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年后，告别“杀人嫌犯”

2021年12月25日下午，67岁的张和平独自坐在棋盘前，来回地移动着象棋。一场长达35年的案件之后，下棋成为他唯一的爱好，“但没人和我玩。”

1986年4月8日，陕西省太原市马头水村一名六岁女童遭毒害身亡，经警方调查，认定张和平有重大嫌疑。1993年9月11日，太原中院一审判处其死缓，张和平以“没有杀人”为由提起上诉。同年12月，山西省高院认为“原判认定犯罪事实不清、证据不充分”，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

张和平日夜等待的重审并没有到来，案件彻底搁置。1996年12月27日，张和平被通知取保候审。至此，他已在看守所中度过了10年零8个月。

为了摆脱“犯罪嫌疑人”的身份，张和平和家人展开长达25年的申诉“拉锯战”。四处递材料，希望案件能启动重审，多次的无功而返，让张和平逐渐失去了信心。2018年，小儿子张鹏宇辞掉了工作，继续代父申诉。

经历3960天的羁押和25年的取保候审后，2021年10月25日，张和平收到警方下达的《终止侦查决定书》。同月，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向张和平送达《国家赔偿明释通知书》。

针对此案，新京报记者多次联系当地警方和法院，均未获回应。案件的3名证人中，两人已经故去，另一人当时只有6岁，“已经记不清了”。而受害者王某梅家属已搬离当地，不知去向。

漫长的35年过去，到底谁是真凶，依然是萦绕在人们心头的一个疑问。

2021年12月24日，山西太原马头水村，张和平家。张和平独自坐在棋盘前摆弄棋子，下棋是他唯一的爱好，但没人陪他玩。 新京报记者 咸运祯 摄

成为嫌疑人

2021年12月24日，太原天气阴冷，空气中飘着细密的小雪。

马头水村坐落在离太原火车站足有60公里的山顶上。上山的路不好走，不间断地转几十个盘山弯，才到达村口的森林防火哨站。山村里的道路多以土路、土坡为主，一些荒废的窑洞上长满了杂草，每户人家紧密相邻。

67岁的张和平身穿军绿色的大衣和灰色的运动裤，头上戴着鸭舌帽，看起来从容干练。但张和平说，他早已经落下了高血压、失眠等毛病。

张和平是马头水村的原住村民，和当地多数人一样，靠种植苹果和农作物维持生计。

1978年，张和平从北京退伍回到马头水村后，因为身体强壮，又识些字，被选为村里的民兵连长和植树造林组长。1980年，张和平与妻子育下一子。两年后，小儿子也出生了。那几年，张和平跟着父亲种地，自己也承包了近十亩果园。

1986年3月，张和平计划用攒下的钱在自家住的窑洞旁边，修建4孔新窑洞，并陆续请工人前来打地基、拉石头砌窑。

变故不期而至，一起命案发生在张和平家旁边一个炮台的防空洞内。1986年4月8日下午，同村一名6岁女童王某梅的尸体被路过的6岁村民蔡某刚发现。很快，王某梅被杀一案震惊了小山村，用当地村民的话来说，“谁会忍心杀一个小娃娃？”

案发后的第9天，时年31岁的张和平在家中被警方带走收容审查。张和平说，那天他正在招待前来拉砖垒窑洞的工人，突然来了几名警察，告诉他新建的窑洞占了村里的路，让他一同去村委会处理一下。“我当时没想那么多，就跟着去了，上车之后，路过村委会没有停车，我被直接带到了北郊分局（现尖草坪区公安分局）。”张和平一双眼睛紧盯着墙上的日历，深吸了一口气，努力回忆着当天的情景。

案卷显示，案发后的几天内，警方获取到3份指向张和平的关键证言。

蔡某刚向警方称，当天下午两点左右，看见张和平在路上叫住王某梅，把王某梅抱入防空洞中。马吉章村村民高某寿向警方证实，事发当天下午两点，自己骑车路过案发地，张和平突然从防空洞中跳出来，撞到其自行车上。此外，王某梅的外婆也向警方证实称，孙女就是张和平绑起来的。

