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 记者 李靖恒 一台苹果手机由美国设计，使用多国的零部件，并在中国组装，最终可能被卖到世界任何一个角落。那么这台手机到底算哪个国家的出口？在邢予青看来，弄清楚这个问题，能一定程度了解目前全球制造业和贸易的现状。
邢予青是日本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同时兼任对外经贸大学全球价值链研究院的海外院长。近期，亚洲开发银行发布了研究报告
GlobalValueChainDevelopmentRe－port2021:BeyondProduction（《全球价值链发展报告2021：超越制造》，以下简称《报告》），邢予青是这份报告的主编和主要作者之一。
在《报告》的第二章中，作者以苹果公司生产的iPhoneX为例，介绍了目前国际贸易统计中存在的问题。苹果公司在2017年发布的iPhoneX一台最终价格为1000美元。在这1000美元当中，有305.3美元的零部件从其他国家运到了中国，由苹果公司直接支付了货款，却被计入了中国的进口。由中国国内厂商生产的其余零部件以及提供的最终组装服务费用一共是104美元。手机组装之后销往世界各地，零部件加上组装费用一共409.3美元被计入中国的出口。最终苹果公司得到1000美元的销售金额，但是这1000美元却没有出现在任何美国贸易统计数据当中。
邢予青认为，这个案例表明，目前国际贸易的货物流和收入流实际上是不匹配的。
近年来，中美贸易平衡问题成为贸易争端的焦点之一。2020年，根据中国的官方数据，中国出口美国的商品总额为31279亿元，中国进口美国的商品总额为9318.7亿元。表面上看，中国和美国的贸易顺差为21960.3亿元。而在邢予青看来，这样的进出口数据并不能准确反映中美双边贸易的现状。比如，根据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中国2018年仅从美国进口了400万美元的笔记本电脑和手机。然而事实上，仅苹果一家公司就在中国销售了520亿美元的同类产品。
“你会发现这里面有巨大的黑洞。”邢予青说。而《报告》引入了一种新的统计国际贸易的方法，被称为“要素收入贸易”（tradeinfactorincome）。根据这种新的方法的测算，中国对美贸易顺差下降了32%。
近日，邢予青接受了经济观察网的专访，介绍了他对全球价值链的长期研究成果。
全球价值链
“现在的贸易已经不再只是用英国的布换葡萄牙的酒了。”
经济观察报：请问您为什么会长期跟踪研究“全球价值链”这个主题？
邢予青：我从2009年开始从事全球价值链研究。我为什么对这个有兴趣呢？我当时看到了欧盟的一份报告，说中国在2007年高科技产品出口超过了美国，超过了日本，超过了欧盟27个国家之和。我看了这个报告后的第一反应，就是这是不可能的。今天中国的人均GDP是1万美元，依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不到美国的五分之一。2007年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更低，只有2700美元，属于一个低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然而在2007年，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一高科技出口国，我觉得这数据有点不对。
第二，当时苹果推出了第一部智能手机，就是iPhone3G，我买了一部。我在欣赏刚买来的新手机时，看到背后有一句话DesignedbyAppleinCalifor－niaAssembledinChina（由苹果公司在加州设计，在中国组装），我可能是第一个关注到这句话的经济学家。我就特别重视AssembledinChina这句话，因为过去到现在很多产品都叫MadeinChina，但为什么它叫AssembledinChina？
