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的命运

 文 | 清和  智本社社长

2020开年，特朗普突然命美军成功“斩首”伊朗军中一号人物苏莱曼尼，引发国际局势强烈反弹。年末，伊朗首席核科学家穆赫森·法赫里扎德又被刺杀身亡。

在这一系列事件中，国家利益、宗教冲突、历史仇恨、国际势力深度地纠缠，我们该如何理性认识？

本文剖析伊朗百年历史，思考伊朗曲折的现代化进程。

本文逻辑：

一、巴列维王朝：合法性困境

二、伊斯兰革命：现代化悖论

三、霍梅尼时代：法基赫监护

（注：正文一万字，阅读时间约30分钟，可先阅读，并分享给好友；社科院李春放老师的《论伊朗巴列维王朝的覆灭》对本文有启发，在此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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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列维王朝：合法性困境

1921年2月18日，礼萨·汗·巴列维率三千哥萨克兵进军首都德黑兰，逮捕大批官员，国王问讯出逃。礼萨以兵不血刃的方式夺取了政权，伊朗从此进入了巴列维王朝时代。

两年前，英国试图将伊朗沦为保护国，迫使伊朗国王签订英伊协定。这一奴役性协定遭到了伊朗民众的反对，引发反英潮。英国担心伊朗国王难以控制局面，遂扶植实权派礼萨取而代之。

礼萨政变被认为是伊朗现代化的开端，但其政权合法性，尤其是依靠英国势力夺取政权，一直困扰着巴列维王朝。

礼萨是一个强硬派，他出生贫寒，十四岁从军，从士兵一步步爬到中校军衔。在俄国十月革命后，他趁机赶走了俄籍军官，掌控了哥萨克师，成为军中实权派。

在登基加冕后，为了维护政权合法性，礼萨一方面实行君主立宪制，推动雄心勃勃的现代化计划；另一方面尽量远离英国与苏联，收复被苏联占领的领土与主权，试图夺回被英国控制的石油资源。

礼萨崇拜土耳其总统凯末尔，决心仿效土耳其，通过精英治理的方式，实现富国强兵。礼萨将政权与教权分离，以法国法典为蓝本，制定了刑法、商法与民法，以取代古兰经和伊斯兰教法，剥夺和限制教士对行政及司法的干预权。

这一改革遭到了教会势力的强烈反对，礼萨建立了一支强大的军队，对反对者予以镇压。他在北部消灭了苏联人支持的军队，在南部平定了库尔德人的反抗，在西南镇压了英国人支持的反叛，在中部扫荡了分裂活动。礼萨的改革强硬、镇压血腥，但不乏进步意义。

他还建立学校，推行世俗教育，打击教会对学校的控制。他下令允许妇女参加工作，废除教义对女性的不平等限制。

1929年颁布法令废除了头巾，男女皆可穿着欧式衣服；1935年颁布法令禁止强制妇女戴面纱。这项法令找到了马什哈德市宗教势力的反对，礼萨果断出兵镇压。

礼萨展现了开国者（王朝开创者）的快速富国强兵的雄心与魄力。他努力学习西方强国，派遣自己的儿子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及百余人到欧洲留学。礼萨的强势手腕推动着这个波斯古国向现代化国家演进，工厂兴建，城市兴起，工人及中产阶级涌现，公共教育出现。

礼萨对英国人也持强硬态度，他废止了议会尚未通过的英伊协定，将英国人从伊朗政府及军队中赶走，解散了英国在伊朗的武装力量，遣散了宪兵部队中的瑞典军官。

当时，英国通过英伊石油公司控制着英国的石油资源。这家公司是现在的英国石油公司的前身。在1930年这家公司的采油量在西方世界高居第三位，利润极其丰厚，但是伊朗政府获得的利润分成不及6.5%。第二年，利润分成降到1.6%，这一举动引发了伊朗上下的反抗。

礼萨下令吊销了这家公司的租让权，礼萨因此获得民众拥戴，被赞为民族英雄。但是，英国政府对礼萨施压，两国重新谈判，并在1933年签订了为期六十年的新租让协议。新租让的面积要比之前少了一半（1938年以后只有原来的20%），礼萨政府每年可以从英伊石油公司获取丰厚的租让费和石油税。

