后则是有诸多价值的权衡指引，包括生命、健康、自由、隐私、团结、平等、公平、经济和生计等等普世价值，但是这些价值目标的权重取舍，则受到所在的政治与社会体制和文化所影响，不同体制与文化会对诸多价值进行排序。例如对于生命的重视，在重视家庭与老人的文化与社会主义体制里，便会和重视个人自由的文化与资本主义体制有所差异。
5. 为何论成败？如何论成败？
本文以上的立论可能面临两个彼此相关的基本质疑。
第一，为何要讨论防疫的成败？为何不以自由与隐私的人权保障为最高价值，并且以之为讨论疫情的焦点？讨论防疫成败，本身就是问题意识的设定，不利于个人自由主义。
第二，防疫成败的标准为何？若按照“常识”，例如降低死亡与确诊人数（最佳是清零），维持医疗与筛检量能，尽速恢复正常经济…这些指标，等于预设了中国抗疫模式的成功，这对于西方的“失败国家”是不公平的。
更直白地说，西方是极不甘愿接受中国是抗疫最成功的国家。那么，如果不以常识的成败论防疫，不论确诊与死亡人数等等，而以成功维持不干扰个人生活、或者未来疫后的经济重建等等为指标呢？
2021年7月，彭博社做了一个名为“抗疫韧性”（resilience）的统计，题为《当世界终于重启后，最好和最坏的居住地》，结果发现美国的抗疫才是第一名。
彭博社认为衡量抗疫成功的标准就是解封后“正常化”的程度，也就是疫情过去后能一切如常与恢复正常生活。如果依然禁止大规模群聚、隔离入境、佩戴口罩等等则表示生活没有恢复常态，抗疫还没有成功，也就是对抗击疫情缺乏韧性。
彭博社文章将评估抗疫成败的时间点挪到“重启解封”，也就是不计抗疫过程，“笑到最后才是笑得最好”。其背后的假设首先就是：科技（疫苗）才是抗疫的决定性武器，由此形成群体免疫，确保新冠不会大流行，并最终成为与人类共存的“大型流感”。
科技（疫苗）决定论是本文没有讨论的（第五个）防疫模式。西方发达国家认为高效率的西方疫苗一旦形成群体免疫，就能扬弃“前现代”（中国式）的封城隔离，迫不及待地摘下口罩，过正常生活。变种病毒是否会使得上述设想变得过度乐观，犹待观察。
南宁：15-17岁青少年接种新冠疫苗。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至于新冠病毒将成为“大型流感”，出自特朗普之口，有淡化疫情之嫌，乃是不得不接受病毒常驻的现实妥协。然而，新冠感染与治疗的后遗症，未来重症与致死的比例，体弱与年长者面对疫情流感化的政治态度、行为与心理反应等等，其实都不确定，也可能对流感化暗含的“杀老策略”产生对抗。寄望于与病毒长期共生并存的流感化策略，由于涉及变量不少，其成功还有待未来的检验。
目前人类是否已经处于新冠疫情的中晚期？或初期而已？也许谈论防疫成败还言之过早，谁都不应自满。
此外，以国家为单位来评估防疫，有忽略人类命运共同体之虞。西方政治理论曾设想自然状态中所有人与所有人的对抗，由此推论出建立国家政府的理想原则。今日的自然状态其实是病毒与全球所有人的对抗，是否能由此推导出理想的全球合作原则呢？
（本文原系2021年6月11日《新冠显影：疫情下的台湾》论坛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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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冉笑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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