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会不会缺，但不囤就不踏实”。9月1日，深圳和成都同时升级疫情防控措施。消息一出，两地部分市民的第一反应都是——“抢菜”。
人头攒动的超市、农贸市场，被“搬空”的冰柜、货架，以各种姿势抢菜的市民，相似的画面，在各个社交平台随处可见。随后两地官方媒体均发布消息，表示蔬菜管够，不必囤积。
事实上，疫情影响下，面对可能出现的“买菜难”问题，不少超大城市都曾出现囤菜热潮。诚如粮食安全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重要的民生问题、政治问题，“菜篮子”安全亦是如此。
在今天的社交媒体上，各类蔬菜、肉类已填满货架，留下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超大城市究竟会不会缺菜？
自给
要回答此问题，首先值得关注的是，超大城市到底能不能提供充足的菜，尽可能优先、就近满足本地的需求？
在农业领域，一般用“自给率”来形容城市这方面的能力。《农民日报》一则文章指出，通俗一点讲，蔬菜自给率就是既要“为我所用”，也要“为我所有”；不是我到市场上去买的，也不是我的外埠基地供应的，而是必须实实在在“生于斯、长于斯”；只要我想吃，这部分物资就能产得出、运得了、供得上。
对于产业结构调整开启较早、农业占比普遍较小的超大城市，还能否保持足够的蔬菜自给率？我们不妨看看这次出现“抢菜”的两个城市。
先看成都。历史上，四川成都平原地理条件优越、城市优势突出，历来有“天府粮仓”之称，而成都则是“天府粮仓”的核心区。
从三次产业结构来看，2021年，成都一产增加值为582.79亿元，在万亿俱乐部城市中仅次于重庆和福州。都市现代农业也一直是成都产业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成都，农业并未被“优化”掉，相反，在保障成都当地农产品供应的同时，大量产品还作为优势产品运往全国。
蔬菜就是其中之一。昨天，面对“缺菜”的担忧，成都下辖县级彭州市农业农村局对媒体披露，当前全市在田蔬菜面积约6万亩，成熟期近2万亩，日产约600吨。
这也让彭州再度被人所看到——彭州是全国主要“南菜北运”和冬春蔬菜生产基地，也是西南最大的蔬菜交易中心，彭州每年的蔬菜总产量近一半销至省外。
在彭州的支撑下，有数据显示，2020年，成都蔬菜播种面积稳定在260万亩左右，产量稳定在600万吨左右，叶菜自给率达到100%。
深圳恰似成都的“对立面”。以48.1%的建成区面积占比高居全国城市前列的深圳，2021年一产增加值仅为26.59亿元，在万亿城市中排名末位。这意味着，深圳不具备像成都这样的蔬菜供应条件。
但放眼整个广东，粤东西北分布着多个农业大市。不仅有湛江、清远等蔬菜基地为包括深圳在内的大湾区“保驾护航”，就连作为省会的广州同样是蔬菜种植大市，蔬菜产量在全省仅次于湛江，蔬菜自给率更高达100.6%。
此前《南方农村报》曾统计，以今年一季度的蔬菜产量来计算，广东蔬菜基本实现自给自足。
图片来源：《广东省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十四五”规划》
盈亏
是否所有超大城市都有这么强大的后盾？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统计，今年7月下旬，全国蔬菜在田面积10413万亩，同比增加385万亩，产量2959万吨，同比增加142万吨。
具体看不同省份的情况。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各省份去年蔬菜产量数据显示，全国共有5个省份蔬菜产量超过5000万吨。
其中，山东以8801.08万吨位居全国第一，其次分别是河南产量7607.15万吨、江苏5856.57万吨、河北5284.21万吨、四川5039.09万吨。
而7座超大城市中，成都、广州、深圳所在的四川省和广东省，蔬菜总产量都位列全国前十。
重庆蔬菜总产量居第13位，但人均蔬菜产量在7个超大城市中最高，为680.05千克。另外3个直辖市北京、上海、天津，蔬菜总产量及人均产量排名则相对靠后。
不仅要看产量，也要看消费量。