在关键的石油领域掌控更多的支配权后，礼萨拒绝向英国、苏联引进技术，选择与德国、法国、意大利合作。

但是，不幸的是1939年二战爆发了。两年后，德军入侵苏联，英国与苏联成为了盟友。更重要的是，德军闪袭苏军，快速切断了苏军的补给线。苏联迫切开辟新的补给线，英国则渴望重新夺回伊朗石油控制权，于是两国计划兵分两路入侵伊朗，南北夹击，最终会师德黑兰。

这时，礼萨作出了战略性误判。他认为，伊朗只要不倒向轴心国，就不会卷入这场战争，于是礼萨宣布伊朗是中立国。他甚至认为，英国只谋求南部石油资源，苏联不可能入侵伊朗北部。老国王没想到，苏联企图生吞了伊朗。

英国找了一个发动战争的理由，认为伊朗为敌国德国提供便利，放任德国工程师在伊朗从事间谍活动，以破坏英伊石油公司的设施。

这场战争仅持续了4天，英苏会师德黑兰，逮捕了礼萨汗及将他流放。伊朗的铁路、通信与石油被英苏控制。盟军美国则源源不断地通过伊朗补给线，投放战略物资，北运至苏军，南运至英法联军。

1943年11月，美英苏在伊朗首都召开了著名的德黑兰会议。可见，伊朗的地理位置，对同盟国来说多重要。这次会议确定美英开辟西欧第二战场，与苏军东西夹击德军。

不过，同盟国的目的并不是占领伊朗，德黑兰会议对伊朗承诺，战争结束六个月内便撤军。

不过，礼萨政权突然倒台，对巴列维王朝的权威打击很大。在美英苏的支持下，礼萨的儿子巴列维继位。

年纪轻轻的巴列维属于典型的“君主二代”，理想主义治国，妄尊自大，但关键时刻又软弱无力，缺乏其父亲的手腕及政治家的睿智。

二战结束后，苏联违背承诺拒绝撤军，并在伊朗北部省份扶植左翼政党。这股势力此后虽遭遇打压，却成为推翻巴列维王朝的重要力量。

1949年，苏联扶植的左翼政党刺杀巴列维未遂，伊朗政府取缔了左翼政党。两年后，巴列维又遭遇了来自民族主义势力的挑战。老练的摩萨台在议会投票中获胜，被任命为伊朗总理。摩萨台上台架空了国王，并推动石油国有化。这让英国极为不满，于是英美联合策动了一场政变，将摩萨台推翻，巴列维重掌大权。

没有部族基础的巴列维王朝，其命运始终与英美势力交错，两任国王都是依靠外国势力策动的政变上台或立足脚跟。巴列维与其父亲一样，面临政权合法性的困扰。

此次政变后，巴列维与美国达成了交易。巴列维掌控的扎赫迪政府与英美重新签署石油协议，美国石油资本成了最大的赢家。美国为巴列维提供4500万美元的紧急贷款，帮助伊朗政府解决财政危机。

1960年，伊朗财政再次恶化，经济危机爆发，不少企业倒闭，失业率超过20%。这一年，伊朗爆发了100多次罢工和反政府示威。

1960年底，年轻的肯尼迪当选了美国总统，他调整了对伊朗的政策。肯尼迪上任不久，美国国务院给新总统递交了一份关于伊朗政策的报告。报告指出，需要提供足够的援助以防止伊朗经济崩溃及财政破产，但是国王（巴列维）必须采取一系列政策，比如满足中产阶级的政治要求。同时，这份报告提醒肯尼迪密切关注伊朗局势，并物色替代人选。

从1954年到1962年，美国一共向伊朗提供6.81亿美元的经济援助和5亿美元的军事援助。但是，巴列维依然难以控制局面。1960年巴列维承诺自由选举，但选举却舞弊猖狂，遭到更多人的反对。

面对糟糕的局势，巴列维再次向美国政府求助。肯尼迪同意继续提供巨额贷款，但条件是巴列维必须启用自由派人士进行社会改革。巴列维后来回忆说：“美国人想要石油和它的人担任首相。这个人就是阿米尼。最终压力太大，我无法抗拒，尤其是肯尼迪当选总统之后。”

