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是著名的“钱学森之问”。
近日，图灵奖得主、中科院外籍院士约翰·霍普克罗夫特在公开演讲中对于中国大学教育的“诊脉”引起广泛关注，他所谈论的话题，也可以总结为一个提问，“为什么中国的大学教育并不成功”？
在上海举行的第四届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开幕式上，约翰·霍普克罗夫特提到，中国的人口数量多于美国，但美国在研究型博士学位项目方面比中国强，原因在于中国本科生教育并没有为研究型博士学位创造出足够多的高质量申请人；现在中国高质量的本科生数量远远无法达到社会需求，应该更关注如何提高本科生的教学质量。
约翰·霍普克罗夫特是享誉全球的计算机科学家、教育家，1986年因在算法及数据结构的设计和分析中所取得的决定性成果获得图灵奖，并获冯诺依曼奖（2010）、美国工程院西蒙雷曼奖创始人奖（2017）等全球计算机科学领域的重要奖项。他曾任职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康奈尔大学，十年前加盟上海交通大学，亲自开展课程设计，招聘人才，并给本科生授课。
约翰·霍普克罗夫特在不同场合都曾谈及中国的教育，他曾指出，“中国顶尖大学的新生比斯坦福大学、伯克利大学或康奈尔大学的新生更优秀。但4年后，我再次面对这些中国学生时，却发现康奈尔大学的学生已经超过了他们。这意味着中国的大学教育并不成功。”
改变高校评价“唯论文”导向
约翰·霍普克罗夫特关于“中国大学新生更优秀”的判断，或许可以从一项国际评估结果中获得一些佐证。
2019年12月，第七轮国际学生评估（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简称PISA）公布结果，由上海、北京、江苏和浙江学生组成的中国“联队”，在阅读、数学、科学3项测试中，均获得了第一的成绩。
PISA由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于2000年发起，它并不带有选拔性质，而是一个对基础教育进行跨国家（地区）、跨文化的评价项目，每三年进行一次，对15岁在校生的科学、数学、阅读等核心素养进行测评，因此也被称作“15岁学生的全球统考”。在教育界人士看来，PISA尽管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片面性，但多少也有其参考意义。
按照约翰·霍普克罗夫特的观察，为何中国顶尖大学更优秀的新生，4年后被国外高校的学生超过？
在演讲中，约翰·霍普克罗夫特首要强调了大学的评价体系问题，他指出，中国高校的一个重点是提高国际声望，而当中很重要的指标是研究经费和论文数量，但更应该建立一套体系，让老师更好地投入到教学工作中。
“一个可能的方法是让老师在课堂中更多地考虑：课件是不是最新的，是否和同学积极互动，是否对学科有充分的了解和掌握等等。如果将这些因素纳入考核，将产生深远的影响。”约翰·霍普克罗夫特表示。
高校教师的评价是多年的“老大难”问题。去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其中就提出扭转不科学的教育评价导向，坚决克服唯分数、唯升学、唯文凭、唯论文、唯帽子的顽瘴痼疾。
多个高校关于教师评价作了诸多探索，但不合理现象仍然存在。今年全国两会，民盟中央提交了一份《关于进一步完善高校教师多元分类评价体系的提案》，其中就提到：高校教师分类标准缺乏顶层设计，不同高校的教师分类缺乏统一参考标准，教师绩效评价仍以“科研业绩评价（科研工分制）”为主导，分类激励效果不明显。
全国政协委员、中央民族大学党委书记张京泽在一场提案办理协商会上指出，当初为鼓励教师上课，发放课时费；为提高科研能力，发放论文奖励。如今，发表一篇论文，可以奖励数万元；得了人才称号，有相应薪酬标准；获得重大课题，又有相应奖励。利益越滚越集中，有时候形成了利益的固化。大学的评价有点“企业化”倾向，成了“计件工资”。
偏向论文、科研的评价体系，也使得大学老师往往难以将更多的精力用于教学。一所985高校的青年教师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他所在的学校如果评副教授，需要在论文、课题、书籍、课时等几个方面达到要求，其中课时达到一定数量，学生评教不要“垫底”即可，晋升的压力主要还是来自于学术。
