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雨连绵的格拉斯哥接连传来好消息。
11月3日，英国政府发布声明称，190个国家和组织已经达成协议，将加速终结煤炭的使用。其中，主要经济体将在本世纪30年代逐步淘汰煤炭，而较贫穷国家将在本世纪40年代停止使用煤炭。
此前，超过100国领导人于11月2日签署协议，承诺到2030年前停止砍伐森林，并投入190亿美元公共和私人资金用于保护和修复森林。该协议签署国包括巴西、加拿大、俄罗斯等森林资源丰富的国家，涵盖了世界上约85%的森林面积。
除此之外，近90个国家加入了美欧提出的“全球甲烷承诺”协定，目标是到2030年使全球甲烷排放水平比2020年低30%。甲烷是导致全球变暖的另一个“祸首”，其重要程度仅次于二氧化碳。
这些都是COP26上的标志性成果。《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6次缔约方会议（COP26）正在英国格拉斯哥召开，目前大会已进入第五天。11月4日，领导人峰会已经结束，各国领导人逐渐离场，接下来将进入最为激烈的具体议程谈判。
COP26被认为是2015年《巴黎协定》签署以来最重要的一次全球气候大会。COP26主席阿洛克·夏尔马在10月31日的开幕式上曾强调，实现将全球升温控制在1.5℃以内目标的窗口“正在关闭”，而COP26将是避免全球陷入气候灾难“最后的希望”。
距离大会于11月12日闭幕还有一周左右的时间，人类能抓住这“最后、最好的机会”吗？COP26的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矛盾与冲突？作为普通人的我们，又为何要关注COP26呢？
11月2日晚，新京报记者专访了国家气候战略中心战略规划部主任柴麒敏。柴麒敏曾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团成员参加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一直关注政府绿色新政改革方向、气候公平和生态文明大众化等议题。
国家气候战略中心战略规划部主任柴麒敏。图/国家气候战略中心官网
COP26主要目标：力度、资金和细则
新京报：COP26目前正在英国格拉斯哥进行中，受到了国内外广泛关注。能简单解释一下这次大会到底要做什么吗？
柴麒敏：这次大会的核心目标可以从几个方面来看。其一，完成《巴黎协定》实施细则中一些留存未决议题的谈判，譬如关于资金、技术等方面的机制建设等。其中一大焦点是建立碳市场机制的问题，如是否要建立全球统一的碳市场机制，在未建立碳市场机制的地方是否要开展一些项目级交易等。
其二，开展气候资金问题谈判。发达国家此前承诺，到2020年前每年为发展中国家提供1000亿美元的资金用于应对气候变化，但到目前为止，这笔资金仍有很大的缺口。另外，《巴黎协定》规定，从2025年起要提高1000亿美元的资金标准。但现有资金仍未到位，未来还要提高标准，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是一大难点。
第三个方面是推动各国提升应对气候变化的力度。目前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目标有两个主要的时间节点，一个是2030年（全球碳排放比2010年降低45%），一个是本世纪中叶（实现碳中和）。为了推动实现这些目标，各国未来每5年需要提交新的减排目标。
这背后有两方面考量：其一，按照目前各国提出的减排目标，不足以将全球升温控制在2℃甚至1.5℃以内，所以各国需要在落实过程中不断提高减排目标，也就是边学边干。其二，各国的减排到底做得怎么样，需要有一个评审机制，也就是进行全球盘点，这个机制将从2023年开始启动。
当然，大会还涉及很多具体领域的谈判，包括煤炭消费的未来、交通领域的改革，以及减少毁林、减少甲烷排放等。
发达国家应率先承担减排的历史责任
新京报：印度日前宣布将于2070年实现碳中和，一些人批评这不符合全球在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目标。事实上，此前也有一些发达国家批评发展中国家的排放目标不够有雄心。对此你怎么看？
柴麒敏：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我们一直主张发达国家应该率先减排。因为从气候变化的成因来看，其主要是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对化石能源的消费所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导致的。发达国家历史上排放量最大，所以他们应该率先承担减排方面的历史责任，与此同时支持发展中国家开展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
从《巴黎协定》设定的目标来看，我们要把全球升温控制在2℃以内，然后努力控制在1.5℃以内。要实现1.5℃的目标，全球必须在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
其中，大家都认同的一点是，发达国家实现碳中和的时间要显著地早于2050年，发展中国家可以稍晚一些，大约在2060年、2070年。这也就是《巴黎协定》提出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我们必须认识到各国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在应对气候变化上的能力也有所不同，发达国家不能罔顾发展阶段，把自己的减排目标和发展中国家混为一谈。
整体来说，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发达国家应该起到带头示范作用，不能把减排的责任转嫁到发展中国家头上，这是不公平的。
新京报：作为《巴黎协定》签署以来最重要的一次气候大会，你认为COP26会上会出现哪些矛盾？
柴麒敏：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立场、自己的国家利益，因此一旦进入到细节谈判，必然会出现很多的分歧。
简单来说，在整个谈判机制中，就是谁减多、谁减少，谁出钱多、谁出钱少的问题，也就是所谓发展权利和出资义务的问题。因为这些矛盾，大会也经常“拖堂”，难以按时结束。
不能忽视排放量最小的“最大受害者”
新京报：在气候变化问题上，那些最不发达国家、小岛国的排放量是最小的，但他们却是气候变化最大的受害者。在全球气候治理行动中，应如何处理这个问题？
柴麒敏：最不发达国家、小岛国本身相对脆弱，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也比较弱，因此他们遭受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确实是最大的。也因此，在应对气候变化中，他们是最受关注的一个群体之一。
事实上，在《巴黎协定》谈判中，最初只确定了把全球升温控制在相比于工业革命前不超过2℃这一个目标，但因为一些小岛国和不发达国家主张，2℃的目标对他们来说仍然存在生存性的威胁，所以最后确定了努力争取控制在1.5℃以内的目标。也就是说，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行动中，已经有一些倾向于他们的制度性安排。