在这个相对闭塞的小山村里，张和平的案子似乎成了一桩铁案。即使已经过去了35年，村民们不但能清楚地记得事发的具体时间，也能把张和平的故事说个大概。而大部分村民对于张和平是杀人凶手的“事实”仍深信不疑。

2021年12月24日，山西太原马头水村。王某梅被害现场，曾是西炮台的防空洞，如今被重新铺成了路。 新京报记者 咸运祯 摄

案发时，王大爷是村里的一名村干部。他告诉新京报记者，当年案发的地点就在如今村委会往上100米的位置，曾经是西炮台的防空洞，现在已经被铺成了路。被害人王某梅家距事发地300米左右，而张和平与王某梅两家相隔不到100米。

王大爷走到离张和平家40米的地方就不再靠近了。“谁也不知道到底怎么回事，出事前他家就和村里人交往不多，如今更没人敢招惹他们。曾经办案的民警去世了，能证明张和平有罪或无罪的人都不在了。”王大爷指着张和平家的方向，悄声说。

时过境迁，案发现场早已不复存在。王某梅家的老屋已无人居住，从院子外面看，院子中的树杂乱生长，枝叶、杂草爬满了房顶，当年举办丧事时张贴的对联和外墙长在了一起，隐约能看到几个“奠”字。

2022年1月3日，新京报记者辗转联系上蔡某刚。他在电话中证实，案发当天下午，他确实从西炮台路过，从远处看见一个同张和平身影相似的男人和王某梅在交谈，也在警方走访调查时向警察说明过。

针对“张和平将王某梅抱到防空洞中”这一证词，蔡某刚说他已经记不清了。“案发好几年后，还有一拨人来找我，我不知道是谁，他们也反复问过我当时的情况，我那时候还是个几岁的小娃娃，说过什么我记不清了。”

蔡某刚和马头水村的村干部均表示，当年的另外两个证人，王某梅的外婆和高某寿早已故去，王某梅家也搬到山底下去了。蔡某刚说，他曾经听说王某梅家后来又生了一个孩子，王某梅的母亲还在世，但不知道具体的情况。

但蔡某刚和多名村民都表示，不知道王某梅家的地址，也联系不上她的家人。

2021年12月24日，山西太原马头水村，每户人家相邻十分紧密。 新京报记者 咸运祯 摄

认罪与翻供

此后10年的漫长岁月，张和平是在看守所里度过的。

张和平被警方带走收审近两年后的1988年2月3日，太原市北郊区检察院以涉嫌故意杀人正式批准逮捕张和平。

“刚开始，我每天都是蒙的。去了以后，他们就开始审讯我，问我为什么杀人，怎么杀的。”据张和平回忆，被带去的当晚，北郊公安分局就对他进行了连续四天四夜的审讯，一个月后又进行了3个四天四夜、4个三天三夜的审讯，而在被超期羁押的两年中，曾多次被长时间地反复审讯，甚至不被允许睡觉。

在被正式批捕后，几次有罪供述，让张和平彻底失去了自由。

张和平说，起初自己还能抗住，实在受不住了就认罪，后来又多次翻供。“农药瓶盖是什么颜色的？铁丝多长多粗？他们反复问我，我说不出来，他们就诱供、逼供，然后我承认杀人，等不逼我了，我就马上翻供。”

在漫长的审讯期间，张和平认为自己找到了“规律”。如果一次答不对，他就再说另一个答案，他的口供通常根据公安机关的调查进展而更新、变化。“他们说发现了农药，我就编造农药的样子，他们发现了铁丝，我就说铁丝的样子。”

对于更多的细节，张和平称年头太长已经记不清了，他也不愿意过多谈起看守所内的生活，他只是觉得后悔。“怪我自己没有耐住长时间的审讯，当时我听说对有罪人员宽大处理，就交代了‘作案’细节。”

