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小康网讯 1910年，是俄罗斯著名文学家列夫·托尔斯泰人生的最后一年。尽管他的文学成就举世公认，但目睹了刚刚诞生不久的电影之后，不无担忧地意识到电影这种新艺术形式将超越19世纪文学的光辉成就，托尔斯泰直言:“这种转动着手轮的机器，会造成我们生活（作家生活）的革命，它直接攻击老式文学艺术，其变换迅速的场景、交融的情感与经验，比起我们熟悉的、沉重的、早已苦涩的文学强得多，它更接近人生。”
列夫·托尔斯泰对电影的评价，可以说不无预见性。尽管他没有看到自己身后的近百年内，自己的《安娜·卡列尼娜》《战争与和平》等经典名著被几度改编。而在他之后的文学家们，甚至拥抱了电影这门艺术，比如说美国文学史上著名的一对“冤家”，海明威与福克纳。他们都“跨界”到电影领域去当编剧了。
福克纳（左）与海明威（右）都在好莱坞当过编剧
海明威在当电影编剧时“忠于自己”，几乎只改编自己的作品。而福克纳因为其“意识流”小说太过晦涩，所以在好莱坞只编通俗剧本。以至于有一次在一位导演朋友的引荐下，和《乱世佳人》中白瑞德的扮演者克拉克·盖博一起去打猎，差点受辱。
福克纳和导演朋友正大谈伟大的文学作品，这时，一直插不上嘴的影星突然来了一句：“谁是世上最伟大的作家？”福克纳脱口而出一堆作家，当然包括海明威和他自己。
“您也是作家？”盖博上下打量着眼前这位编剧，当然也暴露了自己的文学知识上的不足。然而福克纳却差点没发作，但是他仍然不失尊严地回了一句：“是的，那您是做什么的？”
这是发生在上世纪30年代的事情。当时执世界电影工业牛耳的美国，在相当成熟的行业系统内，作家的地位竟然如此尴尬。而反观同一时期我国的电影界对作家的待遇，简直是天壤之别。
比如我国早期电影企业明星公司，1923年3月由张石川、郑正秋、周剑云等人创办于上海。公司共拍摄影片二百余部，为我国培养了一大批导演、编剧、演员、摄影、美工等人才。明星公司历经无声片到有声片的变迁，为我国早期电影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
明星公司改组后，其制片设备、人才阵容、仍居全国各大公司之首，设编剧委员会，特约著名作家为编剧。
比如老舍先生，他的中篇小说《离婚》，出版不久就被改编成了同名电影，于1928年上映，而且是由“电影皇后”胡蝶主演。要知道，那时候老舍还是个28岁的年轻人。
反观他的另一部名著《骆驼祥子》，结果就不同了。四十年代的时候，老舍先生在好莱坞当编剧，而当时好莱坞的另一位著名华裔电影大师黄宗霑也有意将其改编成电影，还回到国内取景，但鉴于种种原因，拍摄始终未能成行。
上世纪40年代，好莱坞版《骆驼祥子》在北京取景
和老舍年纪相仿的夏衍，当时也是娱乐圈的“宠儿”，整个30年代，他有《狂流》《压岁钱》《春蚕》三部作品被改编成电影。
而年纪稍长的田汉，写歌词出身，电影编剧生涯却跨越了二三十年代，其中一部电影《风云儿女》，里面的主题曲就是我们今天的国歌——《义勇军进行曲》。
而另外一位文学大师曹禺也比较幸运。曹禺是话剧出身，编起电影来更驾轻就熟。因为搞话剧时的积累的人脉资源，老曹拉了来“话剧皇帝”石挥、金马终身成就奖得主李丽华、大翻译家李健吾共同主演，这还不过瘾，干脆自己执起导筒，才拍了四个月，就攒成了一部票房大卖的电影——《艳阳天》。
正是当年我国影视行业对作家们的尊敬，才真正促成了文学与电影行业的艳阳天。（子华）
（张泓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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