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韩滢
编辑/李信
很难想象，曾经嘴上说着“我一定不考公务员”的那群人，正在涌向考公的独木桥。
疫情之下，大批公司缩减招聘名额，考公上岸这条路则变得越来越拥挤。11月末，一年一度的公务员国考拉开了帷幕。
根据数据显示，今年公务员国考报名过审人数首次突破200万，达到212.3万人。通过资格审查人数与录用计划数之比约为68:1，报录比例最大的是西藏阿里地区邮政管理局“一级主任科员及以下”一职，报录比接近“两万选一”。
尽管相比于去年，国考的比例已经扩招到21%，但报录比的压力仍然可以看作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
有的人是以应届生身份考公，有的人是从其他行业辞职考公。这其中，曾在互联网大厂工作的年轻人们，无疑与“铁饭碗”公务员反差最大：一种是不断地拥抱变化，一种则是“一眼望到头”。
但当这些大厂员工们开始思考“35岁红线”、“身体本钱”、“反内卷”等问题时，公务员便成了他们的新选择。
曾在“BAT”某大厂工作过的刘鸽直言，“大厂就是时薪很低的流水线，别来”。而“在职备考”的张含还在挣扎着，把大厂工作当作自己保底的后路。
这些变化共同指向的问题是，朝九晚五的公务员，和年薪可观的互联网大厂，哪一个才是最终的归宿？
当了半年的代码机器人后，我决定考公
柳立 | 24岁，曾任某大厂后端开发
在大厂工作，也不能说是后悔，但确实是心累。
我大学本科毕业就去互联网大厂做后端开发了，也曾因为这个沾沾自喜过。因为和其他同学相比，我当时没有大厂实习经验，能顺利进去挺不容易的。
我大四一直在帮老师做实验，相当于研究生的科研工作。也是因为这段实验经历，让我获得了一个算法项目的银牌奖项。回想起来，为了去大厂，我前前后后准备半年，后来顺利拿到几家offer，最终选择了做后端开发。薪资待遇也在同辈中比较有竞争力，春招进去，我每个月能拿到15.5k，一年15薪。
进去之后，我发现，钱多、事少、离家近这些重要的指标，这份工作都不怎么占。
首先，我不喜欢技术，也不喜欢编程，高考时的志愿也是服从调剂的安排。其次，我家在南京，但工作在北京，离家不近，而且家里已经给我在本地安置好房子了。
更主要的是，大厂的工作量，以及领导的要求都不是常人能接受的，至少我不能接受。
起初因为没在大厂实习过，对工作还算有新鲜感。慢慢地，这份工作给我的感觉就是用时间换钱，各种考核、会议、周报，导致内耗严重。
我的原则是，如果是因为我做的需求出bug被领导批评，我可以接受，但领导无缘无故地改需求是我无法忍耐的。尤其是循环往复地修改后，工作起来就没什么成就感，感觉就像一个没有感情写代码的机器人。
我们每个季度都要提前定下季度规划，奇怪的是我们组的季度规划永远是在快马加鞭赶进度的路上，但每次都被延期。一方面，有的同事拿钱不干活。工作到凌晨是常有的事；另一方面，领导的需求瞬息万变，这让我在这个团队工作感到心很累。
后来我总结了一个规律。做开发的无外乎就是两类人，一类是缺钱，一类是热爱技术，但明显这两个都不是我追求的。
所以工作半年之后，我选择辞职回家考公务员。
我大学学的是电子信息专业，报考的是市场监督管理局。由于专业的限制，前一阵的国考没有适合我的岗位，所以我在准备下个月的省考。
在南京，公务员一年的收入能达到20万，虽然和做开发没法比，但至少现在看来，能让我喘口气。去大厂工资有保障，特别是跳槽涨薪；公务员旱涝保收，作息规律。两者各有各的好，但也都不容易。
省考还没开始，我的心态还比较平稳。如果考不上，我就继续找工作。985本科+大厂经历找工作也不难吧。
不过，我肯定是不想干程序员了，也想趁备考的过程歇一歇。
实习期间就对大厂失去幻想，
我坚定选择了考公
王冉 | 22岁，曾任大厂实习生
今年流行起来了一种说法：宇宙的尽头是东北，东北的尽头是公务员。
