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8年以来，焦虑、迷茫和悲观情绪会常常盘旋在A股之上。2018年底广为流传的一句扎心话是 “2019年会是过去十年里最差的一年，但它很可能是未来十年里最好的一年。”2020年初开始的新冠疫情更是让悲观情绪雪上加霜。
但用连续三年的数据看，中国经济是经历住了新冠疫情和逆全球化的双重艰难考验。今年前10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1.67万亿元，同比增长22.2%，其中，出口17.49万亿元，同比增长22.5%；2020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2.16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9%，其中，出口17.93万亿元，同比增长4%；2019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1.54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4%，其中，出口17.23万亿元，同比增长5%。
在这三年多时间中，我们看到了很多截然不同的例证，比如特斯拉落户上海后迅速提升产能避免了破产的风险，但三星却将中国内地的最后一家手机工厂迁至越南；全球贸易摩擦加剧，中国出口数据不降反升；我们的产业集群强劲，却看不到特别有代表性的科技企业，A股被斥责为“只有茅台，没有苹果”。
即便是今天，面对三年艰难大考的高分答卷，部分投资者仍无法相信经济基本面强劲的逻辑具有长期性。而任何长期投资都是建立在国运的基础上，正如巴菲特所说，所有的投资都是赌国运。在投资中，真正的大趋势是“国家的趋势”，投资者也只有看清了国家经济发展的大趋势，才能真正坚持长期投资。
贸易摩擦和新冠疫情都属于“极端”环境，而正是“极端”环境的考验才促使我们去观察平常容易被忽略却极为重要的底层逻辑。本期券商中国﹒投资小红书与您一起探讨，中国经济的韧性来自何方？这种韧性具有可持续性吗？中国产业链在全球价值链中处于何种地位？
也正如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何帆老师所说：“如果你真的相信这个时代，你会看得更远，也会让未来换算成更高的现值。你考虑的不是一时得失，而是长久之计。于是，你自然会有更强的定力，更宏大的战略。你也会愿意为看起来费时费力、需要积累、需要沉淀、需要储备的事情付出更多资源。你知道，时间是你的朋友，时代会为你加持，长期主义能给带来更多的复利。”
风起云涌的产业集群：绝不是“要素价格低”可以解释的
作为一个后发优势的国家，中国显然缺少如阿斯麦、苹果、微软等雄霸全球的科技企业，但中国的产业集群却无声无息发展起来，并如星星燎原般扩散。国家的竞争力是正是根植于产业集群，这些小微企业组成的产业集群作为世界级的供应商具有重要的价值。在全世界，产业集群都有地理集中性的特征，比如美国的硅谷和意大利机械商业云集的摩德纳。地理集中性不但是产生竞争优势的重要条件，更是扩大和持续提升优势的所在。
一份全国最牛小镇曾经在网上疯狂流传：山东潍坊市昌乐县鄌郚镇，生产了全世界三分之一的吉他；全世界近三分之一，全国近一半的泳衣，都来自辽宁省葫芦岛市兴城区；河南商丘市虞城县稍岗镇，生产了全国超过85%，全世界超过一半的钢卷尺；浙江省诸暨市占据了全球73%的淡水珍珠市场；深圳市大芬油画村生产了全国70%以上，全球40%以上的装饰用油画；湖南邵阳市生产了全世界70%的打火机……
中国外交学院世界政治研究中心主任施展老师在被誉为“世界提琴之都”的江苏省泰兴市所做的调研显示，在这里，制作小提琴的工序被发展成197道，每一道工序，小到音柱马桥，大到琴头面板，都有高度专业化的厂家生产，人们可以在泰兴非常便宜又高效地找到生产整琴所需的任何部件。
“这种成规模的供应链网络，使得泰兴在中低端提琴生产领域的综合成本控制能力无人能敌。”施展在《溢出》一书中说，一个庞大的提琴产业生态网络，而不是具体某一家企业，真正让泰兴成为世界提琴之都。其他提琴厂要在竞争中击败泰兴的某一家提琴厂也许并不难，但想要击败整个网络，可就没那么容易了。
同样，施展认为，钢卷尺的生产确实没什么技术含量，但这种对成本的控制能力绝不是用一句“低技术”能概括的，它背后有一整套供应链体系在支撑。脱离开这种供应链体系，当然还是能生产出钢卷尺，但是没法把成本控制到那么低，中国经济无可匹敌的能力恰恰隐藏在这里。
