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赵建，西泽研究院院长、教授，独立评论人、学者。
中国的企业从来不乏失败。在这场激荡四十年的大败局里，可以写一部史诗级的“中国企业失败史”。
可以说，这四十多年，成功的企业各有各的成功，但失败的企业却是相似的，那就是：
充满豪情壮志，然后用疯狂举债或圈钱来支撑这些豪情壮志。
从资产负债表的角度来看，就是用过度膨胀的负债（包括明股实债）来支撑多元扩张的资产。此时企业领导人出现了一种幻觉，认为资产的飞速膨胀，市场占有率和规模的突飞猛进，无所不包的多元化经营，是自己卓越领导力和雄心壮志的结果。或者说，失败的企业共同的特质都是，领导人在某种程度上存在一定的梦想臆想症，整个企业处于一种“大跃进”的乌托邦亢奋状态。
殊不知，这不过是过度负债吹起的泡沫。这些企业的企业家们看似光鲜，其实就像一个个巨婴，用负债和增发带来的融资性现金流，按照自己不成熟的喜好进行各种投资、各种小目标、各种买买买。然而经营性现金流却都是负的，一切不过是庞氏骗局。按照自己的豪情壮志进行的多元化投资，与其说是企业投资，不如说是他们的一种“高昂消费”。
因此德鲁克说，优秀的企业都是看上去很平静的企业。那些口号满天飞，动不动就搞各种运动，各种大跃进（跨越式发展）的企业，虽然在一定的阶段看上去很风光，但很快就会跌落云端。而且，跳得有多高，跌得就有多狠。
当企业的领导人长期处于臆想和非理性亢奋状态时，也就是企业的危机开始滋生的时候。创业是一架飞机起飞的过程，需要十足的激情作为燃料和动力。但如何安稳的着陆，使一个企业成为一个稳健运行、长治久安，乃至于基业长青的百年老店，则是比起飞更加重要的事情。恒大们却像《阿飞正传》里的“没有脚的鸟儿”，在起飞的那一刻开始，就没想过怎么落下来，所以最终的结局就是“无枝可依”，粉身碎骨。
恒大有近2万亿的债务，表内外加起来接近3万亿，相当于一家中型银行。虽然在资产端也有不少可供处置的资产，但是恐怕还有至少1万亿的缺口。除了财务损失之外，还涉及到十几万人的就业，几十万人的房子和财富，上千家中小企业供应商，大片大片的烂尾工程。再加上由于违约产生的连锁反应，造成的金融和社会风险不可小觑。
有人将恒大事件视为中国的“雷曼”，担心可能会引发中国的“次贷危机”。当前来看，发生这种事情的概率很小，但是造成的负面影响却是长久的，很可能从此以后，中国的房地产行业、整个住房市场，民企会慢慢消失，只剩下为数不多的几家。这个就像五年前钢铁、煤炭等行业的供给侧改革，中小民企几乎全部退出这些行业。导致的后果是什么呢？
房地产企业是中国的国民经济支柱之一，虽然从总量上看中国的房子比较充裕，但是仍然存在比较严重的供给“不充分、不平衡”的结构性矛盾。三四线城市住房相对过剩，库存压力较大；但一二线城市，尤其是核心一线城市的住房依然短缺。从改善型需求来看，住房的供给也不算充足。而且，由于中国的住房质量普遍比较差，恐怕在三十年后都需要进行修缮“旧改”，进行折旧投资，仍然需要一批优秀的房地产商，尤其是专业能力强、服务品质高的优秀房产民企。
然而恒大事件则是一个转折点，房地产行业的民企可能会从此一蹶不振，大部分会退出这个行业。继结构性供给侧改革在煤炭、钢铁等上游高耗能行业完成去民企化和国有化后，中游的房地产行业也完成了这一过程——会有越来越多的破产民企被国企接管，从此中国的房地产民企可能就“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从此退出历史舞台”。
我们经常批评国企的低效率，机制僵化和预算软约束，但没有看到民企的盲目扩张、过度举债和野蛮生长。更恶劣的是事后发现，很多民营企业家最后将天量债务和问题，留给公司和社会，优质资产却悄悄转移到自己及其家族名下，或转到别的载体公司，或转到海外，都是处心积虑已久的事情。数量之大，与贪腐巨大的政府官员和国企高官有一拼，这是让人愤怒的地方。
此时不仅要问，经济学家高声称赞的民营企业家精神，体现在哪？这些企业家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决策，为什么把公司当做一己之利的工具，涸泽而渔、杀鸡取卵，而不是想一心一意与企业一起稳健成长？我并不认为是他们的决策失误，难道他们不知道如此疯狂举债的巨大风险？
首先一个是企业家与企业一起成长的前提条件是“有恒产者有恒心”，如果民营企业家没有长期稳定的预期，认为早晚会被收归国有，那么他当下最优的决策是什么？他将来会留给国家和人民一个什么样的企业资产？他最优的决策当然就是“流寇行为”：杀鸡取卵、涸泽而渔。许家印曾说过，“恒大的一切都是国家给的、社会给的、人民给的”。他的言外之意是什么？如果民营企业家没有安全感，认为自己辛辛苦苦做大的企业最终会收归国有，那么他会认真、稳健的做企业吗？此时大概率他不会再把自己当做企业的主人，而是逐渐成为没有职业素养的“恶奴管家”，处心积虑掏空企业的资产中饱私囊。
另外一个“大败局”决策的原因是，利用有限责任公司的破产制度，套银行（国家）的贷款，负债丢给银行，资产转移给自己。这是一种非常恶劣的套利模式。在银行工作会遇到不少这样的民营老板，背后控制着多家企业，利用有限责任公司的破产制度，通过一家企业将负债变成不良贷款转嫁给银行，却将资产悄悄转移到别的公司。这样，破产的是自己的一家公司，受到损失的是银行，得利的却是自己个人和家族。在这个过程中，不排除有银行工作人员和高管的串谋共犯在里面。根源可能在于，银行也是国家产权，只要符合尽职免责的标准，即使不良考核会影响业绩和升迁，但私底下获利更大。这个用一个简单的博弈和比较决策模型就能解释。过去审批权利下放较大时期，有不少有权限的分行长，尤其是即将退休的分行长，会在退休之前“干一大票”，即使职业生涯受到影响甚至被辞退都无所谓。
第三个，也是民营企业“大败局”决策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利用负债快速做大，大到“大而不能倒”，抓住政府“稳定压倒一切”的底线心态，将民营企业也拉入与国企相同待遇的“刚性兑付”里。看看恒大不到三年增长了多少倍，海航增加了多少倍，扩展到了哪些业务。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质，就是都会涉及金融，因为金融最容易将自己与社会稳定绑在一起，也最容易快速做大规模。在“大而不能倒”的目的下，恒大们当然不再关心风险和质量，而是一味的做大做大做大，举债举债举债，最终成为今日之恶果。然而他没想到的是，该倒的还得倒。当然，该救的也得救。只是闯下祸的许老板们及其家族，恐怕也不会有好下场。
现在最担心的则是，恒大事件会不会将严重破坏中国的信用生态，继而金融稳定性、财政收支体系，甚至国内大循环。这是一头巨大的灰犀牛，而且已经奔跑的冲向我们，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则是“黑天鹅”！闹剧该收场了，一个时代该落幕了。然而恒大肯定不止一个，中国企业从不乏大跃进和大败局，当然这么大规模的恐怕也无二家。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精神，在金融和房地产等“纸醉金迷”的行业中“堕落至此”。何以至此？他们自己肯定要付首要责任，但除此之外，我们还需要反思哪些深层次的根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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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佳佳 HN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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