实际上，去一线互联网大厂，还是回东北考公这个问题，我从进入大学时便开始纠结，直到大三的互联网大厂实习经历，让我彻底打消了“年薪百万”的念头。
刚进大厂实习时，我的同学门还挺羡慕我的，毕竟想做大厂实习生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如果能顺利实习转正就一举两得了。
但进入大厂后发现，和我想象得并不一样。我每天就像一个管理后台的机器，重复地输入数据、ID，再审核、删除。每天重复相同的工作，十分流水线。
而且在北京吃住都是压力，虽然公司提供一日三餐，但很难吃，基本都要点外卖，越吃越觉得很不健康。
每个月算下来，减掉在公司附近租房子的钱，最终在大厂工作到手的钱和在老家工作存的钱差不多。但在家里，有稳定的房子，父母做的可口的饭菜，也不用担心一个人在外地生病没人照顾。
其次，加班文化更是让我如鲠在喉。我实习期间，遇到了两个性格截然不同的领导，但共同的特点都是让整个团队加班，即便是我这个按天结算工资的实习生。所谓的“反内卷”也只是口号而已，没见过几个正式员工真的敢反抗加班的。
如果说实习生遇到好领导后，还能避免加班，但正职就没那么幸运了，他们没有工作不干完就能走的权利。
关键的是，我所在的实习岗位转正几率太低了，几乎只有1%，部门喜欢有工作经验的“成手”，能减少很多培养成本。
实习结束后，我对互联网大厂也不太抱有幻想了。说白了，就是高级“富士康打工仔”而已。
现在我觉得，大厂和公务员本质上没区别，都是给别人打工。与其给资本家打工，还不如给国家打工来得稳定。
再仔细想想，大厂也只是创业成功的企业，即便是号称年薪百万，但谁能知道自己将来是最后变成大厂高管还是被中年裁员呢？
公务员虽然一眼望到头，但旱涝保收，不用担心失业的问题。
而且，我不是北京人，如果最终在北京买不起房还是要回东北老家的。更何况，就算是有房子，想要凭借互联网大厂的工作，混个当地户口真是“难于上青天”。
如今，我成为了东北万千应届生考公大军中的一员。我学的是新闻传播专业，国考对应的岗位很少，所以我报考了行政执法类。一边上学，一边备考，时间挺紧的，国考就当是练练手了，我的重点在于明年的省考。
我准备寒假回家报个系统的培训班，希望自己可以顺利上岸。
一边工作一边备考，大厂是我的退路
张含 | 24岁，某大厂HR
我在大厂工作有两年了，今年正在一边工作，一边准备公务员考试。
我所在的公司，领导们崇尚的都是加班文化。尽管我是HR，没有被强制加班的明文规定，但下班时同事都不走，准时下班的我就像是一个怪物，格格不入。
这导致我每天下班都很纠结，也很难受。我很担心有一天被领导叫去谈话，而且隐隐约约感觉到领导对我准时下班的行为多少有点意见。
让我真正决定备考公务员是发生在同事身上的一件事。
和我一批进来的有三个校招生，一个男生半年就离职了，还有一个女孩正准备跑路。
由于她比我表现出更有被压榨的“潜质”，因此她一直一人干两个人的活。有一个月，她几乎没怎么睡觉，导致一次骑车上班的时候出车祸了。我看到她的时候，她手臂、脖子上都是血，被诊断为轻微脑震荡。关键在于，上班路上出车祸本应判定为工伤，可领导却说“是自己不小心，而不是被撞了”。
住院期间，这个女孩不断被查出脑部有血块、气泡、软骨粉碎性骨折等问题，老板们出于人道主义关怀去看了她几次，没想到这关心最后也就变成催促她上班的契机了。前一阵，她不堪重负提出辞职，原因是“想过轻松一点的生活”。结果老板以竞业协议来威胁她。
作为老板，他KPI里有一条叫“人员稳定性”。如果我们三个全走了，他的绩效就不保了。
最终，这女孩还是社畜地去“卖命”了。某大厂女孩工作猝死之后，这件事不也是悄无声息了吗，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改变。同样地，年轻人还是在无限制地涌入大厂。
