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是中国正式加入世贸组织二十周年。20年来，中国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货物贸易国。如何看待中国加入WTO后20年来的表现？中国入世给世界带来了哪些变化？围绕这些话题，新京报贝壳财经邀请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会副会长霍建国、商务部进出口公平贸易局前调查专员宋和平、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所国际贸易室主任东艳进行解读。
霍建国指出，加入WTO对于中国经济发展最主要的作用是，中国通过入世谈判，不断推进国内的经济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取得的成效释放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潜力。
入世后中国通过改革释放经济潜力 未来要更积极主动地推进高水平开放
霍建国表示，20年来，中国在经济发展和贸易投资发展方面出现了很多惊人的数据，上升到了全球第一或第二。很多人认为是入世使得中国出现了一个快速的发展阶段，但实际上更严谨的判断应该是，中国通过入世谈判，不断推进国内的经济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取得的成效释放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潜力，使得各种活力上升，所以最终应该归功于改革开放。
中国入世20年，除了坚定履行了入世承诺之外，还推进了很多自主开放的举措。现在中国进口关税总水平已降至7.4%，低于入世时承诺的9.8%，这是我国为了进一步扩大开放市场、扩大进口，自主降税实现的。实际上如果按照加权平均计算，加入一些双边自贸协定中的零关税安排，我国的关税水平更低，应该已经到了4%左右，接近欧美国家的水平。
霍建国指出，中国的很多改革、新举措，其实都是与对标国际高水平开放相联系的。今年9月我国已经正式提出申请加入CPTPP，CPTPP作为一个高水平的国际贸易规则体系，这说明我国正在接受高标准的规则，我们可以通过接触、了解、熟悉、对标，来倒逼国内的改革。
“十四五”规划提出，坚持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外开放。霍建国认为，更大范围指的是地域，更宽领域指的是产业，更深层次指的是一些制度性的安排。我国最近强调比较多的就是要在规则上对标国际规则，加快制度性开放的进程。今天我们需要的是考虑国际上哪些标准代表了未来的发展方向，要选择哪些标准去对标，去引入这些管理体制和机制。因为实际上任何市场的开放都是有条件的，背后的监管体制很严，我国可能有些领域无法一步到位开放，是因为我国的监管水平没有跟上，所以实行渐进式开放，比如服务业领域的开放，特别是金融领域，随着监管水平的提高，近几年金融开放的步伐加大了。
霍建国提出，未来中国应该更加积极主动地推进高水平开放。国际上以CPTPP为代表的一系列标准体系，我们要熟悉和研究，有些能在国内落地的，或者通过修改国内的法律法规能够与之对接的，我们应该创造条件主动往前走。在加入CPTPP的过程中，我们不应该边谈边改，或者通过谈判带回来任务再去改，我们应该更主动地推进国内的改革，来适应当前国际上开放的新要求和一些可能形成的新标准，这样才会更加主动。
产业链调整更多由跨国公司决定 各国比拼的是投资环境
近几年，尤其是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全球产业链发生重构，各国更加注重产业链的安全性。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应如何处理开放与产业链安全之间的关系？
霍建国指出，产业链重构的话题是欧美率先提出的，欧美国家发生了工业制造的空心化过程，所以开始强调制造业回流。但是现实的情况是，全球的产业链结构是很多年以来贸易投资发展形成的结果，用人为动员的方式让企业去分离，是很难实现的，因为跨国公司优先考虑的还是投资的效益。从中国现在的产业结构来看，可能会出现个别产业流出的现象，比如纺织、玩具，这些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调整是必然的，因为中国的劳动力工资水平和整体的生产成本实际上在上升，这些产业没有那么大的利润空间了。现在我国的部分企业也在主动把一些劳动密集型的生产环节调整到越南、柬埔寨等国家，这种变化更多会由跨国公司的发展倾向来决定，而不是由政府出面号召，更不用说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