我认为这实际上是有原因的，可能乔布斯就是想说明这个iPhone不是中国造的，只是中国组装的。从这两个疑问出发，我开始研究是什么原因导致中国高科(600730,股吧)技出口增加这么快，什么原因导致中国出口飞速的增长。我最后就发现这些现象其实是中国加入全球价值链的结果。
经济观察报：在近几年的《全球价值链发展报告》系列中，您认为全球价值链发展的主要趋势有哪些？另外，也请您介绍下系列报告中比较重要的研究结论。
邢予青：《全球价值链发展报告》的第一期是2017年开始的，策划第一期报告的是原来对外经贸大学全球价值链研究院海外院长王直教授，他主持了第一期和第二期，刚发布的2021年《报告》是我主持的。《全球价值链发展报告》的主要目的，是总结有关全球价值链的最前沿的科研成果，包括全球价值链对全球经济的影响。目前已经发布的三期报告，大概揭示了下面几个主要结论：
第一，全球价值链经过40年的发展和演变，已经成为现代贸易的主要方式；第二，全球价值链已经成为现代全球生产的一种主要的组织方式，也是发展中国家实现工业化的另外一种路经。传统上，我们有进口替代的工业化模式，还有出口导向的模式。那么现在全球价值链就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如果发展中国家的企业能够顺利地融入全球价值链，就能够加快它们国家的工业化。加入全球价值链也可以促进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进步和生产力的提高。
最为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发现以全球价值链为依托的贸易和传统贸易是不一样的，这导致现在的贸易统计体系对于评估一个国家的出口和评估双边贸易具有极大的误导，甚至是错误的。而且这不是简单的统计错误，它是一个概念性的错误。
传统的贸易统计（也就是我们现在使用的贸易统计）实际上是基于200年前李嘉图研究的那种英国的布和葡萄牙的酒之间的交换。它是以国界为定义的贸易，英国把生产的布运到葡萄牙，葡萄牙把酒送到英国。
而全球价值链贸易不是这样。它不是不同产业之间的贸易。比如说中国出口T恤，从日本进口车，这就叫做不同产业的贸易。还有日本出口丰田汽车到德国，德国出口宝马到日本，这叫产业内贸易，价值链贸易也不是产业内贸易。
价值链贸易实际上是什么呢？它是把同一个产品的生产过程进行了分割，从一开始的研发到零部件制造，组装以及到零售，然后各个国家的企业来完成这一系列任务的一部分，每个国家实际上在交易每一个任务上创造的增加值。所以它实际上是沿着同一个产品上面的不同任务之间的贸易，这和传统的贸易完全不一样。这就导致我们现在的贸易统计实际上是无法解释以全球价值链为依托的贸易现象、贸易平衡以及出口对一个国家真正的贡献。
经济观察报：那么，在制造业的全球价值链之外，您认为服务业全球价值链的现状是怎样的？欠发达经济体该如何参与这一潮流？
邢予青：在我们的报告出来之前，所有全球价值链研究实际上都是研究制造业的全球价值链。其实服务业的各种任务和活动也可以进行分拆，然后形成一个独立的全球价值链。对于许多发展中国家而言，它们没有制造业的优势，但是它们在服务业上有优势，加入服务业的全球价值链也可以促进它们的工业化和经济增长。
有两个非常显著的例子，一个就是印度，大家都知道印度的软件业很发达。印度的软件出口占全世界软件外包市场的55%，是过去大概20年里印度经济增长的一个主要的推动力。印度的软件业的直接就业人口是400万，间接就业人口是三倍，对整个印度经济的贡献大概相当于印度GDP的8%。
许多人在谈印度软件业的时候，主要是侧重印度的教育好，印度人讲英语。但实际上你会发现一个问题，即使印度人教育好、会讲英语，但我们没用过印度软件吧？我们用的操作系统和各种各样的应用软件大都是美国公司创造的。印度软件公司实际扮演的角色是全球软件产业价值链的低增加值服务的提供者，它们实际上从事的主要任务就是编程。美国的跨国公司决定需要创造什么的软件，它们先进行软件设计。它们设计完了以后，就交给印度工程师来写程序进行测试。在这种合作关系下，当微软的of－fice卖得越来越好，微软的windows不停地更新，甲骨文的数据库软件的客户越来越多时，这些美国公司对于写代码的印度工程师的需求就增加了，这就自然带动了印度软件业的发展。