施展判断，在不出现实质性变迁的前提下，全球中低端制造业向中国的转移是终局性的。
施展在其所著的《枢纽》这本书里提出，中国的规模超级庞大，所以产生的一种成本“黑洞”，也就是说，什么东西只要在中国生产，成本必定大幅度降低，于是，中国就像一块巨大的磁铁，把全球供应链上的企业都吸引了过来，进得来但出去难。
对于2018年之后大量制造业工厂南迁的消息，施展在越南和珠三角进行实地调研后认为，制造业向越南所谓“转移”，实际上是中国供应链的“溢出”，中国向越南转移的，并不是某些行业中的整个产业，而是该产业中生产流程中的某些特定环节，主要是对供应链需求较低、人工成本占比较高的环节，通常是最终的组装环节。转移出去的这些环节，会与中国供应链网络保持深度的嵌合关系。
比如，在越南生产一张沙发，其中90%的皮革材料来自江苏，80%的海绵原料也来自中国，生产家具时用的夹板，90%来自山东临沂；与家具行业配套的五金产业，其中大约60%的铁要来自中国，再在越南本地加工成五金。就连包装家具的纸箱这个配套产业也离不开中国。即使是三星，它在越南的手机生产厂仍然与中国供应链网络有着深刻的关联，凭祥口岸的通关产品30%是与三星相关的，就货值来说，占比则更大。
我国官方统计数据也显示，2020年，东盟首次以4.74万亿元的进出口额，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而欧盟、美国则分别以4.5万亿元、4.06万亿元位列第二、第三。
依据世界银行在2007年的一份研究报告，中国与东盟之间的贸易品主要是零部件与半成品。这种贸易只有在一个供应链网络内部才有意义，网络之外需要的不是零部件和半成品，而是终端品。这就意味着，制造业从中国向东南亚外溢，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供应链网络规模在进一步扩大—东南亚国家和中国的生产流程之间是互相补充关系，它们构成了一个更庞大的供应链网络。
中国制造成为创新链条的控制点
2015年，苹果公司在全球一共33家代工厂，其中30家设在中国，3家在中国以外；2019年，苹果公司在全球一共有59家代工厂，其中52家设在中国，7家设在中国以外。2019年，苹果47.6%的供应商位于中国，高于2015年的44.9%。
特斯拉在中国建造的速度可以说史无前例的。2018年7月，特斯拉和上海市政府签订合同，2019年1月7日，工厂正式开工建设；2019年9月11日，第一期工厂建设竣工。而在通常情况下，一家车企的生产基地需要两年时间才能建成。
苹果公司现任首席执行官提姆﹒库克之所以选择在中国制造产品，并不是因为中国的廉价劳动力——事实上，中国已经不是劳动力成本最低的国家——而是因为制造技能。“在美国，如果你要召集模具工程师开会，我不确定人数是否能坐满一间屋子。但在中国，模具工程师的人数多到可以坐满多个足球场。”提姆﹒库克曾说过。
施展将工程师的“手艺”归结为隐性知识，这种经验门槛需要在长期实践中习得。在施展的调研中，冠威正是成为塑胶工模及注塑行业的领头羊，是多家跨国企业在中国制定的供应商。冠威有许多独门绝技，制造出来的模具和产品连老牌模具强国——德国、日本的企业都做不出来。冠威的负责人表示，在精密机械加工和组装环节，机器替代人的能力会越来越强，但前段的研发、设计和编程环节对生产经验的要求非常高，机器很难替代人。
海银资本创始合伙人王煜全在《中国优势》一书中认为，实际上，全球制造业的竞争焦点不是能不能制造精密设备，而是制造体系够不够开放。这是很多科技公司做制造只找中国，而不找德国或日本的原因。德国和日本有制造，但没有外包制造。外包制造这个独特的本事，是当初西方国家为了“甩包袱”，外包给中国，中国自己锻炼出来的。
王煜全表示，《拜杜法案》带来了创新井喷，小公司主导创新以后，因为这一批科技创新企业的产品不再是软件，而是硬件。制造对创新企业来说，是关乎生死存亡的大事。做不到量产，它们就会“死”，但它们偏偏没有制造，这是以前从未遇到过的局面。因此，在今天的创新生态中，支持复杂产品的大规模开放制造特别有价值。
1980年12月12日，美国国会通过了《拜杜法案》，也称《大学和小企业专利程序法案》。它的核心即确立高校对知识产权的所有权，这部法案极大地降低了专利转让的财务门槛和信息门槛。许多比较小的企业也具备了参与商业转化的资格，科研和商业的接触面一下子以倍数扩大了。大量的发明创造被推向了商业应用，而不是沉睡在专利局里。《拜杜法案》带来的这一轮创新主要集中在硬科技的创新，比如新材料、新能源、生物医药、工业机器人、航空航天等。今天很多特别炫酷的技术，都是小公司开发出来成熟后再卖给苹果这样的大公司。