阿米尼上台后强行解散议会，以“毫无阻碍地进行至关重要的改革”。但是，阿米尼仅执政14个月就被迫辞职。有学者猜测，1962年春夏之交，巴列维访美与肯尼迪达成默契：美国抛弃阿米尼，巴列维亲自主持社会改革。

1963年1月，巴列维颁布了六大改革计划。这就是今日人们津津乐道的“白色革命”。

这六项计划包括土地改革，森林国有化，出售国企，工人参与公司分红，让妇女享有选举权，农村“扫盲”。

这些改革，被认为是自由主义或西方式改革，其实是继承了巴列维父亲的改革思路，本质上是通过国家现代化来强化巴列维王朝的合法性。

当时议会被解散，巴列维为了获得民众支持，采取全民公投的方式决定是否改革。结果，赞成票达99.9%，绝大部分农民和市民都支持巴列维的改革。

巴列维的改革成果是显著的。伊朗的工业化、城市化程度大幅度提升，从1963年到1976年，伊朗GDP增速大部分年份都超过11%。到1976年，将近一半的人口居住在城市，将近一半的人口摆脱了“文盲”。社会风尚焕然一新，女性打扮像欧美国家一样潮流，可自由恋爱，言论开放，且拥有选举权。

但是，令世人感到困惑的是，巴列维王朝正是在经济持续繁荣、社会持续开放十余年之际突然倒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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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革命：现代化悖论

有人将巴列维王朝的失败归咎于自由主义改革，认为资本主义带来的贫富差距激化了社会矛盾。

巴列维王朝的崩溃其实是独裁政府现代化改革的经典案例。

美国社会学家戴维斯在1962年提出关于“革命何时爆发”的“戴维斯J曲线”。戴维斯认为，贫穷本身不足以引发革命。最容易爆发革命的国家不是封闭国家，也不是开放国家，而是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

这种国家随着改革开放，社会稳定性降低，经济持续增长，一旦经济失速，可能导致现实与期望的失调。这种心理挫折感，及开放后对公平的低容忍度，是滋生革命的土壤。

法国历史学家在研究法国大革命后，提出了革命爆发的“悖论”：

“革命的发生并非总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最经常的情况是，一向毫无怨言仿佛若无其事地忍受着最难以忍受的法律的人们，一旦法律的压力减轻，他们就将它猛力抛弃。被革命摧毁的政权几乎总是比它前面的那个政权更好，而且经验告诉我们，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

但是，令人不解的是，巴列维掌控着强大的军队及国家机器，还有美国撑腰，却在伊朗伊斯兰革命轻率地缴械投降。

其实，巴列维王朝陷入了独裁君主的国家现代化改革“悖论”。独裁君主推行国家现代化改革，是一条自毁“江山”的过程。改革中的独裁君主制，只是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临时制度。只要继续推进现代化，独裁君主最终会失去政权，最好的结局便是如英国女王、日本天皇依然享有国家象征的至高荣耀。

巴列维王朝的两任国王不得不大力推行国家现代化以强化王朝的合法性，但是现代化改革必然加剧其失去政治势力，削弱其政权的合法性。与多数力推改革的君主一样，巴列维一边大力推动经济及社会改革，一边又努力捞取经济利益，强化政治统治。

巴列维修改宪法，国王拥有搁置议会通过的任何财政议案的权力，组建了针对反对势力的情报部门“萨瓦克”，还下令废除了两党制，实行一党制。为了打压伊斯兰教什叶派势力，巴列维刻意强化伊朗的雅利安血统，波斯帝国的君主制传统。同时，巴列维对内镇压一切反对势力。

不过，巴列维改革促进经济快速增长，创富效应压制了人们的不满，教会、农民及中产都对巴列维保持一定的容忍度。但是，经济改革的成就冲昏了巴列维的头脑，从七十年代开始大搞树立国威、粉饰太平的全国性奢靡活动。

1971年，庆祝波斯帝国成立2500周年；

1974年，举办亚运会；

1976年，废除伊斯兰教历，采用以25世纪前波斯帝国成立开始计算的皇历——旨在去伊斯兰化。

七十年代，伊朗经济快速增长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石油出口，但王室把持了石油资源，出口创汇利润无法惠及国民。