另外一个例子是菲律宾，菲律宾在过去的十几年发展了很多客服中心，因为菲律宾人讲英语。很多从事服务的跨国公司需要客服，比如说保险公司、通信公司都需要客服。客服在欧美大概的薪水是每人平均7万美元一年，那么菲律宾人说我2万就可以干。于是菲律宾就抓住了这个机会向这些跨国公司提供客服中心，这就使得菲律宾的商务处理外包产业获得了迅速的发展。在2016年相关就业人口已经达到了130万。
印度和菲律宾这两个服务产业的发展，带动了当地的就业、促进了工资增长。这两个产业的工资完全超过当地的平均工资，甚至是两倍三倍。而且，这样的服务业也存在着技术进步的空间，比如说印度工程师开始主要从事写代码的工作，现在他们能够进行更多更高级的活动，提供咨询服务，甚至参与到软件的设计中，这样服务的增加值就越来越高了。菲律宾的商务处理外包产业现在也在逐渐演化，逐渐进入医疗方面的病例处理，还有商业索赔文件处理等。
价值链的“主导者”
“它们设计和销售看得见的产品，但它们不拥有任何一家制造这些产品的工厂。”
经济观察报：最新的《全球价值链发展报告》强调了跨国公司的重要性，您认为跨国公司的行为如何影响全球价值链？
邢予青：其实所有的全球价值链都是由跨国公司组织和主导的。跨国公司实际上通过它持有的垄断技术、品牌和全球批发零售网络来组织和运作全球价值链。全球贸易增长的一个重大的推动力实际上是来自于跨国公司的运作。
尽管跨国公司积极地参与并推动了全球贸易活动，但是，传统的贸易统计无法追踪和判断跨国公司的贸易活动和对全球价值链的贡献。比如说，现在流行的测度全球价值链的参与度和对GDP的贡献度的方法，是以中间产品的出口为主的。例如，世界银行在2020年的报告中就提出，一个产品必须跨过国境两次，才属于价值链贸易，我认为这个概念是极其狭隘的定义。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特斯拉在中国销售的电动车算不算全球价值链的活动呢？肯定算呀。特斯拉是美国特斯拉设计的，特斯拉的软件是它的核心技术。只是在中国进行了组装，运用了日本或中国的电池，最终在中国销售，那显然这个特斯拉产品是一个全球价值链的产品。但是按照狭隘的穿过边境两次的出口品或者出口的中间品来定义价值链活动，那特斯拉在中国的销售就不被算作价值链活动了。而这次我们的报告就突破了这一点。
我们的研究结果显示，如果把一个国家的企业分为国内企业和跨国公司，然后评估它们的价值链活动，我们就发现全球价值链对全世界GDP的贡献实际上在2016年就达到了20%。而如果仅以中间产品来核算的话，它的贡献只有10%。我们的这个测算比以前有了很大的进步，但是我们还有进一步改进测算的空间。
经济观察报：报告中强调了“无工厂制造商”对全球价值链的影响，及知识产权的重要性，您认为这种情况对于目前的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有着怎样的影响？
邢予青：这可以说是我首先提出的概念，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什么是“无工厂制造商”呢？我们可以看美国在过去40年来的演变，很多人认为是去工业化，这是一种说法。如果你从企业从事的任务转换的角度来看这个演变，就会发现许多跨国公司已经演变为无工厂制造商了，已经进入了“超越制造”的阶段。它们在全世界生产和销售看得见的产品，比如苹果、耐克、高通、AMD、优衣库、ZARA、HM等等都设计和销售实体产品，但是，它们不拥有任何一家制造这些产品的工厂。
全球价值链战略使得许多跨国公司完全实现了去工厂化，让它们专注于产品的研发、设计、品牌推广以及销售。如果从微笑曲线来讲的话，无工厂制造商完全是处于微笑曲线的增加值的最高端，它们已经把零部件的制造和组装完全外包给其他国家的工厂，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制造商。