据卷宗显示，张和平曾多次自述作案过程，现场勘察结果及提取的相关物证与张和平供述作案时的遗留的吻合。经过张和平的几翻几供后，司法机关将其认定为有罪供述。

张和平在看守所内度过了7年后，1993年8月3日，太原市人民检察院以张和平故意杀人罪向太原中院提起公诉。

起诉书显示，检方指控张和平的作案动机是因为建盖新的窑洞：他为了达到占据本村炮台上的基地，使他人不敢再要的目的，利用制造恐怖的手段，于1986年4月8日中午，趁王某梅独自玩耍时，将其骗至炮台的防空洞内，携带铁丝和一六O五农药等作案工具，强行将王某梅捆绑，后将农药灌进王某梅嘴里，事发后逃离现场，王某梅经抢救无效死亡。

1993年9月11日，太原中院一审判处张和平死缓。在此案的证据链中，促使法庭做出有罪判决的重要一项，就是张和平的有罪供述与案发现场勘察结果相互吻合。张和平不服一审判决结果，以“没有杀人”为由向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上诉。

张和平向法院表示，有罪供述是在长时间持续审讯和刑讯逼供下做出的，而案发当天自己未曾去过炮台。

“1986年4月1日，妻子的奶奶去世，我一直在办理丧事，正赶上春天耕种，这年4月比往年更忙一些。8日上午，我去了一公里以外的地上耙地，9点左右遇到了我的邻居，休息了一会。午饭后去村支书家里商量砌窑的事。从苗圃扛着苹果树苗回来途中，去了铁匠郭根基家，交谈了关于打一把铲子的事儿。随后又去了育苗地耙土地，此时下午3点左右。”

这是张和平日记中记录的一段话。已经泛黄的日记本是张和平在看守所内书写的。

张和平在看守所内写的日记，记录了在看守所中几翻几供的经过。 受访者供图

在日记本中，张和平写满了警方获得认罪口供的过程。由于年代久远，每一页纸张都薄如蝉翼，洇开的蓝色钢笔印透过纸张渗到下一页，字迹已经有些模糊。

对于王某梅被害一案，张和平一直坚称自己没有杀人动机。“起初我确实想在西炮台建新窑洞，但这需要村里和公社领导审批同意。我后来觉得成本太高，就与同村的许国伟达成了对换土地的协议。王某梅被害的时候，我已经开始联系工人动工了，地基都打好了。”张和平用手指敲着日记本解释道。

此外，张和平告诉新京报记者，案发后，被害人王某梅的家属也未曾将自己认定为“杀人凶手”。据张和平回忆，案发后第4天，曾在回家路上遇到王某梅的父亲。王某梅的父亲一边叨唠着”活着不如死了”，一边将两根油条塞给张和平的两个儿子。

张和平在看守所内几次认罪又几次翻供后，曾多次要求警方尽快查明真相，给他一个结果。在被羁押期间，张和平每天会看些报纸，有一次正好看到一篇关于“冤案”的报道，联想到了自己。他给自己规划出三条路：凶手是我、凶手不是我、是我又不是我。

2021年12月27日，新京报记者致电太原市尖草坪区公安分局，希望能进一步核实、还原有关该案的细节。尖草坪区公安分局表示，不清楚张和平一案，因年代久远，派出所此前做过变更，需要找到当时负责该案的部门予以解答。截至目前，警方尚未对此案作出回应。

没有等来的重审

山西高院发回重审的裁定，一度让张和平看到了转机，但重审始终没有到来。

张和平的姐夫和家属为他找过多名律师，都坚持无罪辩护。

据张和平的代理律师称，该案引起争议的一个前提，是没有关键物证和司法鉴定来证实凶杀案到底是不是张和平所为，判决书主要依靠口述定案。证人的言辞证据像一张破网，实难经得起推敲，而从现有材料看，证言证词的细节比对和具备的可靠性留下了质疑的空间。

张和平代理律师的二审辩护词显示，辩护律师认为张和平没有作案动机，而证人蔡某刚、高某寿及被害人外婆的证言作为定案证据不能成立。

张和平的辩护律师认为，事发时，证人蔡某刚年仅6岁，属于未成年人，不具备看清事实、正确表达的能力。而最为关键的证人高某寿，也在辩护人实地走访时向其表示，自己确实没有看清，名字是公安局提出来的。