1973年10月，为了打击西方国家对以色列的支持，伊朗与阿拉伯国家联合大幅度提高石油价格，并对西方国家实行石油禁运，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

石油价格短时间内翻倍，巴列维被巨额的美元外汇冲昏了头脑，忘记了自己手上的钱是从哪里赚来的，自己手上的政权是怎么来的。

巴列维高调宣布，将伊朗建设成为世界第五大工业国及中东军事强国，复兴波斯帝国的“伟大文明”。当时，整个伊朗的信心指数爆棚，期望值拉升，街道上弥漫着石油、美元与航母的味道。

巴列维拿着大把美元去购买美国的武器，大规模武装军队，以及监控组织萨克瓦以强化统治。从1972年到1976年，美伊订购的军火合同高达104亿美元。

但是，从1974年开始，伊朗经济开始失速，通胀率快速上升，1975年经济陷入负增长，1976年反弹，1977年又是负增长，1978-1979年增速超过-10%。

经济一旦失速，海面之下涌动的不满、愤怒与仇恨就喷涌而出。巴列维推行的不少改革忽视了伊斯兰教的传统，严重伤害了伊斯兰教会的经济利益及信徒的情感。

巴列维采用合作社的方式推行土地改革，剥夺了大地主和教会的土地，将土地折合为合作社的股票分配给农民。农民手握股票心中不安，感觉被欺骗了。同时，大批的农民流向城市，经济失速时，大批失业的农民工，又无法回农村耕地。

七十年，伊朗人口快速增加，到1976年，伊朗人口超过3300万，其中接近一半居住在城市，超过一半不到20岁。他们成为了一股难以控制的革命洪流。

另外，曾经被巴列维镇压的民族主义势力、宪政自由派、左翼政党、工会势力及失业工人也开始蠢蠢欲动。

从1977年开始，伊朗逐渐爆发大规模的反政府、反国王运动。1978年，各城市游行示威不断升级，游行群众高呼“打倒国王”，“西方傀儡”，“建立伊斯兰教国家”。不少游行队伍都抬举着一个老者的画像，他就是霍梅尼。

霍梅尼是伊朗伊斯兰教什叶派的领袖，他是巴列维白色革命的主要反对者。他曾经公开辱骂巴列维为“卑鄙可耻的人”、“美国的走狗”。霍梅尼大肆抨击巴列维的政策破坏了伊斯兰的传统，让伊朗沦为一个毒品、酒肉、妓女泛滥的国家。

伊朗政府多次逮捕霍梅尼，并将其流放到海外长达14年。霍梅尼大多数时间都在伊拉克圣城纳杰夫，他坚持斗争在伊朗及伊拉克什叶派中赢得了威望。

很多人不解，巴列维怎么会坐视示威升级，被手无寸铁的霍梅尼推翻？难道靠嘴巴也能说出个政权来？

当时，几乎所有的必然与巧合都凑在了一起。在这个节骨眼上，历史打了个盹，就变成了今天这样的伊朗。

首先美国的态度极为关键。当时美国卡特总统，对巴列维的支持态度并不坚决、明确，甚至犹豫不决。

1974年石油危机重创美国经济，导致美国引发了二战以来最为严重、持久的一次滞胀危机。卡特政府在短暂的四年执政生涯都在疲于应付高通胀、高失业、工会谈判及物价管控。卡特因此极为痛恨中东石油商，他呼吁美国民众节省石油消费，不要上阿拉伯人和石油商的当。

另外，卡特当年标榜国际人权外交，获得不少民众支持。他上台后实行“隐忍外交”，不支持政府以国家力量打击民众。而当时，伊朗的人权记录并不理想，这让卡特政府内部产生了意见分歧，因此卡特对是否支持巴列维镇压反对派显得犹豫不决。

卡特政府的犹豫态度，让巴列维等来了灾难性的后果。到了1978年，伊朗反对运动遍布全国，巴列维已陷入群众的汪洋大海。这时，巴列维一直得不到美国政府明确的指示，决策左右摇摆，军队犹豫不决，官僚队伍人心涣散。

1978年9月8日，在德黑兰的一场示威中，军队鸣枪示警无效，终于朝继续前行的人群开火，造成89人死亡。已经流亡国外的霍梅尼开始大肆对外宣传政府屠杀了4000名平民。