在乔布斯的回忆录中，当乔布斯刚开创自己的苹果公司的时候，他为自己能制造出非常漂亮的产品感到自豪，但2005年以后，苹果不再拥有任何制造工厂了。现在的国民收入统计账户其实是有问题的，美国的国民收入统计账户把苹果公司列为批发商。你问苹果公司它是不是批发商，苹果公司一定会说：我不是批发商，我是真正的制造商。
无工厂化是实现无形资产利润最大化的一种模式，比如苹果公司只要把iPhone设计好，只用设计一次，这个设计可以卖1亿部甚至10亿部，当它卖得越多，单位设计成本就越低。耐克也就是培养了一个品牌，这个品牌一旦培养出来，未来对于维护这个品牌的投入是很低的，但是，这个品牌可以用到所有的耐克鞋上。所以它的品牌的规模效应可以说是没有极限的。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看到，美国的股票不停地在涨的一个原因，美国标准普尔500公司市值的90%反映的是这些公司的无形资产的价值。
经济观察报：“数字平台”是报告中提及的另一个重要因素，请介绍下“数字平台”在全球价值链发展中的作用。另外，它是否也会产生某些负面作用？
邢予青：全球价值链有两种类型，一种叫做生产者驱动型价值链，比如说像丰田、苹果、特斯拉主导的价值链等，它们都是生产者并拥有核心技术；还有一种叫做采购者驱动型价值链，比如沃尔玛、Costco、宜家等主导的价值链，这些企业都属于购买商，它们通过在全球设置零售店，建立自己的价值链。
“数字平台”是以数字技术为依托的价值链，而不是传统的以实体店为依托，比如说亚马逊、淘宝、京东等。这个价值链的好处就是你很容易加入。比如，你要想成为沃尔玛的供应商，沃尔玛就要审核你的产品是不是过关，有时候沃尔玛还说你这产品我已经有供应商了，所以我不需要。但是数字技术平台它是开放的，谁都可以来，不管有没有同样的产品。
第二，它由于是数字技术平台，你上了这个平台，你的这个产品就能够迅速地接触到成千上万的消费者，甚至跨越国界，它消除了地理距离的限制。传统上沃尔玛的店如果不开到那个地方，那么你的产品就卖不到那里，而开实体店需要更多的投入和时间。进入了技术平台的话，几乎瞬间你就可以接触到全世界的消费者，只要他们能够点击选择你的产品。
它们的问题就是垄断，数字技术平台具有高度的垄断性。第一，它是先入为主的，因为我是先来的，你后来的就很难进入；第二，由于它的技术规模效应，一旦设立以后，它的边际成本极低。这就导致它的规模收益很大，很容易成为一个垄断的平台。当你发现加入价值链的企业越来越多，越来越容易的时候，实际上利用平台进行销售的企业之间的竞争加强了，它们几乎处于没有利润的完全竞争状态，但是，收取固定费用和销售提成的技术平台的拥有者的垄断利润，却不断在增加。
比如说苹果公司也有自己的垄断，因为苹果的产品卖得很好，那么谁都想进入这个苹果的供应链，所以苹果可以让你进和不让你进。亚马逊、京东还有淘宝也有同样的问题。最后，实际上是这些加入全球价值链的中小企业甚至个人，他们之间进行了互相竞争。由于平台垄断的产生，技术平台创造的增加值几乎都被平台拥有者给垄断去了，这就是为什么亚马逊的股票价能涨到3000多美元。我认为这实际上是一个不好的趋势，因为这带来垄断和贫富差距。
现行贸易统计的“黑洞”
“苹果公司2018年在中国销售了520亿美元，然而这520亿美元在任何国际贸易数据下都看不见。”
经济观察报：“要素收入贸易”是报告中提出的很重要的一个概念，请问提出这个概念的背景是什么？另外，在“要素收入贸易”的视角下，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大幅度降低，请您详细解释一下这个问题。
邢予青：这个概念是跟无工厂制造商连在一起的。传统的贸易概念是以国界为基础的，不存在跨国公司的问题。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由于全球化的发展，跨国公司遍地都是。当一个跨国公司在外国从事出口和生产活动的时候，把这个跨国公司获得的收益算成跨国公司的分公司所在国的出口是否是一种合适的方法？