另一位青年教师表达得更直接，认真备课、上课对升职几乎构不成主要贡献，在这样的激励机制下，应付式上课但大量发论文的老师，会成为“赢家”。
约翰·霍普克罗夫特指出，在中国，评价高校教师和校长的标准应该改变。对于高校，提高国际排名是一个错误的目标，因为这些排名都是基于研究经费和论文数量的，应该用本科教育质量来评价高校，而不是研究经费的多少和发表论文的数量。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则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对老师真正专业的评价，应该是依据老师的个性特征、学校的发展定位等，允许多种标准同时存在，并以加权的方式来体现。即便是衡量论文，也不应该只是看发表的数量和期刊级别。建立一套内部和外部的论文评议制度，并允许评议意见公开，接受监督，可能是一种更加专业的方式。
大学应该做什么样的研究？
就大学所承担的职能而言，在教育和科研之间，约翰·霍普克罗夫特更倾向于前者。同时，他还认为，大学应该专注于教育和基础研究，而不应参与应用研究。
他举了两个美国高校的例子，斯坦福大学在上世纪70年代建立了斯坦福研究所，把应用研究从学校转移到了这个独立的机构中，出于同样的目的，麻省理工学院建立了林肯实验室。但在中国，高校仍然需要为应用研究提供帮助，许多资深教师都积极参与其中。问题是，应用研究可能干扰教育。
“如果一名导师在指导学生的同时也在开公司，那么当学生面临着做基础研究还是为公司工作的选择时，导师很可能会要求他们为公司工作。这是一种不应当被允许的利益冲突。中国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但可能需要10到20年才能作出改变。当中国培养了足够多的人才时，应用研究就应该搬出大学。”约翰·霍普克罗夫特表示。
他还指出，在美国，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资助基础研究，不是因为它们希望完成一个特定的研究项目，而是因为它们希望被资助的教师能培养出下一代的人才。教师们可以研究任何他们感兴趣的课题。
香港科技大学原校长陈繁昌曾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谈及大学的使命，他认为，研究型大学的使命第一是训练学生，他们是未来社会的领袖，至于学生将来做什么工作，由他们自己来决定；第二是要创造知识，不只是当前马上要用的知识，也有将来要用的知识。
陈繁昌认为，“当然公立大学应该尽量对社会做出贡献，这里面就有一个平衡的问题。你不要全部做非常前瞻的基础研究，那是‘象牙塔’；但也不要全部做眼前的应用研究，如果十年前，我们请多一点教授做当时最热的项目，十年后的今天会有人问我们：你看美国在做人工智能，为什么你们没有人做？”
另一位高校人士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大学里面的很多研究成果其实是转化不出去的，全世界都如此，但基础研究做得足够扎实的话，有助于经济的持续发展，有的研究可能几十年后用途才出现，所以不必太功利。
但做应用研究，还是基础研究，同样跟评价体系有关联。前述《关于进一步完善高校教师多元分类评价体系的提案》就提出，目前大多数高校对教师实行二至四年的短周期科研绩效考核制度，部分高校甚至对教师实施一年一次的科研绩效考核，考核评价次数多，重数量轻质量，不同名目的频繁考评进一步加剧了学术界的浮躁氛围，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教师的创造力，难以产生重大原始性创新。
陈繁昌向记者表示，“大学有其独特的使命，这种使命是社会上其他机构承担不了的。企业有盈利的压力，对时间的紧迫感是比较强的；大学相对而言压力没有这么大，它的时间刻度更长远，所以培养人才我们说的是‘十年树木，百年树人’。”
（作者：王帆 编辑：周上祺）
（李显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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