从那之后，我决定逃离大厂，但却狠不下心裸辞备考。
考公本身就是过独木桥，竞争压力比互联网大厂的工作还要大。再加上，我想考北京的公务员，更是难上加难。而且，每个月还要维持基本生活、还房贷，万一不能顺利上岸，我还有份保底的工作。
如今，我每天都在工作和备考之间挣扎，完全静不下心来。
即便是下班回家，工作群也一直有消息。我作为HR，是公司文化的建设者和组织者，不理睬不是很好。更何况，其他两个HR大部分时间都在加班，和整个公司的人一起“卷”我。
除了停下下来的消息外，每天晚上十点都要写日报。汇报一天的工作内容，以及第二天的工作安排。领导规定还不能占用工作时间写日报、周报。
一个日常的工作，却变成了同事之间的“角斗场”。从最开始的几百字，写到几千字，感觉自己每天都是个“畅想家”。更关键的是，日报、周报是直接与领导绩效挂钩的，如果写得不好，影响了领导的业绩，后果可想而知。
反复挣扎中，导致我备考的效率很差。我还不知道能在这两种状态中横跳多久，现在更加迷茫了。
逃离大厂“保命”，我不只考公一条路
刘鸽 | 26岁，曾任某大厂产品经理
“不差那点钱，别来给大厂卖命。”
每当学弟学妹向我来寻求职业建议时，我都会这样说，因为这是我用我一年的亲身经历换来的“保命符”。
看似体面的产品经理的工作，实则是被部门领导压榨的“鬼门关”。虽然我只有一年的工作经历，但对精神控制、PUA、被压榨等经历，早已见怪不怪。
领导会持续地打压你，让你觉得自己不行，然后让你心甘情愿地给他“卖命”。比如我凌晨12点下班被说工作不努力，因为别人都是凌晨三四点才下班。
而且作为新人，没有行业资源，领导不但不帮我，还会说是因为我没能力。在他眼里我就是个干活的机器，他可以拿我的成果去邀功，也可以看自己心情扣我的工资。
无可奈何的是，这是我的第一份工作，要是不满一年就离职，我担心会影响以后的职业生涯。所以，我有三四次都是周末晚上加班到大哭，导致现在自己有些轻微抑郁。
熬过一年，我在今年八月份辞职了。交出工牌那一刻，我找到了久违的重获新生的感觉。但我知道，我只是千千万万个大厂“螺丝钉”的缩影，还有无数个螺丝钉在大厂的泥潭里挣扎着、煎熬着。
事实上，长期来看，大厂的时薪是很低的，非核心人员都是在“用命换钱”。所以，我的观点是，何必为难自己呢，自由才是无价的、最可贵的。
大环境看，现在互联网行业这么不景气，我们能不能迈过35岁的“罗生门”都说不准。到时候，一旦被裁员，我们要顶着家庭、孩子、房贷等中年危机的压力，再面临重新择业和就业的问题，想想就让人窒息。
从上家公司辞职后，困扰我的问题在于我陷入了是考公，还是换个工作的纠结之中。
和别人不同的是，我不是在互联网行业和公务员中做选择，而是我觉得我的性格不太适合公务员或者体制内。我算是情商比较低的人，大厂的“小把戏”都让我觉得窒息，更别说是体系内复杂的人际关系了。所以一旦进入体制内，维护工作关系可能会成为我的世纪难题。
另一方面，从大厂出来考公务员，工资落差肯定是在所难免的。但公务员的待遇也确实是“真香”，比如用公积金还房贷基本没压力。
纠结之中，导致我还没有下定决心去考公。或许，除了公务员，我也可以去高校当老师，教书育人。
于我自己而言，赚钱这件事情并不能让我很快乐，所以我以后大概率会想找一些有意义、让自己有成就感的工作。
（文中柳立、王冉、张含、刘鸽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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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显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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