此外，辩护律师提出，被害人王某梅的外婆曾向公安机关提供两次证词，第一次称是外孙女被同村邻居“二妮子家的娃娃”捆的，第二次称是张和平捆的，两次证言前后不一致。

在一份太原市公安局九处技术科1987年11月14日交给北郊公安分局的材料中显示，将王某梅被害现场提取的足迹及嫌疑人张和平的足迹样式进行鉴定比对后，两者足迹样本种类不同，现场足迹小于张和平的足迹样本。该份材料被法庭认为不能作为证据，故未当庭宣读。

案卷中，类似的矛盾和疑点，将张和平案的整个证据链击碎。同年12月，山西省高院认为“原判认定犯罪事实不清、证据不充分。”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

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刑事裁定书，裁定张和平涉嫌杀人案证据不足，犯罪事实不清，发回重审。 受访者供图

在山西高院发回重审后，太原中院又将该案退回至太原市检察院。太原市检察院经审查后发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

张和平的案子似乎有了转机。但此后的9年中，警方未再移送补充侦查材料。

案件彻底搁置下来。张和平仍被关押在看守所内，日夜等待的重审迟迟没有到来。

针对此案，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法官告诉新京报记者，张和平在本案中出现了“几翻几供”的情况，关键在于考证其口供的真实性和翻供的原因，此类甄别工作应该在一审前完成。在案件办理过程中，嫌疑人和家属多年持续伸冤，说明了侦查阶段存在的实际漏洞。而证人的证言为何前后不一，也需要有关部门的专业判断和仔细审查。对于张和平提到的逼供、诱供的问题，要看现有证据是否能证实公安机关存在刑讯逼供行为。

25年漫长的申诉

张和平是突然被释放的。

时间来到1996年12月27日，张和平被通知取保候审。至此，张和平已在看守所中度过了10年零8个月。

被取保候审的那天，是张和平夫妻俩十年来第一次见面。妻子孟培云的面容发生了变化，岁月在她身上留下的印记清晰可见，年轻时的马尾辫变成了短发，原本白皙的皮肤被晒得黢黑，皱纹爬满了眼角，手臂上几处伤疤是干农活时被划伤的。

2021年12月24日，山西太原马头水村，张和平家门口。夫妻二人在家门前的土路上。 新京报记者 咸运祯 摄

但家里似乎没有变样，没有建好的窑洞还摆在那里，只是两个儿子已经对他没有太多的印象了。

孟培云回忆，自己有七八年没有怎么出去跟人打过交道了。自己事先不知道丈夫要回家，张和平突然出现在眼前，听到熟悉的声音，她的眼泪“吧嗒吧嗒”止不住地往下掉。

“他是有文化的，一块地基怎么值得他去杀一个6岁的小娃娃？”孟培云用勺子搅合着刚下锅的莜面饺子，又一次红了眼眶，她始终不相信丈夫杀了人。

据马头水村村干部回忆，在张和平取保候审前，被害人王某梅的父亲曾上门找过他，要求不要为张和平签字。但事到如今，证人高某寿、被害人的外婆都已经故去，事发后王某梅家也搬离了马头水村，至今不知去向。

取保后的张和平开始了新一轮的漫长申诉。

张和平称，1997年至2007年期间，自己的申诉多次被驳回，他也曾多次到公安局，要求给个结果和说法。“公安局说案子是法院判的，让我去找法院，去了法院后又说是政法委协调的，让我找政法委，来回几次也不知道到底谁是负责人。”

等待的日子漫长枯燥且没有希望，张和平也想过就此算了，但一想到多年来的妻子和儿子，他将放弃的念头一点点磨掉。

2005年，山西晚报曾发布一篇《“杀人嫌犯”帽20年摘不掉》的调查报道，详细阐述了张和平成为杀人犯的过程。该报道中指出，在张和平案中，人证物证疑点重重，山西省人大代表也曾对此案进行监督，但张和平到底有没有犯罪，仍未见下文。