在关键时刻，卡特政府派遣特使到伊朗军中，强调要避免伊朗爆发内战。军队因此不敢轻举妄动，采取中立态度。

11月6日，巴列维在伊朗电视台发表讲话，对统治期间犯下的错误作出道歉，并保证开放党禁、打击腐败、创建民主联合政府。

霍梅尼趁机鼓噪群众，宣称美国政府不再支持巴列维这个“软蛋”。这时，巴列维患癌的消息被曝光，群众更加相信，美国人不可能支持这个不久于人世的国王，巴列维的支持者也纷纷倒戈。

1979年1月巴列维以“休长假”为由被迫逃离伊朗。这时伊朗出现权力真空，几十万装配精良的军队陷入群龙无首，一些军队及官员立即倒戈。

有人认为，癌症打击了巴列维的斗争意志。流亡海外的巴列维碾转多国治病，但心中依然保持着天真乐观的想法。他认为，这是1953年政变的重演，美国会拥立他儿子为新的国王。

但是，他没有想到的是，1979年第二次石油危机爆发，美国再次陷入滞胀，卡特总统无暇顾及伊朗问题，更紧迫的是需要尽快提高就业率，促进经济复苏，以争取连任。

另外，欧美国家太清楚独裁君主的现代化宿命。早在100多年前，法国经济学家巴斯夏到英国，与科布登、布赖特一起推动反谷物法运动时就预言，曼彻斯特主义（经济自由主义）将终结殖民主义。

以自由交易为生的市场经济需要一套保护公正、自由及私有权的制度。国家现代化是目的而不是手段，但是独裁君主却将其视为强化统治的手段。最终，国家现代化改革催生的自由思想、个人势力及权力诉求，不断内地挑战独裁君主的势力范围。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更加明确地指出这问题。他认为，现代化的传统君主制国家的政治体制会陷入一种“根本性的困境”：一方面传统君主为了追求合法性不得不进行现代化改革；另一方面，现代化的成功又削弱了君主制的合法性。

当巴列维陷入这种困境时，他采用的自保手段几乎是自我毁灭式的：一方面进一步推行自由化政策，另一方面又死死控制着政治权力和石油利益不放。

巴列维临终前忏悔地说：“我的致命错误之一是盲目追随西方，相信美国的友谊。我让国家超出他所能接受的程度实行民主和现代化。”

其实，巴列维王朝的倒台是国家现代化的必然结局，只是巴列维的愚蠢加速了这一进程。欧美国家看过太多君主（专政）政府倒台，他们通常选择顺势而为，另选更有实力的政治势力合作。前有国民政府倒台，今有巴列维王朝倒台，后面还有阿根廷和韩国军政府倒台。

不过，这次美国人大意了，伊朗人也疏忽了，他们没想到的是：革命送走了一位君主，却迎来了一尊“神”。

3

霍梅尼时代：法基赫监护

革命进步与否，不能看过程，只能看结果。因为过程总是充满血腥、暴力与谎言。

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给伊朗人和世界一个错觉：这是一场进步的革命。

当时的参加革命派别众多、人群复杂，有左翼政党、民族主义者、宪政自由派、中产阶级、农民及乌合之众，并不仅仅是霍梅尼领导的什叶派。但是，各派领导人都高喊自由、平等的口号。

很多参与革命的伊朗人认为，伊朗只要终结了君主制，不管采用西方道路还是组建伊斯兰国，都会比现在更好。英美国家的政要与精英很可能也产生了“进步意义的革命”的错觉。

巴列维流氓后，宪政自由派领导人巴赫蒂亚尔组建了临时政府。他对外宣称，以民主的方式选举国家领导人，并实施宪政。几乎所有人都认为，霍梅尼不会介入政治，对政权不感兴趣。

事实上，多数伊拉克什叶派及传统伊朗什叶派几乎不干预世俗政府事务。霍梅尼多次通过西方媒体表示：“什叶派宗教领袖不是要去统治别人”。

就在1978年11月，霍梅尼接连接受美联社、联合新闻社、英国卫报采访时，都明确表示：“个人愿望、年龄及我的健康，都不允许我执政”，“我不想拥有权力或政府的掌控权，我对权力不感兴趣”。一些西方媒体甚至将霍梅尼吹捧为为伊朗争取自由又淡泊名利的“华盛顿式英雄”。

