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源：视觉中国
穿着统一的饿了么蓝、美团黄的千万骑手竟然找不到雇主？
致诚劳动律师事务所的一篇调查文章，揭开了外卖平台和骑手之间错综复杂的危险关系。其中，以为被收编为正规军的邵新银等骑手，直到出了事故，才发现自己的劳动关系被分割给多家外包公司，在维权过程中，完全找不到明晰责任主体。而有的骑手被引导注册个体工商户，让劳动者不再享有劳动者权利。
9月14日，美团发声表示，会再次向所有合作商发送《关于禁止要求骑手注册个体工商户的通知》，并且于一周内完成所有合作商的承诺函签署，饿了么也紧随其后发布了相关声明。
时代财经发现，早在2016年前后，专送骑手与第三方平台早已脱离了普通意义上的劳动关系，由一种更为疏远的组织形式替代。
针对骑手被引导注册个体工商户的情况，北京德和衡（上海）律师事务所孙万松律师接受时代财经采访时表示，如果外卖骑手与平台不是劳动关系的情况，如有的骑手可以自行选择工作时间的或者能切换平台，以个体工商户的名义进行合作是有利于外卖骑手的，因为双方建立劳务关系的情形下缴纳的个人所得税的税负成本比较高，但以个体工商户的名义进行合作，实际缴纳的税负比较低。
千万骑手队伍的人身安全由谁来保障？在确定责任方并且获得高额赔偿艰难的现实下，随着《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的提出，劳动关系和社会保障的脱钩会成为一种新趋势。
众包VS专送？编外人员殊途同归
从入职第一天起，郭凯就非常清楚自己与站点签的只是劳务合同，并非劳动合同。“签合同的时候，站点管理人员就和我们强调过，出了任何事情他们都不会管。”郭凯说。
在郭凯成为专送骑手的3个月里，社保始终是缺位的。在他看来，专送骑手和众包最大的区别在于，是否接受团队的统一管理。“加入专送，能够获得稳定的单量，同时会比较注重着装和微笑服务。”郭凯向时代财经表示。
千万平台经济下的外卖骑手分为两类：众包骑手和专送骑手。众包骑手不属于某个站点，他们在众包平台上注册之后，就可以自由接单，自负盈亏；专送骑手隶属于站点，由系统派单，受站点的统一管理，当然也不买社保。
郭凯的处境在外卖行业很普遍。多个专送骑手向时代财经表示，他们并不与第三方服务平台存在劳动关系，只是劳务关系。致诚律师事务所案例中的邵新银受第三方配送公司迪亚斯管理，本以为与配送公司签订劳动合同，事实上其各项劳动权益被层层分割给了多个外包公司，一旦骑手出事，很难找到最终的责任方。
看似正规军的专送骑手也与第三方服务平台并不存在劳动关系，平台与骑手的关系处于疏离和切割的状态。
在郭凯看来，无论众包，还是专送骑手，都是不被劳动法保护的编外人员。他曾经目睹过车祸现场的同行，无需预测，没有交社保的骑手得不到任何工伤赔偿。
中秋晚上9点半，众包骑手田力军送完了当天最后一笔订单。加入外卖大军的一员后，他很少有休息日，如果他享受正常的假期，单量就会有明显的下滑。这是算法支配下外卖骑手的生存法则：要在固定时间里送完更多的单，才能跟上平台的发展。田力军曾在暴雨天内一次接10笔单子。
骑手过上“飞速人生”，交通事故也不断攀升。数据显示，2019年上半年，上海市共发生涉及快递、外卖行业各类道路交通事故325起，造成5人死亡、324人受伤。在发生交通事故较多的企业中，饿了么发生111起，占比34.2%，其中，2名送餐员死亡；美团发生109起，占比33.5%。
据红星新闻报道，去年12月21日，饿了么外卖骑手韩某倒在北京的冬天里，最初饿了么出于人道主义赔付2000元，保险公司根据投保金额赔3万元，后在舆论压力下，将抚恤金提高至60万。
裁判文书网上，和韩某有类似遭遇的骑手并不少见，平台多以无劳动关系为由拒绝赔偿。大多数外卖骑手只能拿到数万元的赔偿，这对于一个失去顶梁柱的家庭，仅是杯水车薪。
每月9.5亿元，谁替骑手交社保
早在今年5月，市场监管局等部门联合发布了一份指导意见，要求美团、饿了么等平台完善旗下骑手的社会保障。
5个月过去了，指导意见并没有改变行业现状，时代财经询问上海多个站点负责人，对方答复依然是不签订劳动关系，不会主动给员工上交五险一金。“全国大多数配送站点都是签劳务合同，如果签了劳动合同就要交五险一金，这是一笔不小的成本。”上海一站点负责人李辉向时代财经表示。
不过，李辉坦言，签订劳动关系会让公司陷入被动局面，一旦骑手提起诉讼，公司肯定要赔付，而外卖又是一个高风险的行业。
2016年，李辉初入外卖行业，他记得第三方服务平台会与骑手签订劳动合同，在这之前，是平台与骑手直接签订劳动合同。几年下来，外卖平台与骑手的关系呈现出逐渐剥离的趋势。
李辉把这一变化归结为骑手队伍的扩大。这对于平台来说，意味着高额的成本支出。“国家没有强制要求公司给骑手交社保，平台也会提供针对性的保障措施和特殊的保险。”
孙万松律师指出，互联网经济模式下的用工体制与传统的用工体制有很大的区别，应当从平台与外卖骑手的合作特征上进行分析，如平台与外卖骑手之间所建立的合作关系具备人身从属性、经济从属性与组织从属性等劳动关系的特征，平台即应承担起用人单位的法律责任，与外卖骑手签订劳动合同。
