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建：稳增长需要激发内生动力，避免政策本身成为不稳定的来源

作者：赵建，西泽研究院院长、教授。本文部分章节作为《金融时报》圆桌访谈内容。

对于政策层来说要注意两点：第一，要认识到金融风险的复杂性，尤其是提前注意到个体风险的交叉传染问题，树立系统论和全局观理念；第二，要做好市场化风险处置的基础服务工作，主要是立法和司法工作，保持各种规则的一致性、专业性和前瞻性，尽量避免政策反而成为不稳定冲击的重要来源。

（本文为西泽研究院发表的第566篇原创文章，赵建教授的第524篇原创文章）

（正文3400字，阅读时间6-8分钟）

1.回顾2021年，我国经济整体发展情况如何？去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我国国经济发展仍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在此背景下，如何看待2022年经济开局面临的压力？未来能否实现经济平稳健康可持续发展？

最新的统计数据表明，2021年中国经济在疫情反复不定，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压力下，在全球仍然表现出“一枝独秀”的稳步增长态势。上半年经济增长比较强劲，除了基数较低的因素影响外，主要还是内外循环相互促进的格局已经显现出较为显著的内生力量。尤其是出口驱动的外循环力量，继2020年下半年后，继续显示出中国疫情防控成功在供给侧形成的优势，世界工厂、制造业大国和疫情时期的“全球供应商”角色进一步显现，保障了全球商品和物资供应链的稳定。2021年下半年以来，中国抓住稳增长压力较小的窗口期着力于调结构和防风险，确立了“30、60双碳目标”和共同富裕发展远景，更加注重经济发展的质量，再加上病毒变异引发的新的疫情反复，GDP增长速度有所放缓。另外，在地方政府和房地产企业债务的治理过程中，固定资产投资的速度有所放缓，这些也对经济增长速度形成一定的制约，但并没有改变中国经济总体上稳中向好的局面。

然而，我们需要看到宏观数据背后的一些结构性矛盾和微观主体存在的困难与问题。2021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前瞻性的看到了中国经济面临的“三重压力”，这为2022年的政策思路和宏观走势指明了方向，2022年将面对更多的制约经济复苏回暖的因素，政策层将在稳增长方面做出更多的努力。虽然相较于2021年，中国经济面临的困难和问题更多，影响经济稳定增长的不确定因素更多，但并不会改变中国经济实现稳健发展的势头。一是政策层已经意识到了问题的存在，并已经开始实施相应的逆周期调节措施，“政策工具箱”里面的工具足够多。二是内生的周期性力量也正在积蓄，数据也显示出2021年来不断下降的固定资产投资已经有筑底回暖的势头。三是市场经济的韧性和大国经济的结构性力量，在应对经济下行时具有独特的优势，只要能让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占决定性地位，微观个体在大市场和大国基础设施的规模效应下，就能发挥出较强的自发动员的优势。

2.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今年经济工作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跨周期和逆周期宏观调控政策要有机结合。2022年，“稳”的基调在宏观调控具体如何体现？跨周期和逆周期如何更好有机结合？

在疫情反复和各种不确定因素交织的国内外环境下，稳定是第一要务。只有一个稳定的环境，经济才能正常地循环。现代经济是有周期的，这意味着“不稳定”是现代经济的客观规律。而且这个周期并不是单一的，而是富有层次的“短中长”嵌套在一起的。在天生不稳定、具有周期性的现代经济里保持稳定，既是一门政策科学，也是一门政策艺术。因此要理解“稳定”的内涵，并不是指绝对的、静态的稳定，而是相对的、动态的稳定，在设定的底线基础上要容忍一定程度的不稳定和宏观风险，这就是所谓的“底线思维”。如果认识不到现代经济的这种不稳定的客观规律，追求绝对的、静态的、一刀切的所谓稳定，那只能带来更大的不稳定。这就需要在宏观调控的过程中建立“底线思维+风险缓释”的理念，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在此基础上允许局部的、单个的风险出清，尽量按照市场化的方式处理好风险的分配和处置。对于政策层来说要注意两点：第一，要认识到金融风险的复杂性，尤其是提前注意到个体风险的交叉传染问题，树立系统论和全局观理念；第二，要做好市场化风险处置的基础服务工作，主要是立法和司法工作，保持各种规则的一致性、专业性和前瞻性，尽量避免政策反而成为不稳定冲击的重要来源。