关于气候变化，需要考虑一个全球性资源配置的问题。我们不能忽视这些小岛国、不发达国家的需求，但也不能因此而导致全球资源配置失衡，甚至为了达到一些极端的目标付出过大的代价。
所以说，我们要理性看待这一问题。气候变化是全球性危机，各方需要站在全人类共同利益的角度来应对这个危机，也就是中方主张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国际社会需要给这些不发达国家、小岛国提供资金技术方面的支持，帮助他们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譬如一些小岛国面临海平面上升带来的威胁，是否可以帮助他们做生态搬迁之类。
新京报：谈到1.5℃的目标，美国等一些发达国家正在极力推动将全球升温目标严格控制在1.5℃。对此你怎么看？
柴麒敏：一些国家提出将目标严控在1.5℃，并不是从全人类利益的角度出发的，其背后有他们自己的政治考量。换言之，他们希望利用1.5℃这个目标压制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大国，如中国、印度。因为如果将目标严控在1.5℃，那么发展中国家也不得不提高减排力度，这不符合当前的发展阶段，必然会阻碍未来的发展。
事实上，这些国家如果真心要推动实现1.5℃的目标，他们应该努力提高自身减排力度，这才是真正解决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的关键。
中美欧在气候问题上合作非常重要
新京报：中国、美国、欧盟是全球前三大排放体，三者排放总量占到全球排放量一半以上。那么，在应对气候危机问题上，三方能否合作？
柴麒敏：中美欧确实是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的主要博弈方。三方的排放总量占到全球60%左右，因此这三方的行动对于应对气候危机非常关键。
在这个问题上，中方一直主张中美欧三方合作，共同推动气候变化方面很多机制的落实。如果三方能够通力合作，这对于缓解气候危机来说是最为有利的。
但我们应该看到，目前气候问题面临复杂的国际环境。尤其是当前中美两方在很多问题上存在矛盾和分歧，这不可避免也会影响气候方面的合作。但换个角度来看，中美今年4月份发布了应对气候危机的联合声明，展现了双方在气候问题上的共识和合作意愿。这意味着，相比于其他领域，中美在气候问题上的合作可能性更大一些。
总的来说，气候问题需要各方站在国家利益和全球利益的平衡点上来考虑，作出符合全人类共同利益的决策。
处理好减排和发展的关系非常关键
新京报：目前全世界都在说减排。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减排最困难的是什么？它会对普通民众的生活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柴麒敏：在减排问题上，我觉得最困难的就是如何处理好减排和发展之间的关系。
大家都知道，减排有利于可持续发展、能够缓解气候危机，但减排是有成本的，必须付出一定的经济代价。特别是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它所呈现出来的形式是不一样的。
以中国为例。一方面我们还要发展，因为并不是所有地方都能依靠战略新兴产业、高科技产业来推动发展，为了解决地方的就业增长、经济增长问题，他们可能还会转向这类高资源投入型、高排放高耗能项目的投资和建设。这当中可能就会出现发展和减排之间的矛盾。
不仅是国内，未来国际上相关政策也会收紧，譬如碳关税、市场准入政策出现。这种时候，如何处理好发展和减排的节奏步调，非常关键。
对于普通民众而言，也可能会面临一些不适应期。譬如若是在落实减排过程中处理不当，可能会出现物价上涨，尤其是能源价格上涨的问题。
就像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的讲话中所说，实现双碳目标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它需要各地方、各部门、各行业共同协调完成。在推进落实相关政策的时候，既要推动减排，也要处理好和正常社会生活、产业链供应链安全、能源安全等方面的关系。
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发挥引领作用
新京报：气候治理是一项长期的行动，未来几十年内可能也仍然是一个重要的国际议题。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应该发挥怎样的作用？
柴麒敏：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在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方面，中国在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中经历了从重要参与者到贡献者再到引领者的角色变化。
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上一直是一个重要的角色，从此前作出很大的贡献——譬如在《巴黎协定》达成、生效实施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到未来继续发挥引领性的作用。
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代表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在《巴黎协定》等相关的新的国际规则、国际秩序下，中国既坚持保障全人类共同的利益，也坚持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益。
所以中国一直希望建设一个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在这个体系下，各国可以根据自身的发展阶段、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采取适当的行动应对气候变化。我们希望打造一个应对气候变化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将各国的关切、各国的国家利益放在一个共同体的视角下来审视。
中方一直在力所能及地支持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譬如开展了一带一路应对气候变化的南南合作，支持了近40个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项目建设，很大程度上帮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和挑战。
中国本身也在积极减排，提出了2030年碳达峰、2060年碳中和的目标。在此过程中，中方走出了一条跟发达国家工业化不尽相同的道路，这给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经验借鉴。譬如建设低碳城市、低碳园区、低碳社区等，这些自下而上的创新发展模式，给其他发展中国家推动绿色低碳转型提供了道路上的选择，这是非常有价值的。
新京报记者 谢莲
编辑 张磊校对 吴兴发
（张泓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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