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年前，伴随着中国银行和苏格兰皇家银行的“联姻”，中国的私人银行业务正式拉开序幕，聂俊峰便是当时的亲历者。
“80后”的聂俊峰大学毕业后第一份工作是在中国银行。2004年，中国银行“改制”后，他竞聘去了个人金融部，参与了中国银行与苏格兰皇家银行旗下私人银行——Coutts Bank的业务合作，“误打误撞进了这个行业”。
2008年底，聂俊峰入职中信银行(601998)参与筹建私人银行业务，2012年初，他出任北京银行(601169)私人银行部总经理，带领私银部乘上了国内最早开展家族信托业务的东风。2021年，在北京财富管理有限公司（北京金控集团全资子公司）担任总经理近两年后，聂俊峰决定完全跳出体制内，出任京华世家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不惑之年的聂俊峰还抱着一颗初心，希望将下半场的人生毕于家族财富管理。“我还算是一个资深80后，可以陪伴50后和60后接下来这20余年的传承。”
近日，聂俊峰接受了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下称《21世纪》）专访，作为“私银老兵”，他坦言自己在这个领域，一路过来的所见所闻所思，尤其是对中国家族财富管理市场的趋势思考。
聂俊峰。资料图
财富最终的归宿是“善财”
《21世纪》：回过头去看，你觉得当时中国银行开展私人银行的业务模式对现在有何借鉴意义？
聂俊峰：2007年3月份，中国银行私人银行于京沪两地开业。一度希望在市场上发展外部客户，尝试相对独立化的私人银行展业模式——先做独立业务单元IBU，再做合资公司JV。但是，这个路线走得并不顺利，围绕中国银行私人银行的这种起步，后来也衍生出国内私人银行两种路线之争：走大零售模式还是走事业部模式？当时多家银行都在总行或分行级专营机构等不同的层面试行垂直条线管理，尝试私人银行独立化，但是后来证明并不可行。
如今再复盘，当时事业部模式的私人银行独立化发展有些操之过急，那时的客户需求以及供给侧的产品和服务并没有形成清晰化的私人银行特色。那时候，大家对私人银行的印象就是三高：高大上的场所、高收益的产品、高颜值的团队，彼时苏格兰皇家银行一位对接人员在交流中戏称私人银行的人员筛选标准包括“handsome and beautiful”。
中资银行私人银行业务在起步阶段的经历证明，发展高净值客群财富管理业务不能走事业部模式自立门户歧路，也不能走2008金融危机后暴露的外资银行激进销售的老路。但经过私人银行与大资管行业近年来的发展融合，中资银行探索相对独立的私人银行或家族财富管理体制创新相对14年前更有可行性。
《21世纪》：私人银行业务必绕不开家族信托，而国内家族信托的官方定义2018年才出，此前是怎样发展的？
聂俊峰：2012年末，我供职北京银行私人银行部即开始家族信托业务的论证与尝试。次年，招商银行(600036)、北京银行、平安信托在境内率先开展家族信托业务。当时为了推广家族信托这项新业务，我们做了非常艰难的内部培训等开拓工作。
同时，我们也破除了很多误区，比如当时好多人觉得中国的信托法律法规不完善，如果要做家族信托，一定要到海外去。对此，我们仔细地去研究了信托法律法规，并跟众多专家学者去论证，最后确定，家族信托如果想在中国本土做得严谨，需要单一、资金、他益、不可撤销等严谨条件，同时要追溯委托人信托财产来源合法，财产的共有权人要同意，债权人知情等必备措施。另外，除了委托人、受托人、受益人之外，需要去丰富整个家族信托架构生态——比如保护人、监察人、财务顾问、投资顾问等角色。
在市场拓展方面，为了让当时广大的人民群众喜闻乐见，我本人原创了一个段子：家族信托是什么？帮助高富帅与白富美“防儿媳、防女婿、防婚变、防分家、防败家、防篡位”。最初的那些客户确实也是从这种防范家庭姻缘、血缘传承风险的角度去接受这项业务。
我觉得这是家族信托的1.0：管住人性的恶。
但仅仅管住人性的恶是不够的，古今中外所有名门望族，不可能靠防范外人得以流芳百世，在中西方的男权社会里，外人一般指的是女人，而女人恰恰是整个家族血脉基因更新的主要推动力。
后来，我们提出，一个家族要想富过3代、传过5代的话，要重视5种力量。这5种力量首先是“她”的力量、教育的力量、家风的力量、慈善的力量、信托制度的力量。
这就是家族信托的2.0，不但要管住人性的恶，还要激发人性的善，真正伟大的家族应该把外人变成内人，把土豪变成贵族，把妖精变成好人。
2016年9月1日，慈善法实施之后，我们也是国内最早开展慈善信托的，积累了些感悟。同时，今年国家提出扎实推动共同富裕、三次分配，鼓励高收入人群为社会多做贡献、善尽财富精神。所以我认为家族信托的3.0，财富最终的归宿是“善财”之道。
一鲸死而万物生
《21世纪》：为什么要跳出体制内选择家族办公室？