张和平对新京报记者称，早在2008年，当地司法部门曾向其支付20万元救济金，附加一份息诉罢访协议。但他记不清具体内容了，也未曾留下过原件。

张和平的申诉过程像一场“拉锯战”。

2018年，63岁的张和平逐渐感觉到力不从心，心情起伏大的时候会犯高血压，小儿子张鹏宇接过了父亲的申诉“接力棒”。由于要经常去公检法等各个司法机构，张鹏宇辞掉了司机工作，晚上在酒店接单代驾，白天就跑父亲的案子。但送出去的申诉材料都一一石沉大海。

张鹏宇称，自己曾不止一次问过父亲，人到底是不是他杀的。而张和平也多次对儿子解释 “再有矛盾，我也不会对一个小娃娃下手。”

张鹏宇开始在网络上“伸冤”。“我在网络上关注了一些类似的案子，看着他们经历了一波三折，最终峰回路转，也盼着这样的事情能发生在我家。”

张鹏宇四处递交材料，希望案件能启动重审。2021年5月，据红星新闻报道，有记者曾陪同张鹏宇一齐前往太原中级人民法院申诉，中院相关负责人在诉讼大厅接待并承诺再次核实调查此事，二十天内给出答复。

虽然二十天后张鹏宇仍未得到答复或结果，但时隔16年，案件的再次曝光给了一家人新的希望，他继续向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申诉。“不知道跑过多次纪委监委、法院、检察院，都起不到什么作用，高院拖一段时间就推到中院，中院再把案子发回到检察院。就这样一直到了现在。”张鹏宇对新京报记者说。

在这段时间，张和平家也迎来了一拨又一拨的媒体采访，他一遍又一遍地、重复地讲述着他的故事。

2021年12月24日，山西太原马头水村，山村里的路仍多以土路、土坡为主，荒废的窑洞长满了杂草。 新京报记者 咸运祯 摄

被改变的一家人

张和平被羁押在看守所的日子里，妻子孟培云经历的是另一种十年。

“中午吃上两个馍馍，见天一擦黑，再赶快回家给孩子和老娘做饭。”孟培云用简单的一句话描述那十年。

她没上过学，不知道该去哪里说，更分不清检察院、中院、高院都是什么样的地方。作为家里唯一的劳动力，孟培云每天凌晨四五点就背着工具到果园务农，一直忙活到天黑。

张和平案是村民们茶余饭后的谈资，村民的“指指点点”也改变了一家人的生活。

1988年，张和平的两个儿子在离家不到一百米的小学读书，“杀人犯的儿子”逐渐代替了他们的名字。据张和平的小儿子张鹏宇回忆，兄弟二人是学校里最不讨喜的存在，被同学孤立、欺负，有时候甚至会遭到老师的冷嘲热讽。

从家到学校只有一条土路，为了不在路上遇到认识的人，张鹏宇和哥哥会绕过这条路，翻过更远的土坡上学、回家，只要走完这条路，兄弟二人就能松一口气。或许是因为独特的经历，张鹏宇兄弟二人均早早辍学。在他们的心中，本该快乐的童年生活被歧视充满，深夜里偷偷掉泪，是他们对妈妈最深刻的印象。

如今，张鹏宇和哥哥都已经成家立业，在城里安了家。但他们的孩子也面临着一样的问题。“孩子经常问起爷爷的过去，我一般也不敢轻易带着老婆孩子回老家探望。”张鹏宇说。

被释放后的张和平被村里人当成“不能靠近的对象”，自己的生活更是一片狼藉。

2021年12月25日，山西太原马头水村，张和平家的旧窑洞内。张和平每晚在这里休息看电视。 新京报记者 咸运祯 摄

取保后，张和平重新捡起了果园里的农活，又买了几辆三轮车拉煤。前几年，张和平在旧窑洞旁盖了两间平房，和妻子二人居住在此。张和平坐在暖气片旁的椅子上取暖，有时手插进兜里，有时捧着热水杯取暖。

