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金融》｜国际直接投资变革的新格局

作者｜王伟  刘津含「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中国银行(601988)研究院」

国际直接投资格局与全球经济格局密切相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的经济实力对比。传统的国际直接投资格局下，以北美和西欧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长期居于主导地位。近年来，这种格局正在发生变化，欧洲国家占比有所下降，发展中国家占比正在上升，特别是中国成为发展中国家的“领头羊”。展望未来，新一轮科技革命将深刻影响国际直接投资的格局，我国应抓住这一机遇，优化投资环境，逐步构建自主可控的全球生产体系，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国际直接投资格局的主要特征

发展中国家的占比显著提高。随着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中的比重不断增加，其作为国际直接投资目的地和来源地的重要性显著上升。从外国直接投资（FDI）流入量占比来看，发展中国家的比重在2010年首次超过50%，在2020年达到了69%的历史最高值。2020年全球前十大FDI目的地包括6个发达国家和4个发展中国家。除此之外，发达国家的FDI流入量规模波动较大，而发展中国家的流入量规模相对稳定，表现出较强的抵御危机能力。2011年以来，发展中国家FDI流入量保持在每年6800亿美元以上。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下，2020年发达国家流入量骤降61%，而发展中国家流入量仅下降7%。在对外投资方面，发展中国家FDI流出量的比重从2008年的20%上升到2018年的46%，2020年达到53%，首次超过发达国家。总体来看，发展中国家的流出量占比低于流入量占比。2020年全球前十大FDI来源地仅包括中国一个发展中国家。

北美相对稳定，欧洲有所下降。绝大多数发达国家位于北美和欧洲，凭借先进的技术水平在国际分工中占据优势地位，在全球价值链中处于高附加值环节。在2020年全球前十大FDI目的地中，有5个国家在北美和欧洲，包括美国、卢森堡、德国、爱尔兰、瑞典；在2020年全球前十大FDI来源地中，这两个地区合计占比超过一半，包括卢森堡、美国、加拿大、法国、德国、瑞典。其中，美国长期保持全球最大外资流入国和最大外资流出国的地位。近十年来，北美的FDI流入量占比稳定在20%左右，流出量占比在2017年之前保持在25%上下、近几年大幅下滑后反弹至19%。欧洲FDI流入量和流出量占比在2008年之前均超过50%，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前已经下降到31%和38%。

东亚和东南亚的地位上升，与北美和欧洲“三足鼎立”。东亚和东南亚劳动力资源丰富、劳动力成本相对较低，吸引了大量制造业投资。与发达国家相比，该地区的发展中国家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低附加值环节。2020年，东亚和东南亚有2个国家进入全球前十大FDI目的地，即中国、新加坡；有4个国家进入全球前十大FDI来源地，即中国、日本、韩国、新加坡。2009年以来，东亚和东南亚的流入量占比和流出量占比均翻了一番，从20%左右上升到40%以上。东亚和东南亚与北美、欧洲形成了“三足鼎立”的格局。在吸引外资方面，三个区域占比接近75%；在对外投资方面，三个区域占比超过90%。

中国成为发展中国家的“领头羊”。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在国际直接投资中的地位不断提高。2010年以来，我国FDI流入量稳居发展中国家首位、世界前两位。2011～2020年，我国FDI流入量平均值为每年1332亿美元，占全球的比重平均为9%。同一时期，美国FDI流入量平均值为每年2809亿美元，占全球的比重平均为18%。2012年以来，我国FDI流出量保持发展中国家首位、世界前三位。2020年，我国首次成为世界第一大外资流出国。2012～2020年，我国FDI流出量平均值为每年1347亿美元，占全球的比重平均为11%。同一时期，美国和日本FDI流入量平均值为每年2151亿美元和1480亿美元，占全球的比重平均为15%和12%。

国际直接投资基本格局的变革前景

发展中国家的份额将进一步提升。在吸引外资方面，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更具活力，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将成为世界经济复苏和全球FDI反弹的主要动力。同时，发展中国家的自然资源和劳动力成本优势在短期内不会消失，其投资环境也在不断优化。在对外投资方面，发展中国家随着外汇储备的积累和国内企业的成长，对外投资需求将持续增加，能力也在不断增强。

