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共同富裕将成为未来较长时间内国家施政的方针和导向。
8月17日，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研究了扎实促进共同富裕问题，提出要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加大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调节力度并提高精准性，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合理调节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分配结构。
增加居民收入，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基石。公开数据显示，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16年的23821元增长到2020年的32189元，突破3万元大关。扣除价格因素后，2011年至2020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实际增长7.2%，10年累计实际增长100.8%，城乡居民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目标如期实现。
在共同富裕的背景下，除了要关注收入增长，也需要更多地关注收入差距。
21世纪经济研究院选取了14个同时满足“GDP超过万亿，常住人口超过千万”条件的城市，梳理其人均可支配收入，以及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情况。作为全国经济实力最强、人口集聚力最高的城市，它们的居民收入构成有何特点？哪些城市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较小，有着相对更好的共同富裕基础？
这14座“双万”城市分别为：上海、北京、深圳、广州、重庆、苏州、成都、杭州、武汉、天津、郑州、西安、青岛和长沙。
需要指出的是，广州和武汉仅分别披露了城镇和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故结合两地的城镇化率情况进行了计算，得出全体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数据，与官方数据或有一定偏差。此外，2004年，深圳市的宝安、龙岗两区18个镇将全面撤销镇的建制，建立街道办事处和社区居民委员会，深圳也由此成为全国首个无农村、无农民的城市，故而居民收入并未分开披露。
上北深广苏杭跨过6万元大关
2020年，上海是唯一一个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7万元的城市，北京离7万大关仅有一步之遥，深圳、广州、苏州和杭州也均超过了6万元。
长沙是“5万档”唯一的选手，青岛、武汉、天津和成都处于4万元到5万元的区间内，郑州、西安和重庆则在3万元到4万元之间。
值得注意的是，在14座城市中，2020年受疫情影响最严重的武汉居民收入出现了下降，其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50362元，比上年下降2.6%；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4057元，下降2.9%。但今年武汉的居民收入在加速恢复，前三季度达到了40559元，已经超过了青岛同期水平。
重庆的居民收入在14座城市中排最末，仅相当于杭州的约一半，并且低于全国同期32189元的水平。
整体来看，除了上海、北京、深圳、广州之外，其他城市的居民收入排序与GDP排序并不吻合，甚至有的相差甚远。
事实上，人均GDP与人均可支配收入往往存在更为密切的关联。前者反映的是一个地区的人均产出创造水平，后者则衡量的是居民财富收入。一般而言，人均GDP越高，意味着产业附加值越高，相对应从事这些产业的人员收入水平也会更高。
21世纪经济研究院认为，对于头部城市而言，提高居民收入最主要的途径在于，通过持续的产业升级，创造大量优质的就业岗位，进而形成吸引人才、进一步支撑和促进产业升级的良性循环。
此外，按照来源来分，可支配收入分为工资性收入、经营净收入、财产净收入、转移净收入四大项。不同城市间的经营净收入往往差距较大。
以长沙、青岛为例，尽管2020年其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分别为29373元、28082元，并不算突出，但经营净收入分别高达8277元、8816元，大约相当于北京同期812元的10倍有余，也大幅高于公布了该项数据的苏州、成都、西安等地的水平。
2020年，受疫情影响，居民在外就餐和服务消费有所减少，一些地方经营净收入出现负增长，但长沙、青岛的经营净收入均保持了正增长。
21世纪经济研究院认为，地方政府营造良好的创业环境，藏富于民，并且在当前的形势下，切实做好疫情防控工作，是确保居民收入提升的强有力保障。
城镇化水平也是影响居民收入的另一重因素。以西安和重庆对照来看，西安的城镇居民收入更高，重庆的农村居民收入更高，但由于西安的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更高，2020年达到了79.2%，比同期重庆的69.5%高出了接近10个百分点，这也使得西安整体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比重庆高出了近5000元。
直观来看，提升城镇化水平，让更多人在城镇就业、创业，能有效拉升居民收入水平。对于重庆而言，仍有较大的城镇化提升空间。重庆“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到2025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力争达到73%。
21世纪经济研究院认为，提高居民收入水平，既是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新期待的基本前提，同时，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随着居民收入持续提高，尤其是中低收入阶层收入持续提高，进而扩大消费，中国市场也将持续扩大，这是形成国内大循环的基础。
长沙、郑州、杭州城乡收入倍差小
在共同富裕的背景下，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也愈发受到关注。
有经济学家认为，由于多年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影响，造成收入分配的城乡不平等，导致庞大的低收入阶层聚集在农村，这将是未来推进共同富裕一系列措施的关键着力点，也是最大的困难点。
在“双万”城市中，杭州的农村居民收入最高，达到38700元。今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公布《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国家发改委有关负责人在回复“为什么要选取浙江省作为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问题时就指出，浙江一是富裕程度较高，二是发展均衡性较好，三是改革创新意识较为浓烈，同时，浙江在市场经济、现代法治、富民惠民、绿色发展等多个领域也取得了一些显著成果。
这很大程度得益于浙江发达的县域经济、乡镇经济，而这些特征也同样适用于杭州，尤其是近些年新经济业态、电子商务的东风，进一步催生了大量的个体从业者及商贸型企业，农村居民的经营性收入进一步提升。杭州统计年鉴数据显示，2019年，城镇常住居民的经营净收入为5849元，农村常住居民则达到了9067元。
今年10月，杭州专门发布《高质量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行动计划（2021-2025年）》，其中提出，到2025年，杭州市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5.7万元。
如果从城乡居民收入倍差来看，杭州并非表现最优，长沙和郑州的城乡居民收入倍差分别为1.67和1.73，其次才是杭州的1.77。其中，长沙尽管居民整体收入排在第7，但农村居民收入排名升至第4，与上海不相上下，超过了广州、北京等地。
长沙统计局曾在不同的分析文章中指出，工业园区落户农村，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家庭经营二、三产业的发展；得天独厚的交通区位优势为发展都市农业提供了便利；城乡统筹走在全国前列，城乡基础设施加快对接，公共服务一体化成效显著，城乡居民养老、医保统筹一体化和大病保险全覆盖等。
去年，长沙发布《发展壮大新型村级集体经济三年行动计划(2020-2022年)》。据长沙本地媒体今年3月报道，全市集体经济组织实现应建尽建，有条件的集体经济组织已进行股改和股权量化，收入在20万元以下的521个“薄弱村”中已有416个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完成提标任务。
相比之下，郑州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较小或许并不值得过度推崇，这很大程度是因为郑州城镇居民的收入相对比较低，仅为42887元，在“双万”城市中仅高于重庆。对于郑州而言，未来仍需大力重视城镇、农村居民收入的同步提升。
21世纪经济研究院认为，要提升农村居民收入，一方面，需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提高农业生产效益，同时也促进农民就地就近创业就业。另一方面，在城乡二元结构下，农村居民的财产净收入、转移净收入和城镇居民有着较大差距，在共同富裕的要求下，有必要加快深化农村改革，盘活用好农村资源要素，尤其是推进以土地为重点的改革向纵深推进，探索农民权益价值实现机制。最后，要注重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体系建设，让农村居民也能够享受到更优质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
（常丹丹 HO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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