“67岁了，人生路走了四分之三，却是一事无成。”张和平努力地压制着自己的情绪，旁人很难看出他内心的真实想法。

马头水村现任村支书张先生表示，案发那年自己还小，2014年他从外地回乡后，才又听村里人提起过。

张先生告诉新京报记者，目前几个村子合并了，管理事务比较繁重，对张和平一家的近况了解不多，只知道他和妻子仍在果园务农维持生计，他们鲜少与人交往，但一直在申诉，要赔偿。

摘掉“杀人嫌犯”帽子

35年后，张和平终于等到了想要的结果。

《终止侦查决定书》下来前，张和平一直在家里等消息。张和平称，每次案件没有进展时，他就无法安心下来做任何事情。

2021年10月25日，张和平如往常一样，六点半起床喂鸡、打扫院子，一直忙活到中午。儿子打电话告诉他，公安终止侦查了，张和平激动得站在原地，浑身发抖。

这样的场景，张和平在心中盼望了35年，短暂的高兴和激动后，张和平的悲伤压倒了兴奋。“事发时我才三十岁，一晃已经是老头子了。”张和平再一次地从兜里掏出一盒烟，颤颤巍巍地点上火，猛吸了一口。妻子则一直站在他身旁，劝说“少抽些烟”。

太原市公安局向张和平送达的《终止侦查决定书》。受访者供图

根据当地警方下达的《终止侦查决定书》显示，在王某梅被害一案中，经查明，发现有犯罪实施，需要追究刑事责任，但不是立案侦查的犯罪嫌疑人实施的。根据《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一百八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现终止对张和平的侦查。

针对《终止侦查决定书》的内容，新京报记者多次联系太原市尖草坪区公安分局，一位相关人士表示，需要联系办案部门才能答复。但截至目前，警方并未做出回应。

刑事律师候士朝告诉新京报记者，警方下达《终止侦查决定书》，意味着张和平不再是犯罪嫌疑人的身份。而根据《关于刑事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解除、撤销拘留或者逮捕措施后，虽尚未撤销案件、做出不起诉决定或者判决无罪，但办案机关决定对犯罪嫌疑人终止侦查，符合国家赔偿法规定的终止追究刑事责任情形。因此，当事人有权对因本案被羁押造成的人身权、财产损害权等，提出合理的赔偿要求。

2021年12月，张和平向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提交国家赔偿申请书，要求太原市中院、检察院以及尖草坪区公安分局支付侵犯人身自由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合计290万余元，并酌情支付侵犯健康权赔偿金、后续治疗费以及申诉合理支出合计80万元，共计370万元。

张和平及其家属认为，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四条，对犯罪嫌疑人逮捕后的侦查羁押期限应不得超过二个月。案件复杂、期限届满不能终结的案件，可以经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批准延长一个月。而尖草坪区公安分局（原北郊公安分局）对张和平超期羁押长达10年之久，严重剥夺了其人身自由。而长达35年的申诉，也对张和平的精神、财产造成严重损害。

2021年12月24日，张和平的小儿子张鹏宇向新京报记者透露，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已对张和平案作出了赔偿决定，但具体情况和数额，张鹏宇未透露。

2021年12月27日，新京报记者致电太原中级人民法院副院李雄飞了解审理的进展，李雄飞称不清楚相关进度和具体细节，并提供新闻处的联系方式。此后，新京报记者多次致电新闻处，均未获回复。截至发稿时，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尚未对案件进行回应。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法官告诉新京报记者，由于张和平案没有生效判决，严格意义上，不算是典型的冤案，但符合国家赔偿类型。而其中涉及的赔偿内容，应该系针对公安机关由于证据原因未移送审查起诉，及超期羁押期间失去的人身自由。

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向张和平下达的国家赔偿释明通知书。受访者供图

2021年12月25日下午3点，大片的乌云将阳光遮得零零散散，马头水村的温度比起白天又低了些。张和平从床上拽了件衣服披在身上，一个人坐在了棋盘前，来回地移动着棋子。“我唯一的爱好是下象棋，但没人和我玩。”

一场长达35年的案子，似乎在张和平的生活中告一段落，但却又从未消失。到底什么才是真相，依然是萦绕在人们心头的一大疑问。

新京报记者 咸运祯

编辑 袁国礼

校对 柳宝庆

（董云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