美国著名的运动相机GoPro就是在深圳代工的。杜克大学戴维·白瑞迪教授的故事让王煜全印象深刻：白瑞迪教授发明了一款叫做“螳螂”的超级相机，它有19个镜头，能够将拍摄到的画面组合成10亿级像素的图像。白瑞迪教授2012年在美国成立一家公司后，又于2016年在中国成立了公司，并将中国公司作为母公司，把主营业务都放到了这里。
为了做出这个10亿级像素的镜头，白瑞迪教授无数次碰壁，都没能解决制造问题。在美国，他向柯达寻求过合作，但柯达本质是一家化学公司，擅长做胶片；他又花了4年时间在日本、德国这些擅长做镜头的国家寻找制造商，但这些制造商只接受大批量的订单。如果一次只生产100件，还要不断调整修改设计，这样的订单没有企业愿意接。2016年，白瑞迪在中国组建了工厂，现在这款超级相机已经投入量产，而且接到了非常多的订单。
王煜全说，放眼全世界，只有中国解决了创新的量产难题，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支持复杂产品的大规模开放制造的国家，这源于中国制造业成长的独特背景，而且这个能力不是一个可以搬来搬去、随时迁移的能力，它的门槛经验很高，我们要像认可科技一样认可制造。
施展分析认为，中国承接外包的强大能力的奥秘，就是庞大的供应链网络。外包的承包方必须满足效率与弹性这两个要求。生产流程中倘若没有效率，就拿不到订单，要有效率就得专业化，如果过于专业化又会被锁死在特定的需求上，上游需求一变，下游小企业就死了，所以整个流程又必须有弹性，能够迅速调整适应变化，但是如果有弹性就难以专业化。效率和弹性的要求本身是矛盾，在同一个企业内部没法同时实现。
中国则通过供应链网络把效率和弹性这两个要求放在不同位阶上同时实现了。供应链网络中，单个中小企业都极度专业化，只生产被拆解到极为基础元素的零件。由于已经被拆解得极为基础，这些产品的通配性特别好，可以和许多别的工厂生产的其他零件形成各种各样的配套组合。
打个比方，这就相当于每个中小企业只生产一个特定形状的乐高积木，无数个中小企业就有无数种形状的乐高积木，这些企业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网络，它们生产的产品可以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被组合在一起，拼搭出各种东西来。
王煜全表示，今天的代表产品——手机，可以在一年的时间内更新换代，这是原来任何工业体系都无法承受的速度。企业如果跟不上这个速度，就会在激烈的竞争中被淘汰。为了保证创新效率，大公司就必须把自己的生产流程外包出去，而不能放在自己手里。因为只要把生产流程握在自己手里，一旦有了新的创意，就得调整整条生产线，转型成本非常高，这就会严重拖累创新效率。所以，大规模外包便构成了西方这一轮创新经济的内在需求。
中国出口技术复杂度持续稳步提升
低技术含量和劳动密集型产品，是大家对中国制造的第一印象，但中国出口技术的复杂度其实是在稳步提升。
美国科学基金会发布的《科学与工程指标2018》报告显示，在中高端制造业方面，中国占主导地位，其全球份额在过去10年间几乎增长了2倍，达到32%，在2009年超过了美国，2012年又超过了欧盟。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何帆用贸易数据和人均GDP数据计算出产品的技术密集度，一共考察了5057种产品，又将5057种产品按照技术密集度从低到高排序，分为4组。也就是说排名最低的25%的产品组记为第一类产品、即技术密集度最低的产品。第二类产品是技术水平中下等的，第三类产品是技术水平中上等的，第四类产品是技术密集度最高的。
何帆在《变量》一书中阐述道，如果观察2000年到2017年中国4类产品的出口占比变化趋势，我们发现其“重要性”依次是“三二四一”：第三类产品是当前的出口主力，占中国出口额的38%；其次是第二类和第四类，目前分别占25%和24%，第一类产品的占比已经很低，仅仅徘徊在10%左右。
如何看待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何帆也观察了OECD这36个发达国家组成的国际组织，OECD国家的出口结构相当稳定，第三类和第四类产品的出口占比最高，且占比相当，约为37%。第二类和第一类产品的出口占比相对较低，分别在16%和10%左右。