平台将风险转嫁给配送服务商，配送服务商继而将风险转嫁给外卖骑手自身后，外卖员的人身风险只能押注于商业保险。这反映出整个配送服务商盈利难、成本大的现状。
以中国最大的“包工头”趣活为例，成立于2012年的趣活，主要为消费者服务类企业提供技术支持、端对端的运营解决方案，客户包括美团、饿了么、滴滴等平台。根据2021年半年报，其四大业务营收占比中，送餐占比高达约95%。
图源：趣活招股书
不过，趣活常年处于亏损状态。2017年、2018年、2019年、2020年净亏损分别为1397万元、4429万元、1345万元、560万元。2021年上半年，趣活净亏损达1.19亿元，几乎是过去四年之和的两倍。
趣活到底有没有为骑手交社保？天眼查显示，北京趣活科技有限公司2020年度为62人缴纳社保，控股的上海趣活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缴纳社保人数为4人。两个数字与庞大的骑手队伍相差甚远。若是再支出社保金，营收单一的外包公司将面临巨大的运营压力。
根据美团年报，截至2020年末，共有950万名外卖骑手通过美团平台增收，但增收的骑手并不全是活跃骑手。美团发布的《2020骑手就业报告》中提到，2020年上半年有单骑手为295.2万人，仅65.3%的骑手将送外卖当做唯一的工作，据此推测，2020年上半年专送骑手群体就约190万人。
以500元/月保守计算，如果要缴纳五险一金，美团或第三方合作商每月需承担的社保费用高达9.5亿元，一年则是114亿元。而美团2021年半年的利润是35.63亿元。目前美团尚未有某一财年净利润超过50亿元，其外卖业务2020年的经营溢利也仅有28.33亿元。
劳动关系和社会保障会走向脱钩？
灵活用工问题是今年以来最受关注的话题之一，随着平台经济的扩张，成千上万外卖骑手、滴滴司机涌进新经济业态的队伍中，但是灵活高薪的代价是劳动关系缺失带来的不安全感。
今年7月，人社部、国家发改委等8部门共同印发《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9月10日，人社部会同交通运输部、市场监管总局、全国总工会联合召开了保障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的行政指导会，要求企业认真落实主体责任，合法用工。
为了招募扩充到更多骑手，李辉通常会用实际收入的增加来打消骑手对五险一金的疑虑。“外卖员不是用来谋生的长期工种，大多骑手做3-5年就会另找出路，对他们来说，到手的收入才是最需要的。”
“如平台与外卖骑手之间的合作关系符合劳动关系的特征，双方之间所签订的劳务合同或者以个体工商户名义签订的承包合同均不影响劳动关系的认定，平台仍应当承担劳动法下用人单位的义务，比如提供劳动保护条件、缴纳社会保险、年休假及发生意外伤害事故时的工伤责任等等。”孙万松律师表示，“但如平台与外卖骑手之间的合作关系不具有劳动关系的特征，双方之间建立的确系劳务关系或者服务外包关系，则应按照平等的民事法律关系进行调整。”
1997年出生的王小海，社保交在老家安徽，他坦言自己想做外卖的目的就是赚钱，若是再交了社保、五险一金，反而到手工资少了，“不需要在一线城市买房，也不可能做一辈子的骑手。”外卖骑手的工资体系是诱人的，只要够拼，王小海就能实现每个月1.2万元的收入，这是工厂正式工的3倍。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副教授周广肃认为，平台工作模式改变了传统劳动关系和工作基准，如果强制按照劳动关系（有劳动关系才有社保的“二元化”）来套用当前的新就业形态，将导致平台成为拥有百万雇员的超级企业，这不仅导致平台企业无力支撑成本，也导致新就业形态的灵活性特征消失。
中国社科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孙萍9月30日接受时代财经时表示，平台经济用工群体的社保体系可以建设为一个“光谱式”的推进过程，“外卖平台上存在着大量的零时工，他们可以考虑将专职的配送点以及高忠诚度的全职骑手做为提供社保的第一批试点人群。”
值得一提的是，《指导意见》专门针对灵活就业人群增加了“不完全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的劳动形态。在孙萍看来，劳动关系和社会保障适度脱钩是当下可以试行的方法，“灵活用工劳动者的保障已经在往这个方向走，但是具体细化的策略还需要再细化，后续还要看如何继续推进。”
（张泓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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