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20年数据来看(2021年数据暂未公布)，蔬菜及食用菌人均消费量最高的5个省份依次是重庆、湖北、北京、四川、天津，均超过117千克。
究竟，各地蔬菜产量到底能不能满足众多人口的消费需求？
若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20年各省份人均蔬菜及食用菌消费量乘以年末总人口，计算得出各省份消费总量，再与已公布的各地蔬菜总产量对比可以发现，全国绝大多数省份蔬菜产量都远高于其消费量，“菜篮子”可谓丰盈十足。
在此基础上，有条件的超大城市也在想方设法提升蔬菜自给率。
2010年，全国多个大中城市蔬菜自给率不超过30%。对此，国务院曾发布《关于进一步促进蔬菜生产保障市场供应和价格基本稳定的通知》，要求稳定和提高大城市蔬菜自给能力，“特别是城区人口在百万以上的大城市”。
如今，上海的蔬菜以及绿叶菜的自给率已长年保持在40%和80%左右；广州蔬菜自给率常年达到100%；北京蔬菜自给率也从2010年10%左右逐渐回升稳定到2021年的15%。
流通
当然，超大城市不一定都能像广州一般将蔬菜自给率拉升至100%，特殊情况下，也可能存在一时蔬菜供应不足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是否有充足的应对措施？
事实上，对于此次突如其来的“抢菜”，成都和深圳也主动出击，应对可能出现的蔬菜供应不足问题。据报道，成都多家保供企业加大蔬菜调拨通道，比如从昆明、山东等蔬菜基地额外调货配送到成都；深圳最大的“菜篮子”企业同样选择增加库存，而蔬菜来源也以云南、广东及山东为主。
从数据上看，山东的确是当之无愧的蔬菜种植大省。但仅仅产量大还不足以说明山东蔬菜的竞争力——在其背后，是一套完善的蔬菜流通供应链。
财经作家秦朔曾到山东的“中国蔬菜之乡”寿光考察时发现，一些地方的农产品自己进京销售，卖不动，要先运到寿光再进京，因为“不到寿光，就享受不到大市场一站式服务的红利”。
具体而言，“一站式服务”包含了蔬菜产业链上下游各个环节。在当地媒体报道中，寿光是蔬菜信息、价格、营销、物流、储存和加工的高地，它不仅是全国最大的蔬菜集散中心，更是价格形成中心、信息交流中心和物流配送中心。平均每一分钟就有8526公斤的寿光蔬菜销往海内外。
提高流通能力也是自1988年开始推进的“菜篮子”工程中的重要内容。当时，正是由于生活水平提高带来食品消费水平、结构的变化，“菜篮子”工程要解决各类副食品供应的紧张问题，而这又集中反映在城市特别是大中城市。从提高自给率的生产端，到提升供给安全的流通端，最终提升城市副产品的供给水平。
眼下，对于超大城市的蔬菜需求，一套健全的流通体系已然基本成型。数据显示，到2020年，农副产品市场已经成为全国城乡的农副产品流通大动脉，覆盖所有大中小城市，其80%以上的鲜活农副产品是通过批发市场提供的，通常是城市规模越大、这个比重就越高。
对于处于不同地理位置的超大城市来说，在全国范围内纵横的蔬菜通道，也提供了重要的补充。根据《全国蔬菜产业发展规划(2011~2020)》，我国蔬菜产区具体划分为华南区、长江区、西南区、西北区、东北区和黄淮海与环渤海六大片区，不同片区生产的蔬菜种类、时间各异，通过南菜北运、北菜南运等机制，丰富了身处每个城市市民的“菜篮子”。
总的来说，超大城市很难出现完全“缺菜”的情况，而一个重要前提在于保障物流畅通。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副研究员张晶此前在受访时指出，局部蔬菜减产或运输中断并不会影响大城市的蔬菜供应，但在流通受阻、大城市成为“孤岛”时，在一定时间内为居民“菜篮子”提供保障的就必须是城郊菜地，是城市自己的供应能力。“现阶段我们讨论大城市蔬菜自给，一个预设条件是‘应急’。”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稳定大中城市常年菜地保有量，大力推进北方设施蔬菜、南菜北运基地建设，提高蔬菜应急保供能力”。
（文章来源：每日经济新闻）
文章来源：每日经济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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