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通用汽车公司在中国生产汽车，然后出口到美国，这是中国的出口。但是通用汽车公司从这个出口活动中获得了一定的利润，这些利润归功于通用汽车的品牌和通用汽车的资本投入。这部分收入尽管它是通过中国出口实现的，但这个通过出口实现的收入的归属并不属于中国，它实际上是属于美国。“要素收入贸易”这个概念是从收入的归属来定义的，也就是从所有权，而不是按照国家边界定义的。传统的贸易概念和贸易统计完全是以边界来定义，而现在全球价值链的发展和海外投资的活动导致这个边界不重要了。
简单来讲，每个国家都有两个要素，一个是劳动力，一个是资本。那么,美国的劳动力和资本在海外通过海外需求创造的收入就应该算作美国的出口。现在美国的这些资本和劳动遍布全世界，所以就说无论要素在哪儿，只要这些要素属于美国，那么这些要素从海外市场得到的收入就应该算作美国的出口。
具体就中美贸易而言，我们认为，只要是美国要素从中国市场上获得的收益就应该算作美国对中国的出口。美国的跨国公司在中国生产的东西在中国卖了，从中国市场上获得了收入，尽管它没有越过边界，但我们认为其中的一部分应该算作美国的出口。
例如，美国最大的无工厂制造商苹果公司，在中国销售的产品都是从中国境内的组装厂出来的，这些苹果产品既没有跨越美国的边境，也没有跨越中国的边境，但是，2018年苹果公司从中国市场的520亿美元销售额中，获得了183亿美元的归属于它的品牌、设计、软件等无形资产的收入，这实际上就是美国企业利用全球价值链对中国的一种出口，但是，却被过时的贸易统计遗漏了。
通过“要素收入贸易”这种新方法进行核算的话，我们就会发现美国对中国的出口大幅增加，因为美国有很多海外企业。而中国的出口就大幅下降，所以就导致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下降32%。
从出口的目的来讲，这种算法显然是对的，因为出口就是为了从外国市场上获得收益。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和全球价值链在贸易和生产活动中的普及，国界已经不重要了。依然固守以国界为定义的贸易概念和贸易统计，显然是不合时宜的。
经济观察报：基于您对全球价值链的研究，您认为目前的国际贸易和国际收支统计中存在哪些比较普遍的问题？
邢予青：全球价值链贸易的发展导致了贸易的货物流和收入流的脱节。比方说，富士康组装苹果手机，所有的部件不是富士康从海外买的，是苹果买的。比如说，苹果告诉日本厂商说你把这些部件给我运到富士康在中国的工厂。在这些零部件进入富士康的组装厂之前，当然要先通过中国的海关，这样这批零部件就被记录为中国的进口了。传统上有进口就得有货币支付，但是富士康并没有为这批零部件支付货款，因为苹果公司已经把钱直接付给了日本制造商。
当富士康出口手机的时候，按照我的计算，一部iPhoneX是410美元出口到美国。中国有没有收到来自美国的410美元呢？没有。中国其实只收到了410美元里面的104美元，那就是中国企业提供的零部件和组装服务的劳动成本。
所以你就会发现在全球价值链主导的贸易体系下，支付是由这个全球价值链的主导企业负责的，它直接把零部件的购买费用支付给提供零部件的供应商，于是许多进口和出口是没有相应收入流相匹配的。
苹果作为美国公司，假设它在国际市场上每卖一部手机收到1000美元，但是这个收入其实没有相应的从美国出口的货物流，因为苹果的手机都是在中国组装的。例如，苹果在日本卖一部手机获得1000美元的收入，是否就有一部手机从美国运到了日本？没有的，美国的贸易统计上没有相应的货物或者服务出口记录。有意思的是，这部手机是从中国的iPhone组装厂运去的，就被算作中国对日本的出口了。