就这样，这位老谋深算、年近80的老头骗过了所有人。1979年2月1日，霍梅尼结束了14年的流亡返回伊朗，法航机长亲自搀扶霍梅尼下机，当时数万信众前来迎接。霍梅尼发表讲话，向伊朗人承诺，伊朗将迎来一个民选政府，教士不干政，人人享有免费电话、电力、暖气及巴士，“没有人会在这个国家无家可归”。

但是，一回到伊朗，霍梅尼立即向其盟友开刀，首先公开反对巴赫蒂亚尔率先组建的临时政府，并称：“由我任命政府，我会任命一个受民众拥戴的政府”。回国仅10天后，霍梅尼就任命巴札尔甘为临时政府总理，并要求民众：“你们必须要效忠他”。他甚至发出警告：“这是真主的政府”，谁违抗这个政府就是违抗真主。

霍梅尼先稳住军队，使军队保持中立，然后大力信徒为私家军。当霍梅尼起势时，伊斯兰革命卫队倒向霍梅尼，并血腥镇压宪政自由派及反对者，巴赫蒂亚尔逃亡法国（1991年被在巴黎被伊朗特工暗杀）。不信教、不信神的左翼政党很快被清除殆尽。大批旧政权的高级军政官员遭到囚禁或处决，王室财产被没收，富人们纷纷出逃。

同年3月，霍梅尼公开宣称：“不要跟我提民主，那是西方那一套”，“不要西方，不要东方，只要伊斯兰”。

霍梅尼发起了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运动，将伊朗全面伊斯兰化。

霍梅尼废除了巴列维王朝颁布的《女性家庭保护法》，采用伊拉斯法令，强制要求妇女必须遮掩头发，严禁抽烟喝酒、男女游泳；要求中小学及大学停课，对教材、老师队伍进行整顿，所有课程都由“伊斯兰大学委员会”编写，查处一切西方书籍及电影；将女孩的法定结婚年龄降到9岁，已婚妇女则不允许在普通学校上课。

一两个月前还欢呼雀跃的革命女性，这时目瞪口呆了。在3月8日，国际妇女节这一天，德黑兰妇女爆发了大规模示威活动，他们高举着诉求标语，用波斯语和英语写着：“我们要平等”，“女性解放才是社会的解放”。

当时，游行的女性依然面带笑容，丝毫并未感觉到，她们将长期头戴黑纱，身穿长袍，巴列维时代的开放已一去不复返。

3月31日，伊斯兰共和国以公投的方式成立。从巴列维流亡到伊斯兰国成立，不过短短2个半月，西方人、伊朗人、全世界都还没反应过来，伊朗已经彻底进入了政教合一的霍梅尼时代。

霍梅尼将美国和以色列列为伊朗的头号敌人，他号召革命卫队及教徒打砸一切带有西方文化色彩的可口可乐、麦当劳、酒吧、咖啡馆、赌场及娱乐场所。

10月，流亡的巴列维前往美国治疗癌症，这事激怒了伊朗信徒。11月4日，霍梅尼煽动数万信徒冲入美国大使馆，将66名工作人员扣为人质。这就是震惊世界的伊朗人质事件。

事件发生后，美国朝野哗然，卡特总统立即制裁伊朗，终止了从伊朗进口石油，冻结了80亿美元的伊朗人在美资产。伊朗提出释放人质的条件，包括遣返流亡美国的巴列维，就1953年策动政变向伊朗道歉。

当两国外交陷入僵局时，卡特总统命令美国特种部队发起人质营救行动。1980年4月24日22时，美国尼米兹号核动力航母逼近伊朗海域，8架直升机搭载180名突击队员，直奔德黑兰营救人质。

然而，在飞行途中，3架直升机因沙漠爆发沙尘暴而掉队，卡特总统当即取消了营救任务。更糟糕的是，在撤离过程中，直升机与运输机相撞。第二天，美国政府向外界公开营救计划失败。