聂俊峰：国内家族信托行业发展有一个逻辑上的悖论，金融机构追求快速上规模，这有它的合理性，如果没有一定的规模就不可能在系统内获得资源投入和足够的重视。
这也就导致了一个最大的问题，用批量化、格式化的合同，来为这些背后利益关系很复杂的客户做财富传承的长远安排，我觉得在未来可能会发生个性化与制式化的冲突和纠纷。
此外，见证了国内商业银行私人银行十几年发展过程中流量、模式和场景的纠结，也看到传统金融机构难以真正长期服务单一个人与家族的体制性局限。我觉得要想为真正的超高净值客户提供受托资产配置、引领财富向善、陪伴美好传承的服务，需要有创新的体制和机制，这就是独立家族办公室。
我最后的结论就是，我愿意去做家族财富管理，还算是一个资深的80后，可以陪伴50后和60后接下来这20余年的传承。如果要想成为客户的家族财富管家、资产配置专家、家族事业的独立董事和家族传承的陪行者这4个角色的话，只有放下体制的束缚，躬身入局。
《21世纪》：目前信用风险主要集中在房地产行业，这对家族信托有哪些影响？
聂俊峰：很多风险房企都是我们在私人银行从业期间的明星或网红企业，如果从事私人银行超过5年以上的，你没给这些明星企业发过信托等资管产品，都不算是主流金融机构从业者。
房地产项目的违约传导到家族信托，会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家族信托这一新兴业务的品牌声誉，也是一个需要反思的教训。就家族信托资产配置的角度来说，它应该是价值投资、长期投资，不应该寄望于固定收益、刚性兑付。
自然界有一个现象叫“鲸落”，鲸死了以后，尸体落到海底，供养了一套以分解者为主的循环系统，一鲸死而万物生。中国家庭房产配置见顶与非标融资的衰退正在导致财富管理的“鲸落”，家族办公室、FOF、量化投资等财富管理与资管机构都在顺应这一趋势。而我加入的京华世家就是以家族财富管理为特色的FOF基金管理人，以FOF专业化投研为支撑的联合家族办公室。
家族财富管理是“渡人”的事业
《21世纪》：为什么国内的家族信托会出现这种配置的错位？
聂俊峰：我经历了家族信托最为初始的拓荒阶段，必须承认，国内家族信托业务发展在过去8年走过不少的弯路，不严谨的信托受益关系和集合信托理财拼盘是中国本土“假冒伪劣”家族信托盛行的主要原因。家族信托“超配”集合信托是还不成熟的中国家族财富管理市场的一个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但它不可持续，不能长久走下去。现在到了这个阶段，我觉得需要反思受托人的职责边界问题。
加强投资者教育也很重要。家族信托业务刚开展时，难度最大的是法律关系的重构，这意味着，委托人要放弃财产所有权。另一方面，当时金融机构同质化竞争很严重，围绕家族信托“收益率”一度发生价格战。家族委托人（甚至伙同受益人）出于逐利目的，每年在不同的信托公司之间跳来跳去。
我以前也经常讲，一份科学的家族信托需要委托人看得开、想得透、放得下，也需要受益人懂规矩、知敬畏、不乱来。这个确实需要很漫长的教育过程。
《21世纪》：你想要成为的家族传承的陪行者是怎样的？
聂俊峰：家族办公室的兴起是私人银行服务的再度细分与升级，也是超高净值人群个性化服务需求的必然结果。
我觉得家族财富管理是一个“渡人”的事业。帮助一位超高净值客户做好财富传承，其背后或许成百上千上万个家庭都能够安定，因为这些家族产业背后往往就是庞大就业人群。
在业务定位上，我们追求小而美，其实家族办公室的规模如果过大，跟客户希望的一种私密服务也是存在潜在冲突，客户也不希望你特别大。
我觉得我们比较忠实的客户目前主要是50后和60后这两代人，他需要通过我们来帮他搭建财富管理的架构，比如用境内外的家族信托，如果资金规模再庞大，还需要辅之以基金会，设立家庭财富和企业财务之间的防火墙，同时也进行财富传承的制度性安排。50后和60后这两代人在中国历史上非常独特，我观察有三个特点。
第一，他们与父母的年龄差距是最小的，好多人已是花甲、古稀之年，父母健在；第二，他们普遍兄弟姐妹都比较多。
这两个特点导致的风险是什么？按照我们民法典的继承篇来进行财产传承的话，很容易出现代位继承的现象——父母成为第一顺位继承人，遗产逆向继承后流向兄弟姊妹。
第三，他们生孩子的时候，赶上中国最严厉的计划生育政策，80后、90后普遍都是独生子女，这两代人的婚恋状况高度不稳定，这又是一个传承问题。
所以我觉得现在对我们来说，50后60后恰恰是最需要我们去服务、帮助的。但并不是其他年龄的人们就不需要。财富与商业都有生死兴衰的周期，家族办公室如何帮助客户拥抱确定性趋势、规划家族核心资产、为家庭财富与企业在后疫情时代穿越周期，是当下中国本土家族办公室应该审慎思考的时代命题。
（作者：朱英子 编辑：李伊琳）
（李显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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