经常国内有人说你看我们的这个贸易顺差很高，我们国内的海外投资也很高，但为什么我们的外汇储备不见相应地增长呢？很多人就说这是地下钱庄，或者说是什么非法资金流出。其实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个贸易概念是错误的，很多对外支付没有在那两项反映出来。例如，苹果公司2018年在中国销售了520亿美元，这520亿在任何国际贸易数据下都看不见，但是，与这520亿美元对应的对外支付是存在的。
所以你就会发现这里面有一个巨大的黑洞，我个人认为如果我们继续按照现在的贸易统计来讨论双边贸易平衡，是完全错误的，会导致很多贸易冲突。发达国家说，你看我们在全球化中没有获益，我们有这么多贸易赤字，你们发展中国家有那么多贸易盈余。但是你仔细想想，这是因为他们出口产品的方式已经不是传统的方式，而他们获益的方式也不是传统的方式，它们越来越多地依赖无形资产创造的服务从国际市场获益，但是，传统的贸易统计却无法反映这些根本性的变化。
中国与全球价值链
“全球价值链实际上是中国实现工业化的一个捷径。”
经济观察报：您如何评价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国际贸易及全球价值链中所起的作用？
邢予青：大家一直在讲，中国过去40年的发展是一个奇迹，我完全同意是一个奇迹。许多国内的学者也在讲，中国过去40年的高增长和奇迹必须带来新的理论，我也同意。我认为如果我们从全球价值链的理论和框架来解读中国经济奇迹，那么它就是一个新的理论。
中国产业和全球价值链的关系，我认为有两点，第一，中国企业在各个产业里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广度是最广，可以说几乎很难找到没有中国企业参与制造的产品。深度也是最深的，深度是从规模上来讲。中国是全球办公室用品出口第一，包括打印机、传真机等电子办公用品设备，全球同类产品出口的36%；全球通信设备出口第一，全球出口市场的份额超过40%。劳动密集型产品也是世界第一，包括衣服鞋等等，份额超过三分之一。
从这两点来讲，我觉得中国实际上是全球制造业价值链的中心。通过参与全球价值链，中国第一实现了快速的工业化，第二实现了出口奇迹。为什么全球价值链能够创造中国出口奇迹和促进中国工业化呢？根据我的研究，我认为参与全球价值链的中国企业获得了三个溢出效应:
第一就是价值链主导企业的品牌溢出效用。我们经常说 madeinChina，但是你仔细想想，几乎所有madeinChina都是以外国品牌销售的。即使在我们认为自己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也就是劳动密集型产品，我们出口的鞋也贴的是耐克、阿迪达斯的商标。我们出口T恤衫也是第一，但我们T恤衫贴的都是优衣库、Gap、ZARA的商标。商标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消费者买东西就是有一个品牌导向。对于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在世界市场销售产品的时候，第一个门槛就是如何能够逾越这个品牌的障碍，这是一个很难的过程。中国企业以加工商的身份加入全球价值链后，外国消费者对国际知名品牌的热爱，就自动转化为对贴有这些品牌的“madeinChina”的产品的热爱了,进入国际市场上的品牌障碍就自然消失了。
第二个溢出效应，源于全球价值链主导企业的技术创新和产品升级。跨国公司的技术创新和产品升级，不断培育出新市场和新需求。任何一种新发明的高科技产品不仅需要核心技术，也需要标准零部件和劳动密集型的组装服务。中国企业通过加入全球价值链，向主导企业供标准零部件和组装服务。这样，当全球消费者对新的科技产品需求不断增长的时候，对中国提供的组装服务和标准部件的需求也自然增长了。就像中国的电池制造商欣旺达(300207,股吧)加入苹果的供应链后，为苹果手机提供电池组。它不用做广告，也可以把电池组卖给全世界的苹果手机用户。苹果公司努力做研发，推动iPhone更新换代并激发新的市场需求，作为苹果供应商的欣旺达也就同时享受着全世界果粉对iPhone不断增加的需求，卖出更多的电池组。