人质营救失败直接导致卡特连任大选失利，里根总统刚上台，便与伊朗达成了协议。1981年1月20日，美使馆人员被挟持了444天后终于获释。

伊朗人质事件对美国来说是奇耻大辱，从此美伊两国成了冤家仇敌。不过，霍梅尼在这起事件中获取不菲的政治资本，国内威望爆棚。不过，霍梅尼的野心远不仅此，他试图超越国家概念统一穆斯林，向全世界输出伊斯兰革命。他声称：“在世界各地建立伊斯兰国家是革命的伟大目标”。

霍梅尼选择伊拉克作为革命输出的第一个目标。伊拉克是什叶派的发源地，占人口的55%，但是多数信徒不参与政治，当时的伊拉克由逊尼派萨达姆·侯赛因掌控政权。霍梅尼在伊拉克流放十余年，拥有不少信徒，更有机会发动伊斯兰革命。而萨达姆则企图趁霍梅尼立足未稳之际打击伊朗。

1980年9月22日，两伊战争爆发。两国都未曾想到，这场战争一打就是八年。苏联、美国、英国、法国及中国都纷纷向两国出售武器。这场战争被认为是“用最先进的武器打了一场最原始的战争”。因为两国士兵素质偏低，基本上不会使用美苏提供的先进武器，有时只能陷入惨烈的肉搏战。

令所有人没有想到的是，美国里根总统在出售武器给伊拉克的同时，还暗中向伊朗输送。1986年11月4日，在伊朗人质事件七周年集会上，伊朗议长拉夫桑尼宣布，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麦克法兰曾秘访德黑兰，双方达成了交易，美国向伊朗提供军火，美国要求伊朗帮助释放在黎巴嫩被劫持的美国人质。

令美国人无法接受的是，里根总统主动向伊朗示好，给伊朗官员赠送了一本里根亲笔签名的圣经，一块象征打开美伊关系的钥匙型蛋糕。

这就是著名的“伊朗门”。这一事件给里根的执政生涯几乎带来毁灭性打击。里根辩解称，改善与伊朗关系主要预防伊朗在两伊战争中倒向苏联阵营。不过，里根在戴维营向全国发表电视讲话承认：“在执行对伊朗的政策中有缺陷，犯了错误。”

此后，美国国会出具了一份长达690页的调查报告，调查费用达近800万美元。报告指出联邦高官欺骗公众、藐视法律程序。这一案件随后转移到美国司法机关审理，最终，主要负责人、国家安全事务总统顾问约翰·波因德克斯特被华盛顿联邦地方法院判处6个月的监禁。

“伊朗门”对美国政界影响巨大，从此对伊朗的强硬态度，成为美国两党的“政治正确”，没有任何一位总统敢触碰这一雷区。

两伊战争最终在联合国的调停下于1988年8月结束。这是一场两败俱伤的战争，伊拉克死亡18万人，伊朗死亡35万人，两国经济被战争拖垮，社会陷入灾难性重建。但是，两国领袖都各自宣布赢得了战争。

两国都输了战争，萨达姆和霍梅尼却赢得了统治声望。在两伊战争中，霍梅尼大力推行法基赫体制，在司法、议会、行政及经济领域全面实施伊斯兰化。伊朗表面上有总统、议会、法院，但神职最高领袖才是伊朗的掌控者，以法基赫监护的身份控制司法、行政、军队大权。

霍梅尼杀害了几位大阿亚图拉，控制了宗教委员会和革命卫队，提拔哈梅内伊为阿亚图拉，将其扶上总统席位。

霍梅尼在两伊战争期间，将大部分私人资产收归国有。目前，伊朗经济的85%由官方及半官方掌控，伊朗伊斯兰基金会和革命卫队控制着大量经济利益。

这种结构性矛盾导致伊朗经济增长缓慢。伊朗人抱怨生活水平下降，霍梅尼则声称：“经济是笨蛋的东西”，“宗教高于物质”。

霍梅尼去世后，哈梅内伊成为了伊朗新的最高领袖，并成为大阿亚图拉。哈梅内伊基本上延续了霍梅尼的“宗教遗产”，国内社会结构固化，经济并无太大起色。近些年，在美国的封锁下，伊朗通胀率高企，经济陷入困境，不少城市爆发了游行示威。

不过，哈梅内伊比霍梅尼更擅长向穆斯林国家输出伊斯兰革命。伊朗只支付了大概相当于每年GDP0.5%的费用，却扶持了10多万伊拉克什叶派民兵组织、7万黎巴嫩真主党以及也门25万胡塞武装。这些武装的规模相当于整个伊朗的军力。