亚太地区的重要性将更加凸显。世界经济重心正从北美和西欧转向亚太地区，国际直接投资格局也将发生类似的变化。“一带一路”、《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等区域经济合作将促进亚太地区FDI规模的增长。目前，已有65个亚洲和欧洲国家加入“一带一路”，GDP总量约占世界三分之一，这有力地推动了沿线国家之间直接投资的增长。2020年11月签署的RCEP覆盖了东亚、东南亚和大洋洲的15个国家，各国的开放程度将不断提高，直接投资额有望进一步上升。区域内的产业链、供应链和统一市场也将对全球FDI形成巨大的吸引力。

新一轮科技革命将深刻影响国际直接投资格局。以数字技术、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将改变全球价值链的长度、地理分布并协调成本，进而对国际直接投资格局产生影响。例如，工业机器人可以替代劳动力、降低劳动力成本，重构制造业生产流程；数字技术可以让跨国公司将产品和服务直接提供给消费者，减少传统的中间环节，缩短价值链的长度；3D打印可以让全球价值链的最后环节分布到距离消费者更近的地区，并且提升设计环节的附加值。

国际直接投资有可能走向“区域化”。受多种因素影响，国际直接投资有可能朝着区域内部集聚的方向发展。首先，全球贸易和投资协定正由多边框架向区域和双边框架转变。其次，在疫情的影响下，生产体系的安全和自主可控变得更加重要，很多跨国公司倾向于缩短产业链、从全球化布局转向区域性布局。再次，数字技术使得生产网络可以更加接近消费市场，传统的离岸外包将转为近岸外包，全球价值链也将转为区域价值链。最后，全球FDI的产业结构趋于服务业主导。区域内的文化习惯、商业规则和社会环境更为接近，有利于服务业FDI的增长。

中国的应对策略

面对国际直接投资发展的新格局，中国应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机遇，进一步提升我国在国际直接投资中的地位，坚定不移地走开放共赢之路。

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机遇，提高国际分工地位。在很长一段时间，我国基于生产要素优势参与国际分工，吸引的FDI主要流向劳动密集型产业。近年来，我国的人口红利日益衰减，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土地价格大幅上涨，生产要素优势正在不断减弱。新一轮科技革命将推动全球产业结构深度调整，为我国培育新的比较优势、提高国际分工地位创造了难得的机遇。我国应当充分发挥制度优势和市场优势，聚焦科技革命的关键领域，让创新优势和技术优势成为新的比较优势，在全球产业变革中占据有利地位。

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新冠肺炎疫情导致全球产业链多个环节受阻，加剧了逆全球化思潮。我国需要不断优化营商环境，促进外商投资的便利化。这也是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要求。一是全面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以服务业开放为重点，持续放宽市场准入、缩减负面清单，推动各领域全方位扩大开放。二是不断完善外商投资法律制度框架，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维护外商投资的合法权益。三是统筹推进自由贸易区、国家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充分发挥其引领示范和辐射带动作用。

不断改善吸引外资的结构。围绕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的要求，不断优化吸引外资的结构和质量，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一是吸引外资要有利于增强科技创新能力，推动技术进步，形成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动能。二是吸引外资要有利于促进东部和中西部地区协调发展，这要求吸引外资的区域布局更加合理均衡。三是吸引外资要有利于实现绿色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将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统一起来。四是吸引外资要有利于解决各类“卡脖子”和瓶颈问题，优化供给结构，贯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实现供给侧和需求侧协同发展。

借助“一带一路”和RCEP，构建自主可控的全球生产体系。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对外投资的收益率偏低，投资结构和质量有待提升。在新发展阶段，我国应当积极调整原有的对外投资模式，从分散式投资转向集群式投资，从参与发达国家的全球价值链和全球生产体系转向建立自己的全球价值链和全球生产体系，提高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的能力。建议充分利用“一带一路”和RCEP的合作框架，重点发展附加值较高的高端制造业和服务业，推动国内产业结构升级。

稳步提高在国际投资规则制定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近年来，一些国家对外资进入特定产业部门的限制和审查有所增加，对我国吸引外资和对外投资产生了重大的不良影响。为了进一步提高我国对外投资的规模和质量，必须提升我国在国际投资规则制定中的影响力和话语权。一是继续在多边体制中积极参与国际投资规则制定，推动国际投资规则朝着投资便利化和自由化的方向发展，朝着平衡、透明、稳定的方向发展。二是积极参与高标准的双边、区域自由贸易区和投资协定谈判，在市场准入和投资者保护等方面为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创造更好的政策环境。■

（责任编辑  贾瑛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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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治强 HF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