华创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牛博坤及团队，利用225个国家的SITC代码贸易品出口数据测算了各类贸易品的技术复杂度和所有国家的出口技术复杂度进行国际对比，得出结论认为：1995年以来，中国出口技术复杂度排名持续稳步提高，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基本全部来自制造业。
牛博坤认为，从纺织机械贸易数据能看到产业升级的清晰路径。2000年至今，纺织机械实现了出口比较优势从无到有，且已经成为机械品类中比较优势最强的品类之一，2019年是关键的一年，纺织机械的所有子品类都获得了出口比较优势。纺织机械很可能将成为长期顺差项目，中国纺织机械出口主要替代的是发达国家。2019年中美贸易摩擦的压力下中国纺织机械所有子品类出口份额都大幅增加，且主要替代德、意、英、法、日等国的份额。
券商中国的统计数据也显示，根据2020年的上市公司年报，电子、家用电器、服装纺织三大行业的海外业务收入占比位居前三。牛博坤的研究显示，出口复杂度的提升全部来自制造业，SITC第七大类机械与运输设备的贡献最突出，办公设备和机械设备贡献了大部分。从相对贡献的角度看，化工产品和机械设备子类基本都有显著贡献，办公设备也有显著贡献。
“世界工厂”地位难以动摇
有一种观点认为，未来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地位可能会动摇，因为降低劳动力成本和避税的需求，很多制造工厂会迁到东南亚。对此，王煜全并不认同。其中有三个原因，分别是中国的自动化改造、产业集群优势及能够对接先进科技的制造能力。
第一，中国已经进行了自动化改造，劳动力成本不会对我们现有的制造优势构成威胁。实际上，中国制造业早在10年前就开始大量的机器换人，最传统的行业已经使用上最先进的技术。
实际上，从今天这个时点往回推10年，国内的工厂与工厂之间的竞争已经非常激烈。竞争的结果是，工厂要么进行自动化升级，减少雇佣劳动力人数；要么等待被同行淘汰，搬迁至东南亚。也就是说，该迁出去的企业早就迁出去了，没迁出去的一直在用机器代替劳动力。中国制造业的自动化是进行得最彻底的。
第二，产业集群优势。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有能力承接中国制造的全面转移。中国拥有完整的产业链、优质的基础设施、高素质的工程师和技术工人，以及政府产业侧的政策支持。这些优势是中国在长三角、珠三角以及内陆一些地区形成更完善的产业集群的决定性因素。
现在任何一个产业都需要产业配套。很多复杂的电子产品需要上百家、甚至上千家工厂作为配套，从而形成一个庞大、复杂的供应链网络。对于制造业，特别是零部件繁杂的电子制造业来说尤为重要。
产业配套，不仅会降低物流成本，更关键的是，充足的配套产业能够满足订单量剧烈波动时带来的需求变化，即短时间内凑够紧急订单所需要的零部件和原材料。强大的配套资源供应可以有效减少上游的原材料库存量，从而减少资金占压。
中国的珠三角和长三角已经成为全世界最强大的电子产品配套基地，我们完全没有必要担心制造工厂的外迁，因为一家工厂背后是成百上千家企业配套的供应链，只迁出去一个工厂是没有用的。即使真迁出去了，配套企业没有迁出去，迁出企业还是在同一个供应链网络内部，产品所需的大部分零件还是在中国生产，结果导致迁出企业的物流成本、管理难度都大大增加。
第三，中国制造是唯一能够对接先进科技的制造。制造先进科技产品的背后，蕴含大量的技术，这在过去被认为只是一个小技能，没有上升到科技实力层面，但实际上，制造科技产品这个能力的门槛很高，其他国家短时间内学不会。最典型的就是富士康，产品被设计出来和产品能够稳定量产之间存在着一个巨大的鸿沟，需要专业人员研究配合，富士康在中国的5000多位工程师就是帮助企业跨过这道坎的。
王煜全认为，系统的制造能力不是一个可以搬来搬去、随时迁移的能力。它是一种越练越好的能力，它需要的经验门槛很高。基于中国的自动化改造、产业集群优势及能够对接现金科技的制造能力这三项，中国制造的地位在10-20年内不会丧失。
（文章来源：券商中国）
文章来源：券商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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