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约翰·阿塔古巴 大卫·布鲁姆 安德鲁·斯科特
新冠肺炎疫情使全球老龄化变得不可忽视。这次疫情是自世界65岁以上人口超过5岁以下人口后暴发的第一场疫情，与新冠相关的死亡率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急剧上升。
疫情与这一新人口现实的交叉暴露了全球治理构架中的一个空白。没有一个国际机构负责维护世界上增长最快的年龄组（65岁及以上）的权利，为他们主张利益。这一制度缺陷导致对这一影响该群体畸重的疫情缺乏响应。不一致的疫苗交付是最明显的症状，但也存在许多脆弱性。例如，在低收入国家，46%的65岁及以上仍是劳动力，他们很少成为政策重点。
其他人口群体没有被忽视。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以儿童的需求和权利为目标，联合国妇女署促进性别平等和妇女赋权，联合国人口基金专注于性健康和生殖健康问题，国际劳工组织监测工人的工作标准和条件。没有一个组织强调老年人口。
想知道创建一个专注于老年人的机构会带来什么不同，可以想想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为儿童做了什么。自1990年以来，5岁以下儿童的死亡率下降了近60%。尽管原因众多，但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宣传以及疫苗和卫生计划对这一显著改善做出了重大贡献。
当前机构空白有其历史原因。1940年代联合国和世界卫生组织成立时，世界人口结构与今日大不相同。1950年，15岁以下儿童的数量大约是65岁及以上人口的7倍。但到2050年，这两个年龄组规模将大致相当，65岁及以上的人口将达到15亿——几乎是联合国和WHO成立时儿童人数的两倍。
填补这一全球治理空白需要两项举措：一个为解决经济和社会不平等以及脆弱性问题提供框架的联合国老年人权利公约，以及一个国际机构，例如联合国老年人计划（UNPOP），许多活动可模仿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保护最弱势群体，解决虐待和剥削问题。
不可避免地，主要关注点将是健康——需求大，空白也大。不幸的是，三个常见的误解阻碍了世界领导人纠正机构空白。首先，人口老龄化通常被视为主要是富裕国家的问题。固然目前高收入国家60岁及以上人口比例最高，但该年龄段的大多数人生活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高收入国家这一年龄组人口为3.08亿，而低收入和中低收入国家为3.22亿，中高收入国家则为4.19亿。
这导致了第二个误解：拥有大量青年人口的国家不需要担心社会老龄化。这其实是需要的。从1913年到2019年，全球预期寿命从34岁增加到73岁，因此目标不仅要满足当今老年人口的需求，还要确保未来老年人口尽可能健康和富有生产率。
这种前瞻性的做法突出了第三个误解，即没有从生命阶段的角度考虑老龄化。实现健康老龄化需要关注生命的所有阶段，从产前一直到临终关怀。由于年轻人的寿命最长，这种生命阶段的方法对于实现代际公平和防止不平等在一生中加剧的风险是必要的。
UNPOP的主要重点应该是老年人权利，尤其是支持最弱势的人，但还有更广泛的成果需要实现。过去健康状况的改善支持了经济增长，可以合理地认为这也适用于老年人口。目前，全球六分之一的劳动力年龄在55岁及以上，而且这一比例还将进一步提高。因此，针对老年人的定向议程将有助于各国实现宏观经济收益。
老年人数量的增加，以及年轻人变老的可能性变大，这意味着在太多国家，现有的社会支持形式不够完善。这一国家层面的空白是建立全球倡导机构传播最佳实践的另一个理由。
如果世界的机构构架是为了不让任何人掉队，那么它就必须适应其不断变化的人口结构。必须明确扩大联合国的职权范围才能做到这一点。
（约翰·阿塔古巴系开普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经济学教授，大卫·布鲁姆系哈佛大学陈曾熙公共卫生学院经济学和人口统计学教授，安德鲁·斯科特系伦敦商学院经济学教授。版权：辛迪加）
（董云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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