最后一点，中国企业一旦加入了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向国际市场销售产品时必须的批发销售网络就不是问题了，这都由价值链的主导企业运营和维护。比如说，沃尔玛在中国大概有5万个供应商，很多都是中小企业。那么这5万个中小企业如果靠自己来在美国做销售，它们把自己的产品卖到美国的千家万户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通过沃尔玛的连锁店，它们就能很容易地把产品卖给美国的消费者。沃尔玛开的店越多，中国的供应商就可以向更多的美国家庭卖更多的货。
依托全球价值链实际上是中国快速实现工业化的一个捷径，也促使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出口国。
经济观察报：在中美贸易摩擦发生后，特别是新冠疫情发生之后，中国的这种作用和角色正在发生比较大的改变吗？我们注意到预期的脱钩并没有发生，中国出口增速保持了两位数，在全球贸易中的比重还在增加，这种情况会延续么？
邢予青：目前全球价值链遇到了两个阴影，一个阴影就是中美贸易摩擦，一个就是新冠病毒。中国是全球价值链的制造中心，而美国是全球价值链终端的一个最重要的市场。
全球价值链网络的演变显示，从生产方面看，2005年到2016年之间，中国变得越来越重要。但是如果你从需求方来看，你会发现从2005年到2016年，美国作为价值链的需求中心没有任何变化。我们过去一直有个概念叫做中国是世界工厂。当我们讲中国是世界工厂的时候，这个工厂的主要客户之一是美国。
由于美国对中国制造的产品增加了25%的关税，导致中国制造或者组装的产品成本上升，如果从中国继续采购产品到美国市场销售，这个成本实际上能够把在中国进行生产和组装获得的利润全部抹平。
从全球价值链来分析美国的25%的关税影响时，这个问题会更严重。比如说我们组装一台手机，很多零部件从其他国家运到了中国，最后变成手机，那么当这部手机运到美国时，如果被征25%的税，就意味着其他国家生产的零部件，比如来自日本韩国的零部件也要被征税的，25%的关税并不是按照中国创造的增加值来征收的。我们有一个对关税的计算叫做实际有效关税，手机按照中国的增加值测算的实际有效关税率能够达到100%。苹果的CEO蒂姆库克和美国前总统特朗普的关系很好，他曾经和特朗普谈了很多次，就是要避免这个25%的关税被用到包括手机在内的通信技术产品上。
有一些学者认为我们中国有市场，产业链不会离开的。我同意服务于中国市场的供应链或者外商是不会离开的，但是，如果中美贸易摩擦持续下去，25%的关税不被取消，那么服务于美国市场的供应链是会逐渐离开的。我现在正和我的学生做一个研究，关于中国对美国汽车零部件出口的研究。中国是对美国出口汽车零部件最多的国家，但是在2019年和2020年，中国汽车零部件对美国的出口下降幅度非常大，都在20%以上。
最近我们看到中国出口美国数据很稳定，增长很快。这是由于疫情导致的，很多国家的生产能力也受到冲击，而中国对疫情的管控很好，这对中国企业正常运转很重要。而其他国家出现了很多问题，比如说在中美贸易战一开始的时候，越南对美国出口增加很快。但现在就出现了一些变化，就是由于疫情的冲击导致的。
经济观察报：中国提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双循环战略，这是否意味着中国将更依托国内市场，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角色会有什么变化？
邢予青：很多人认为中国提出了内循环代表中国走向封闭，我其实不太这么认为。我认为中国提出这个概念的背景是中美贸易摩擦。
内循环战略的一个目标，就是中国要在核心技术上有突破，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为了提高自己的技术能力和获得更多的增加值。还有一种考虑就是为了应对美国对中国的技术封锁。美国政府已经把中国的许多高科技公司列入实体清单，打断了这些企业的供应链，这个内循环策略的一个重要点，就是突破核心技术的瓶颈，降低对外国技术的过度依赖。