中国在20年的发展中，已经形成了独立的上下游配套体系，大部分产业都具备了很完整的产业链。虽然在高端技术领域，有部分中间品中国还需要进口，但是即使是在高端制造业，也需要配套合作，不可能完全回归到欧美国家。因为在不同的领域，各个国家有其自身优势，比如中国在全球的汽车产业链上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汽车很多关键的零部件都是在中国生产的。
霍建国提出，疫情期间，由于物流的中断，实际上已经暴露出一些产业链中的紊乱现象，未来还是要强调全球合作，还要尊重跨国公司的选择。各国之间最后比拼的是投资市场环境的优劣，如果投资环境很好，做到了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公开透明，同时经济保持增长，那么像中国这样一个14亿人口的大市场，还是具有吸引力的，会吸引企业的投资。
霍建国表示，这一轮疫情下的产业链调整，欧美国家更多关注的是医药行业，很多原料药、卫生用品是由中国生产的，他们认为不安全，全部依赖中国供应不放心。所以很多国家强调一部分产品要自己生产，随着疫情过去之后，这种现象很可能就会平淡下来。
现在我们更需要关注的是在高端技术领域的调整，比如美国限制高通向中国的芯片贸易，这将会是一个两败俱伤的结果，不利于全球技术的发展和进步。在高端技术领域，一定要有下游市场，因为只有当一种技术在市场上可以迅速变现的时候，这一技术才会持续不断地更新。这种人为的产业链中断，不仅不利于当前投资贸易的发展，而且会影响到全球技术水平的发展和提升。
中国已经意识到这些问题，通过自主创新完成一些核心技术的突破，这也是必须的，因为中国是一个大国，要有安全意识。但是从长远看，为了全球的贸易投资发展和全球市场的繁荣，还是应该以合作为主，通过合作充分把各自的优势调动出来，形成效益的最大化。
中国将会更主动参与WTO改革 关注发展中国家利益
中国加入WTO后，不仅改变了自身，也在积极参与WTO的改革。二十年间，中国在WTO中的角色和地位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霍建国表示，入世20年，中国在规则方面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我们从最初的熟悉规则、掌握规则的阶段，走向利用规则来有效维护我国的一些产业利益和国家安全，应该说是一大进步。
在当前的形势下，WTO亟须改革。WTO现有的几个职能得不到充分发挥，比如谈判职能无法推进，虽然WTO的贸易审议机制还在工作，但实际上它的强制性手段很少，真正通过审议达到修正的效果比较弱，WTO应有的功能无法发挥，权威性也受到一定的影响。现在各界对于WTO应该改革基本上达成了共识，认为必须要通过改革来加强WTO的功能，但是在怎么改的问题上存在争议。美国认为应该强调市场化的因素，要反对补贴，反对国有企业的垄断经营；欧洲也特别关注产业政策、中性竞争等方面。中国立场很明确，要从积极的角度出发去改革，同时改革不应该伤害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这其中存在一些矛盾，导致WTO的改革停滞不前。
WTO还面临着一个新的任务，就是当前全球涌现的新型经济形态如何规范和管理，比如数字经济，以及未来可能大量出现的低碳产业，这需要出台一些新的全球规则和制度。WTO最好把这两个层面分开来处理，大家先讨论如何加强WTO，到WTO能够发挥作用的时候，就可以牵头去推动一些相关领域的谈判。
对于中国在WTO改革中所能发挥的作用，霍建国提出，中国一直是积极的参与者，包括多边谈判、专项谈判，中国一直都积极参与和推动。中国也特别关注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支持发展中国家在WTO中能够得到有效的发展。未来随着中国经济体量的扩大，以及进一步高水平的开放，中国在WTO改革中会变得更加主动。
霍建国表示，WTO的164个成员中，2/3以上是发展中国家，像美欧国家的一些提案，过度考虑了发达国家的利益，不一定能通过。所以未来WTO可能会兼容高水平的标准和中低水平的标准，更适合发展中国家的标准。中国可以在未来的规则制定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新京报贝壳财经记者 顾志娟 侯润芳 编辑 白华兵 校对 危卓
（王治强 HF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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