伊斯兰革命快速繁殖，其实要感谢布什总统父子。老布什和小布什都曾对伊拉克发动军事打击，萨达姆被剿灭后，伊朗什叶派向伊拉克及周边大举渗透。其中，这次被特朗普“斩首”的苏莱曼尼就是主要负责人。

伊拉克的什叶派领袖是大阿亚图拉西斯塔尼，他是伊拉克1500万什叶派穆斯林的真正领袖，美国在伊拉克对其也需礼让三分。西斯塔尼是一个温和派，不主张什叶派干预世俗政权，同时看不上伊朗的哈梅内伊。

不过，伊朗伊拉克及周边输出革命，带有强烈的利益驱动，少部分伊拉克什叶派愿意为苏莱曼尼卖命，并在2014年成立了亲伊朗的“人民动员力量”武装组。苏莱曼尼的策略是，利用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黎巴嫩真主党以及也门胡塞武装长期恐袭美军，伊朗从中谋求利益最大化。

苏莱曼尼此次被杀，与2019年10月伊拉克掀起的反伊朗行动有关。为了缓和两伊矛盾，将矛头一致对准美国，苏莱曼尼在伊拉克频繁活动，与“人民动员力量”武装、黎巴嫩真主党以及也门胡塞武装策划针对美国的恐袭活动。

特朗普认定，美国商人在伊拉克被炸死，美驻伊拉克大使馆被烧，幕后主使均指向苏莱曼尼，随即发起刺杀行动。与苏莱曼尼一起被炸死的，还包括伊拉克“人民动员力量”创始人之一、副司令官穆罕迪斯。

这次攻击美国大使馆事件，再次刺激了美国人的神经，让人联想到当年的伊朗人质事件。很多人称，刺杀苏莱曼尼，报了美国当年人质劫持之仇。

当年卡特总统谋求连任，忌惮于人权外交，坐视巴列维倒台，霍梅尼趁机夺权。如今，特朗普谋求连任，民主党批评特朗普在中东问题上过于软弱，这个不安常理出牌的总统用这次“冒险”行动暂时赢得了更多选票。

对伊朗来说，美国这种“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的精准打击，可能正好打中了伊斯兰革命输出模式的七寸。

领袖将整个国家、整个伊斯兰世界、数千万穆斯林绑在一辆战车的意义已不大，因为对方可以越过炮灰精准打击战车发动机。如今伊拉克“人民动员力量”武装、黎巴嫩真主党以及也门胡塞武装领袖也可能会重新评估炮灰的价值及自我的风险。

苏莱曼尼之死，引发了巨大的意识形态争论。有人感叹，伊朗人今日留下的泪，其实是他们当年抛弃巴列维王朝时脑子进的水。有人为伊朗辩护称，伊朗在群雄逐鹿的中东立足不易，应该尊重每个国家的民族自决权及宗教信仰。

其实，一个国家尚未建立充分的思想市场之前，民众并不具备独立思考能力，没有能力作出理性的选择。在现代国家尚未建立之前，历史并不是民众创造的，民众没有选择的机会与自由。

伊朗的出路，只能交给时间来回答；伊朗的未来，只能靠激荡中的觉醒。

若算上宗教改革，欧美国家现代化也经历了三四百年的艰难历程。自礼萨加冕登基推行君主立宪以来，伊朗现代化进程不到百年时间。就连德意志，这个强悍的民族，也是经过炼狱般的洗礼，才最终明白了人类文明的真谛及灵魂的归宿。

这样一个宗教、种族及国际势力深度纠缠的国家，未来的路还很漫长、很艰辛。

参考文献：

【1】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亨廷顿，上海人民出版社；

【2】论伊朗巴列维王朝的覆灭，李春放，世界历史；

【3】旧制度与大革命，托克维尔，商务印书馆；

【4】伊朗现代化历程，冀开运，人民出版社；

【5】伊朗， 威廉?波尔克，光现出版；

【6】伊朗伊斯兰革命的形成，米拉尼，Westview；

【7】伊朗伊斯兰革命及其世界影响，陈安全，复旦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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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显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