我认为内循环战略的另一个方面与推动内需有关。其实从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以后，大家一直说中国出口很多，中国有很多贸易盈余，因此希望中国能够通过发掘国内的消费而发展，而不是过度的依赖出口。所以我觉得内循环策略的第二个含义就是说要鼓励国内的消费，因为美国目前对中国的产品增加25%的关税，这势必会在长远的情况下影响中国的出口。那么中国就应该挖掘国内市场的需求，以对冲可能的外部需求的下降。
从全球价值链的角度来讲的话，我认为中国可以进一步开放市场、鼓励国内的消费，通过这个过程可以培养很多全球价值链主导企业，中国的企业可以利用国内庞大的市场来创造自己的品牌。
全球化逆转的可能性很小
“在利润的驱使下，大家还是会继续沿着全球化的道路往前走。”
经济观察报：那么，您认为影响全球价值链的风险因素都有哪些？
邢予青：我们这个报告提了三个风险，第一个风险就是地缘政治风险，显然对全球价值链最大的地缘政治风险，就是中美贸易战和可能的中美技术脱钩，这种风险自然地增加了企业通过价值链进行全球运作的不确定性和成本。
还有一个就是自然灾害，比如说像日本的地震，泰国的水灾。全球价值链的一个特点就是把一个产品的生产过程进行了不断的细分，分布在不同的地域，这就需要位于不同地域的企业能够进行协调和正常的运转。一旦有一个节点出现问题，无论这个节点是核心技术还是非核心技术，整个价值链就会停止运作。
还有就是新冠病毒，新冠病毒出现以后它带来了两个问题。由于许多医疗用品的生产是集中在中国的，比如说手套、口罩、消毒液、呼吸机、抗生素等等。那么中国首先受到新冠影响，当时生产不能正常进行，让很多国家意识到，这种医疗产品过多的依赖于全球价值链实际上是有风险的。当这些依赖全球价值链生产进口的产品出现不能供给的时候，许多国家自己想增加生产，突然发现自己根本没有生产能力。口罩是很简单的，手套也很简单，呼吸机也并不复杂，但他们没有这方面生产能力，在危机突然到来时即使政府想增加生产也是不可能的。
因此，在疫情的冲击下，许多国家这样出现了这样一种政策变化，就是要增加基本医疗用品的国内供给量。比如，日本和美国就提出了要强化药原料的生产，因为中国是全世界药原料出口最大国。由于药原料制造过程比较污染，比如说在日本处理药原料生产厂的水的成本是中国的10倍，所以很多药原料的制造都是在中国进行的。现在日本政府就鼓励日本企业把药原料工厂迁回日本，或者是在本国扩张产能，日本政府愿意对这类供应链的调整提供50%的补贴。美国政府也提出药的采购要采购美国造的药，特别是联邦机构的采购。
经济观察报：您认为贸易全球化有没有可能发生实质性的逆转？
邢予青：我认为全球化逆转的可能性很小。即使中美贸易出现了问题，使得全球价值链重构，重构的一部分顶多也就是供应链从中国迁到越南，迁到墨西哥，迁回美国的可能性也不大。那么迁到墨西哥迁到越南，它依然是全球化的一个过程，并不是说是一个逆全球化的过程。
第二，全球化它带来的是效率的提高，效率的提高就意味着以全球价值链为基础而运作的跨国公司能够获得更多的利润。在利润的驱使下，大家还是会继续沿着全球化的道路往前走。
但是全球化导致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收入差距的扩大。这在美国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美国的跨国公司利用全球化的战略进行运作，不断提高自己垄断的无形资产的回报，结果财富越来越集中到这些跨国公司以及跨国公司的所有者上，而美国的中产阶级以及低收入阶层的收入份额则不断下降。
（李显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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