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扩大开放促进改革，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并在全球经济治理与全球经济发展中增强影响力，是中国不可逆转的战略方向。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简称《决议》）。《决议》提出，我国发展要赢得优势、赢得主动、赢得未来，必须顺应经济全球化，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
20年前成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新里程碑。20年来，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对全球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接近30%，不仅给中国自身带来巨大发展，也给世界经济带来深刻变化。
入世后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并非主要因为入世，而是因为改革与开放同时不断推进，以及中国人民的勤劳与创新。事实上，从数据上看，入世后20年GDP年均增长9%，并不比入世前20年GDP年均增长达9.9%更高。入世为中国更深融入全球体系并获取更多资金、市场提供了可能，但不等于经济高速增长主要依靠贸易驱动。
如果没有系统性改革，开放并不会自动带来巨大的红利，绝大多数加入WTO的成员国没有取得像中国这样的成绩。在入世之前，1990年代中后期中国推动财税、金融、外汇外贸、社会保障、计划投资等领域改革，尤其是亚洲金融危机后大力推进国企改革以及国有银行改革，为入世后借助全球化红利释放更大增长能量奠定了基础。改革是开放的条件，开放是改革的外部推动力，二者相互促进、相得益彰，而不是“一开就灵”。
新时代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继续深入也是以改革为条件，以开放促改革的过程。全面深化改革的着力点之一就是建立更具活力的开放型经济体系，为此中国实施高水平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全面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推进自由贸易试验区、自由贸易港的探索，加快推进规则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20年前，改革开放的主要阻力来自一些部门与行业利益，以及对参与国际竞争缺乏信心。20年后中国虽然拥有参与国际竞争的自信，但改革进入深水区，系统性要求更高，结构性挑战更大，建立与国际接轨的规则体系更加迫切。过去改革主要是垂直领域的“开放”，现在更强调系统性的“调整”，虽然开放的阻力变小，但利益调整的难度在加大。
改革开放后，中国在一段时期内曾流行“以市场换技术”的迷思，即通过开放国内市场换取外企投资与技术转移，通过消化吸收转化为独立自主的研发能力。但在中国入世后出现了两个结果，一是外资企业利用中国要素优势扩大制造业投资，促进中方参与全球专业分工体系，建立起完备的制造业体系，并因为参与国际竞争而提高了竞争力，但开放的竞争环境也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中国相关企业在国际产业链中的从属地位；二是开放市场后，外资企业在国内国际市场与中国企业竞争，不可能转让先进技术，甚至常常用知识产权与价格策略打压中国企业，“市场换技术”路线破产，意味着自主创新能力与掌握核心技术不能依赖别人。
吸取这个教训后，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强化利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以及国内市场规模优势，加强科技自立自强，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增强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积极参与新一轮技术革命与产业变革。同时，吸引外资方面不再单纯引入资本，而是引进更高水平的管理、产品与技术，能够给国内企业和行业带来“溢出效应”，促进国内产业高质量发展。
在过去的20年里，全球化经历了巅峰期与去全球化的震荡，由于WTO改革长期停滞不前，美国反全球化运动导致争端解决机制停摆，严重削弱了WTO的作用。WTO面临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对于中国而言，WTO的开放红利早已结束，在积极参与WTO改革的同时，也正继续推动和参与多个双边、多边贸易协定，走向更高标准、更高程度的开放，而不仅仅停留在世贸水平。中国的改革开放永远在路上。
回望20年的历程，中国取得的伟大成就绝不是因为被批准入世而由别人赋予的，而是改革红利、开放红利、劳动红利、创新红利、城市化红利等等叠加后形成的，是中国人民创造的。但是，通过扩大开放促进改革，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并在全球经济治理与全球经济发展中增强影响力，是中国不可逆转的战略方向，不管是40年前的改革开放，还是20年前的入世，中国都将在这条道路上坚定地走下去。
（张泓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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