政策的跨周期主要是指统筹考虑短、中、长周期的平衡关系，尽量站在中、长周期的角度考虑中国经济的长期稳健发展问题，面对短周期的波动要有“政策定力”。不能因为短周期的波动采取过度的逆周期调节政策而影响中国经济的中长期发展，因为政策都是有副作用的。当经济发生波动的时候，要注意区分波动的来源是暂时的短周期扰动，比如库存周期，还是中长期的问题。要储备好政策工具，留足粮草弹药，保持好足够的政策空间，不能一看到风吹草动就浪费子弹。当然，如果认为出现严重的趋势性经济失速和系统性风险，还是要精准施策、用足剂量、饱和应对。在形势较为严重的情况下，政策推出时机不果断、力度不够强，也是一种无效的浪费。

3.如何看待2021年全年“三驾马车”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在今年的特殊环境下，您认为经济增长的动能是否会有所变化？

2021年在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上，三驾马车的贡献可谓各具特色，总体上表现出“消费压舱、出口亮眼、投资趋弱”的格局。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仍然最大，四个季度稳定上升，从50.7%上升到了65.4%，对稳增长起到了巨大的“压舱石”作用。但我们也需要看到，消费贡献占比的提高，在去年下半年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投资贡献占比下降“被动”导致的。净出口继续亮眼，对GDP增长的贡献虽然在各种因素的影响下有所降低，但四个季度仍然稳定地保持在20%以上的水平上，是除2020年特殊年份外的十几年历史新高，尤其是进出口总额突破6万亿美元大关，占全球贸易的比重也创历史新高。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投资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下滑地比较厉害，2021年四个季度的贡献率分别为24.0%、18.2%、18.0%、13.7%，第四季度较第一季度下降近10个百分点。可以说，2021年下半年中国经济下行压力比较大，投资疲弱是主要原因。

在这个动力格局下，2022年稳增长意味着主要是要稳投资。从最近十年的平均动力结构来看，投资的贡献率一般保持在35%左右，才能保证中国经济维系在潜在增长水平，不至于出现较大的波动。净出口在2022年会继续保持比较好的势头，但在其他各国供给体系逐渐修复的情况下，很可能不会超过2021年的表现。因此在2022年经济增长的动能结构上，要在总量上保持一定的增速，最主要的是提高投资的贡献率。而在投资的“三驾马车”即制造业、房地产和基建这三大领域的固定资产投资上，回旋余地较大的主要还是房地产和基建，而这两架马车在2021年下半年表现出的是拖累效应而非驱动效应。因此我们认为，明年的增长动力格局，发生改变的主要还是投资，看投资能否从疲弱中逐渐修复和回暖。

4.目前，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高质量发展是“十四五”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2021年，我国高质量发展有哪些新的进展和新的突破？在今年推动高质量发展上要把握好哪些方面？

疫情以来，高质量发展的意义更加凸显。2021年，中国抓住稳增长压力较小的窗口期，在提升经济发展质量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一是从“碳达峰、碳中和”的高度，进一步坚定了绿色发展的道路，将高质量可持续发展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落实到了实处。2021年，无论是单位GDP耗能的降低，还是新能源产业的发展，都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二是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产业升级加速推进，尤其是数字经济比重稳步提升，大大提高了经济发展的质效。在疫情仍然反复和不确定性较高的背景下，产业数字化和数字技术在生活各方面广泛应用的趋势进一步增强，不仅较好地应对了疫情，还大大提升了经济循环的效率。三是确立了共同富裕的国家远景，采取各种措施降低财富和收入差距，将更多的政策资源向民生行业倾斜，让尽可能多的人享受到经济发展的成果。

这些高质量发展的进展和突破都不是短期的，都是立足于中国经济社会十年、二十年，甚至是新的一百年的发展战略。2022年作为十四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应该继续在2021年的基础上，在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继续前行和突破。双碳目标会继续加快推进，但是更加注重目标落实与稳增长之间的平衡和具体推进的技术路线，相信绿色环保的基础设施建设会有较大的突破。在数字经济发展方面，如果说2021年是数字经济规范发展的治理之年，2022年将是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开局之年，过去在某些领域、某些行业存在的无序发展、野蛮生长的问题会得到较大的改善。2022年共同富裕的百年愿景会进一步落实，民生经济的发展会得到更有效的政策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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