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经评论员 吴林静
北交所开市，让人们对创新的关注又多了一层。毋庸置疑，创新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发动机。但创新也分很多种，有产品创新、工艺创新、模式创新，以及原始创新。几类创新的差别不在于创新的质量高低，而在于难度有别。
创新难，原始创新更难。假若总是搞不出重大的自主原始创新项目，小则企业生存有问题，大则城市难以积极主动地进行经济结构的战略调整，国家也会在新一轮国际产业分工调整中又一次陷于被动。
近年来，在纷繁变化的国际形势面前，从地方政府、高校院所到各类企业，都意识到提升原始创新能力的重要性，并纷纷布局关键核心环节，特别是“卡脖子”问题攻关。
比如成果转化。回顾过去6年成都“双创”形势的变化，一位成都“双创”载体总经理的亲身感受是，过去成都的创业企业/项目，多是商业模式创新，产品创新都极少；这两年创业，技术含量激增，涌现出一批重大科技成果的产业转化。
又比如产品国产化。在武汉，一家上市企业“十年磨一剑”，把20%的营收投入到新产品研发中，今年产品终于问世，实现集成电路生产过程中一个零部件的国产化。公司董秘说，攻关十年，最难的是不断地解锁“know how”。
以上变化与突破是可喜的，但我们仍不能沾沾自喜，当前面临的普遍现实仍然是，撑起企业科研实验室的高端科研仪器，几乎见不到国产的身影。国产自主化产品普遍市占率低，而且定位中低端；成品倒是实现国产了，但是原材料依旧还是要从国外进口。
“卡脖子”问题的关键，与基础研究领域的缺憾紧密相关。除了企业的积极参与，还需要高校院所将原始创新能力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也需要地方政府集聚与基础研究相关的人才、物资、产业，为原始创新提供更优的外部环境。
在城市这个赛道上，重点城市已经抢跑领先。
比如超前布局一些重大基础科研平台。大科学装置和国家实验室对于集聚创新资源有着极强的“虹吸效应”，但它们并不是“撒胡椒面”式地分布在全国各地的高校院所。目前，已建成的22个大科学装置，91%分布在合肥、北京、上海；已建成的6个国家实验室，分布在北京、合肥、兰州、青岛和沈阳。
又比如制度进一步创新、进一步精准。今年10月，上海提出试点设立“基础研究特区”，让科研人员自由选题、自行组织、自主使用经费，给予自主的科研空间。
那么，一些没有抢到顶级资源，又想打造科创中心的城市怎么办？“人”是关键因素。
一座中部城市为了吸引高层次人才，拿出高达1亿元的诚意，门槛低至“钱给你，不管你怎么用”，条件放宽至“不需要项目落地转化，和本地团队有合作都行”，以疏解地方高层次人才缺乏的困境。
同时，有多座后发城市不约而同提到，对科研工作者要包容“十年不鸣”，静待“一鸣惊人”，让一切创新创造的源泉充分涌流。
其实，真正能做基础研究的人才，也是希望回归科学本来的样子，真正想在科学发展史上留下点儿什么的。若人才与城市能合拍，共同投入原始创新，忘掉考核指标，感觉“做科研太有意思了”，那原始创新实现突破的春天就不远了。
（李佳佳 HN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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